一个美国人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何伟能说中文、阿拉伯语，甚至四川话，非常罕见。
1996年，何伟在四川涪陵师专当了2年英语老师。然后，他又在中国做了9年记者。1996至2007年间，他在中国的11年经历，化作中国三部曲：《江城》、《Oracle》和《寻路中国》。
他的书我都看过，相比那些不着边际的虚构小说，我更喜欢何伟扎实的调查，真实的体验，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2011年，谁都没想到，何伟带着他的华裔妻子和两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举家搬迁到动乱中的埃及，一待就是5年。
一本关于埃及的书
《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何伟的新书，目前还没有简体中文版，根据书中语境，The Buried 是考古挖掘现场的意思，如果要翻译成中文，我希望书名是《迷途埃及：关于革命的考古学》。和他的《寻路中国》一样，这也是一部探寻古老文明现代化之路的纪实作品。
“埃及之路”和“中国道路”，路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
何伟这本书记录了他在埃及的5年，他见证了“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社会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也见证了整个革命迅速破产后，埃及社会陷入更加无序的集权主义，社会气氛比革命前更加沮丧和麻木。
不同的国运
同样的文明古国，同样的人口众多，同样被西方欺凌，几乎同样的时间建国（新中国1949年成立，埃及1953年建立）。
70年前，两国是难兄难弟，同样都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70年后，两国却截然不同，中国初步实现工业化，迈入小康社会。
而埃及仍旧在死循环中停滞不前。国家体系濒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
是什么让中国和埃及不一样？思来想去，就是彻底的社会改造。
回想过去，很多事情，起初看起来过于激烈，甚至是一个错误，但眼光放远一点，几十年后回头看，才慢慢发现它的好处。不要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你将发现，很多目标在你视线之外。
让我从三个关键词：男女平等、土地改革、文化教育，来阐述我的思考过程。
男女平等
《The Buried》第一次出现我心头一颤的段落，是何伟和垃圾回收人Sayyid的闲聊，两个女儿在一旁玩耍。
Sayyid问：你会给你的两个女儿做“割礼”吗？
何伟看着他那两个一脸天真的女儿，说：当然不，在美国，这样做是违法的，这对于女孩太残忍！
Sayyid满不在乎地说：这在埃及也违法，但人们照样做。
何伟在书中提到一组数据：
在2015年，根据埃及人口卫生部的统计，90%的15到49岁的埃及女性都接受过“割礼”，这个词听起来很斯文，其实，从医学角度翻译，就是“外生殖器切除手术”。
▲ 割礼现场
埃及人通常让女孩子在9至12岁之间举行“割礼”，整个过程惨痛无比，据说比女人生小孩还痛，10%的女性死于“割礼”短期并发症，25%死于长期并发症，例如各种慢性妇科病，“割礼”会使女性分娩死亡率增加一倍，分娩死胎的几率增加三到四成。
可悲的是，从小受过这种酷刑的女人，当了母亲之后，还是十分热衷这一行为，她们认为“割礼”是自己女儿以后找个好人家的重要筹码。因为受过“割礼”的女性，不仅意味着是处女，而且几乎丧失了体验快感的能力，对婚姻忠诚度极高。
对我来说，实在很难想象一个母亲，怎么能做到对自己的亲身女儿下这种毒手？但仔细一想，女性往往不就是迫害女性最大的执行者吗？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
我见过唯一“裹小脚”的女人就是我的奶奶，我记得奶奶说，她们那一辈人都这样，不缠足的话，就嫁不出去。我奶奶小时候，给她裹小脚的，正是她裹着小脚的亲妈。
裹小脚是典型中国封建社会的陋习。其具体做法是用一条狭长的布袋，将妇女的足踝紧紧缚住，从而使骨骼变形，脚形扭曲变小，一方面符合当时的审美观，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将女人禁锢在家里的方法，女人一旦双脚紧裹而致残，就不能随意外出，只能留在家里操持家务。
埃及让女人失去快感，旧中国让女人失去行动能力，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让女人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女子缠足是要蒙受极大痛苦的。据记载，女子缠足约从四五岁开始。清末民初，社会普遍认为缠足是陋习。晚清和民国亦主张废除此习俗，但缠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消失。
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一时间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涌现。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也是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上的标志性人物。1930年，梁军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贫苦家庭，1950年6月，以她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
说实话，我曾经非常反感这样的女人形象，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我支持男女平等，但不支持男女完全一样，女人为什么打扮得和男人一样？膀阔腰圆、留着短发、穿着工装、开着拖拉机，毫无女人的美感。男女要有分工和搭配，才是真正的平等。比如说，男人开拖拉机，女人当幼儿园老师，男人做炼钢工人，女人当纺织工，这样不好吗？
但看了何伟的这本《The Buried》, 对比埃及的现状，才深刻体会到，要革除几千年文化形成的病灶，必须采取非常激烈的手段。
新中国建国伊始，普遍的社会观念，还是女人必须裹小脚，“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国家一定要冲到第一线，把男女平等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强制任何岗位都有女性。只有如此，才能扭转老百姓的观念。
依靠法律威慑、思想宣导，就指望底层百姓自己觉悟，和封建残余一刀两断，一夜之间自我改造成“社会新人”？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绝对不可能！
过去70年，埃及经历了2次革命，社会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不仅如此，由于殖民传统和地缘关系，埃及继承了英法列强许多先进的法治精神。在法律上，埃及男女天生平等，明令禁止“割礼”。
但，有效果吗？没有！
2015年，还有90%的妇女接受惨无人道的“割礼”。
同样的文明古国，埃及和中国，过去和现状一对比，我就会坚定地相信，要短时间改变几千年形成的陋习，“矫枉”必须“过正”！
何伟对男女平等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社会，如果女人长期受压迫，受害的不仅仅只是女性，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埃及一个中国人开的工厂，何伟遇见很多埃及年轻女孩，虽然生活在一个女性被压抑的社会，但她们依然开朗热情，甚至主动和一个陌生的美国男人攀谈，相比之下，中国女孩就显得非常内向害羞，而不善言辞。
根据我的第一印象，不考虑文化和经济背景，我认为埃及女人比中国女人更容易成功。但从长远考虑，社会环境和体系比个人因素更加重要。如果问她们，是否想有一天拥有自己的生意和工厂。在中国，那些害羞而内向的中国女人，会毫不犹豫，因为这就是她们的梦想，一旦机会出现，就会全力拼搏。而那些开朗的埃及女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并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几个不会阿拉伯语的浙江农民，去埃及乡下卖内衣，居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远比埃及本土商人成功。其中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归根到底也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埃及男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男尊女卑，工作不认真，废话特别多，尤其喜欢对女顾客评头论足，习惯性把女人当作男人调侃的对象。对于女顾客来说，不堪其扰，但又无可奈何，埃及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相比之下，浙江农民不会阿拉伯语，反而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为没法沟通，就默默站在一边，任由客人挑选，这样一来，埃及的女顾客就觉得非常自在，在她们看来中国男人懂得尊重女人，每次来购物，都出手大方。就这样，话不多的浙江农民，成了埃及女人最喜欢的生意人。而埃及男人，连在表面上对女人尊重一点，也做不到。比“穷、懒、笨”更可怕的，是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何伟也说，埃及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埃及缺少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其实埃及不是没有经历过革命，二战后，埃及经历了很多次。但是每一场都不彻底，只完成了统治阶层的转变，没有大刀阔斧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变，而是寄希望与渐进变革。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列强逐步发展的300年，正是东方各国被洗劫的300年。在这300多年中，西方的社会变革可以循序渐进，可以缓慢推进。但是，二战之后才独立的各文明古国，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百废待兴的局面，哪里有时间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要改变，必须砸掉千年陋习的桎梏，洗心革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拿埃及的“割礼”陋习来说，随着社会开放，再过50年也许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50年啊，埃及人民等得起吗？在新技术产业革命瞬息万变的时代，10年不进步就足以被世界抛弃，更何况50年！何伟想让两个女儿学埃及当地的阿拉伯语，但找遍开罗所有的优质学校，居然没有一个使用埃及阿拉伯语授课，要么用英语，要么用法语，在那些学校里，讲本国法定语言（埃及阿拉伯语）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埃及上流社会都讲外语！这简直难以想象，如果中国的所谓上流社会不讲普通话，你可以接受吗？何伟的双胞胎女儿，在入学前还很友好地用阿拉伯语与穷人交流，但到了埃及的贵族学校后，就潜移默化地被灌输等级观念，然后就再也不说阿拉伯语了。埃及的语言体系非常混乱，就算阿拉伯语，还被分为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一种是经典阿拉伯语Fusha，语法复杂，结构封闭，犹如中国的文言文，很少有人使用。另外一种是普通阿拉伯语，类似我们的普通话。于是，官方正式场合说Fusha，老百姓说普通阿拉伯语。与此同时，埃及精英阶层留恋殖民时期的英语、法语等强势语言，对本土语言不屑一顾。混乱的语言，最终导致埃及出现“底层文盲率奇高，精英阶层弃用阿拉伯语”的畸形现象，让本已固化的阶层疏离愈显严重。埃及最大的悲剧就是，穷人没有能力爱国，甚至毫无国家观念，而精英有能力爱国，却也不爱国。当何伟带着他的朋友（垃圾回收人Sayyid）去国家博物馆时，Sayyid被保安拦住，理由居然是，像Sayyid这样的外貌和衣着打扮的低阶层人士，不应该来博物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一个衣着不体面的中国人买了门票去故宫博物院，结果被保安拦住了，理由是，阶层太低，不应该进博物馆。那第二天，这个新闻一定上热搜，举国哗然。但在埃及，这一切司空见惯，甚至连Sayyid本人，如果不是何伟再三邀请，他一辈子都不会去博物馆。当Sayyid被保安拦住时，他不恼怒，而是逆来顺受，在他看来，像他这么低阶层的人，本来就不应该来国家博物馆。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何伟想要给Sayyid的儿子买一本儿童画册，没想到，所有的画册，有英语版、法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意大利语版，就是没有阿拉伯语版。你可以想象中国博物馆里不使用中文吗？在一个语言系统复杂的古老国家，强制推广一种官方语言，非常重要！埃及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曾经觉得过于强势的汉语普通话，破坏了各地的方言多样性，但比起一个国家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方言弱化的后果，实在不值一提。语言文字是凝聚一个国家的重要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对自我的最基本的认同都没有，正如埃及这样，这个国家必定是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数亿成年文盲，埃加德·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描述道：在当时西北地区“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识字率，汉字简化功不可没。毫无疑问，简体字大大降低了“初学者的畏惧心理”，下面五个字的繁简对比就能说明一切：1945年，国家提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全国平均识字率只有20%，而到了1978年，短短29年，识字率上升到75%。教育的普及，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而埃及到了2015年，男人识字率80%，而女人则不到70%，成年人平均识字率还不到80%，和1978年的中国几乎一样。就识字率来说，70年前，埃及中国在同一个起跑线，如今，埃及落后中国整整40年。语言文字的统一和基础教育的普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石。没有埃及作为参照系，我们可能很难正确理解基础教育的意义。所谓最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不仅仅教会了公民最基本的认字和算数，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系统性的集体生活，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团队精神。中国的农民工和埃及的农民一样，出身在农村，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农民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不仅能看懂培训资料，进行简单的计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农民工更能适应集体生活，到了城里的工厂，很快就能融入工厂宿舍，按部就班的服从管理，高效准确地完成生产任务。何伟的书中提到，埃及有一个中国工业园，来自天津的王老板投资办了一个服装厂，他说，埃及有很好的棉花，土地也便宜，他采购了现代化的设备，投资了一百万美元，但是在这两年，他亏了很多。最大的问题永远是劳动力问题，工人的心智太差！他们工厂需要24小时运行，要三班倒。在埃及，女人不能在外过夜，他只能雇佣男性员工，虽然埃及人力价格比中国便宜很多，但是埃及男人文化水平低，纪律差，难培训，懒惰又自以为是。几乎所有作为一个员工的缺点，埃及男人都具备了。他辞退了90%的男人，他只用女员工，工厂始终没办法像在国内那样，高效运转。埃及人力资源虽然便宜，但性价比却远不如中国，以至于很多在埃及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挣扎了几年，又把工厂搬回中国。中国的农民工虽然算不上顶级人才，但别说埃及没有，就算放眼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优秀人力资源，他们受过教育、素质高、纪律好，肯吃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才能做到完全靠自己，一步一步脱贫致富，而不像欧美列强那样，依靠奴隶贸易、殖民统治、输出鸦片，完成血迹斑斑的原始积累。我比较喜欢历史，关于我国的土改，我也看了国内外的很多资料，在这里，我也只能用“手段比较激烈”来形容。但是和埃及相比之后，你就会理解「土改不是请客吃饭」，土改的本质就是砸地主的饭碗，砸人饭碗，就是谋人钱财、害人性命，手段不激烈，不可能完成土改。都是国情相近的文明古国，同时期建国，经历不同的土地改革，70年后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局面。1954年，纳赛尔领导埃及独立。随即，埃及也和中国一样，开始推行土改。埃及的土改和中国不同，是所谓的“非暴力土改”，也就是在现有法律架构内，国家出钱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然后分给人民。因为国家没钱，所以埃及土改陆陆续续搞了3次，历时15年。进展非常缓慢，只有20%的农户得到土地。对埃及农民来说，雪上加霜的是，80年代以来，埃及按照西方的理念推进私有化改革，过去负责土改的“农业改革署”，如今已然成了帮助地主夺地的官僚机构，加上官员贪渎，大批农民成为无地、无宅、无业的绝对贫困人口。和埃及纳赛尔相比，我国的农村政策，就显得非常简单明了，就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先决条件是“打”，没有“打”，地主的土地拿不出来，所以新中国的土改路线是一条斗争的路线，“打”字当头，地主为此就要受损失。我去过美国47个州，走遍美国城市乡村，在我眼里，美国整体上当然比中国先进，但有一点，美国赤贫者简直一无所有，穷人一旦无家可归，意志更加消沉，抵御诱惑的能力几乎为零。即便给他土地和房子，也早卖了换短暂的醉生梦死。中国农地的所有权结构，对于农民来说，是最安全的。曾经有一个美国朋友来中国旅行，他第一次来，我问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居然说，没有homeless，也就是没有流浪汉。对啊，中国应该是无家可归者最少的国家之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你去富得流油的美国纽约、芝加哥看看，那遍地的流浪汉，就会知道，中国给最底层的老百姓画的那条底线——农地和宅基地，是多么重要，就算在城市混不下去了，中国的穷人还有一个退路，有一个容身之处，不至于流落街头。二战之后，欧美日先进国家越来越富，而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很少从谷底翻身，他们一直在苦难的泥潭徘徊。细细数来，这样的国家很多，人口合计数十亿，甚至超过地球人口总数的一半：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除了中国以外，韩国和土耳其，混得相对比较好。韩国在美国全力扶持之下，经过几代军阀铁腕统治，完成了工业化，才凤凰涅磐。土耳其走的是彻底西化的道路，甚至将自己的文字都拉丁化，虽然依靠加入北约获得很多外援，但是依旧没有完成工业化。而且处境尴尬，数十年如一日，用热脸贴西方的冷屁股，想加入欧盟，却总是被拒之门外。中国是唯一靠自己力量，洗心革面，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把中国从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建设成一个工业化国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虽然也结出了很多灿烂的成果，但也固化了很多深入骨髓的顽疾。这就好比一台中毒的老电脑，速度慢如牛车，想靠杀毒软件或者更新应用程序，来提高电脑，只是治标不治本，更彻底的解决方案是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而新中国，就是硬盘格式化，重装系统，在格式化过程中，虽然也遗失了一些好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彻底根除那些顽固不化的病毒，然后装一套全新的系统。像埃及这样受6千年腐朽文化荼毒的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一场硬盘格式化的革命，但埃及只出了一群目光短浅的军阀，却没有政治家，这就是埃及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可能有人说，拿中国和埃及比，是在比烂，你怎么不跟“英、法、德”比？很简单，国情决定一切，中国的国情和埃及比较接近。和埃及相比，就会深刻领悟到，改开前30年的成果，对后30年的发展非常重要。前30年，完成社会改造，扫清封建余孽。后30年，实行改开，逐步完成现代化。相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近代中国是多么幸运，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前一后，把中国从一个落后愚昧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现代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