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映生活：美国基层社会生活的空心化与极化现象的侵入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英国近世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曾在其作品中反复强调地方基层社会对于实现人类荣景至关重要，对柏克来说，最好的生活始于“一小群人”（“little platoons”）——比如说，家庭、教会和居住地的基层社区——这些“小群”能有效引导人们走向节制和坚韧等宝贵美德。正是在基层社区，也特别是在基层社区，我们才能公正且公义地生活。用柏克的原话说，“我们当紧密联系于经细分后的更小社会，爱我们在社会中所归属的小群，这是公共感情的首要原则（也可以说是萌芽之基）。这是我们走向爱我们的国家，乃至于爱整个人类的一系列旅程中的第一个环节”（To be attached to the subdivision, to love the little platoon we belong to in society,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e germ as it were] of public affections. It is the first link in the series by which we proceed towards a love to our country and to mankind）。

最近，笔者读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恩（Paul W. Kahn）新著《我们美国的民主：我们还能管理好自己吗？》（Democracy in Our America：Can We Still Govern Ourselves?）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2023年），围绕着他生活了25年的一个新英格兰地区小镇—— 康涅狄格州的基灵沃思（Killingworth）的基层日常社会生活经验而展开，向我们呈现了当代美国的一种不易为人察觉和洞悉的空心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恩此书可算是将柏克政治思想的旧视野投射到了当代美国实际社会生活的新经验上。

正是源于他来自于基层的观察经验， 卡恩认为自治的基础应是鼓励更多的志愿服务，而不应将焦点都聚集在投票行为上。志愿服务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能有一种“全民广泛投身于公共性服务”的氛围是很重要的。如果这种氛围趋于消失，就很可能会导致基层社会生活的空心化，而随之乘虚而入的就很有可能是原本已经高度极化的美国联邦整体层面的政治，那么基层社会的政治状况就会渐渐变得和联邦中枢层面一样的极化。

如果没有积极参与，公民们就失去了来自于与他人合作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判断能力。而志愿服务在今天的美国正遭受到是否能继续有效存在下去的威胁。在公民社会、商业、就业和舆论形成机制等领域和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使各个家庭彼此隔离，并与他们所在的社区隔离开来。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也生活在很大的经济和财务压力下，无法确定其孩子的未来前途，也得不到公民社会的有力支持。基层地方性媒体已逐渐趋于消失。居民们没有时间，缺乏相关信息，或者干脆缺乏兴趣和动力去做志愿服务者的工作。

此书特别说明了美式民主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面临到的不同问题。第一阶段是关于自治的规范和制度不能被普及到每一个人，特定群体（如基于财产，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被排除在参与的门槛外；第二阶段是形式上的参与性权力被广泛赋予，但和其具体的有效落实相关的各种机会未能被广泛地供给；第三阶段的问题则既不是排除在外，也不是缺少机会供给，而是来自于最根本的社会秩序的变迁，随着这重大变迁，原有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映照和联结开始逐渐被打破，二者间产生了一种错配和失谐。在这第三阶段，政治上供参与的制度和体系都是完备的，但人们却往往对参与毫无兴趣，也不愿花时间精力去给予注意，而那些积极参与的人又往往无法代表整体人群的面貌和状态（以及其关切之点），因此那些人所主导的地方基层自治的质量就非常成问题（甚至有些时候那些人干脆就是阴谋论者）。美国现正处于这第三阶段，其基层社会呈现的情况是：人们不愿做志愿服务，人与人之间所共享的常识在消减，仇恨乃至于互相攻讦则在增长，竞选的选战活动变得越来越不像公平竞争，而是有着党派之争立场的人们互相耍着不可公开的试图增加票数的各种小把戏。这些其实是在削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同时也不断让志愿公益服务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不过，卡恩完全不认为试图回到前两个阶段会是有效解决当前第三阶段所面临问题的正确方法。第一阶段带来的排除在外和第二阶段带来的歧视行为都是明显的民主病征，绝不值得怀念。

《我们美国的民主：我们还能管理好自己吗？》书封

此书认为，由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衰败，以及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型机制的低落，当代美国充斥着一种无序的所谓“平等化”过量泛滥的氛围。这种氛围虽貌似处处事事皆“平等”，但是却很不幸地既缺乏大众都普遍信任的权威，缺乏彼此间本应有的尊重，也缺乏广泛意义的责任感。人们不再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的社区里的公共事务，或者即使参与，往往也是在寻求更大自身利益和好处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此书很直接地说，如果所有人的意见和看法都被认为是完全平等且等价的，那么“常识”就有可能演变为暴民们所具有的意见，并因此其实就变成了无稽之谈。当人们受到这种无稽之谈的带动与影响，他们以为是在自行做决策，其实却很可能根本是丧失了自行做决策的能力。在美式民主的情境中，这类现象的累积将很可能产生民粹主义。对权威的美式民主的反感和质疑情绪可能最终制造出的不是审慎思考和精心选择，而恰恰是其反面。美式民主若想要发挥效力，必须要有一个积极有活力的且人们普遍热衷于参与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权威和尊重相互间的机制才能被立起来。这种公民社会能够抗御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of self-regard）的影响，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暴民政治的出现。而如果完全离开了这种公民社会的结构，一味地空谈所谓自治，到最后就会像是运转着一所学校，但却从来不雇佣任何老师，这种模式将是异常荒谬的，因为学生们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仅凭他们自己实现自我教育的。

卡恩并不否认当代美国存在相当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也不否认这种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地切入和影响到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但他认为这些事情仍不如仔细探究当代美国人如何生活和工作，如何面对他们的家庭、宗教、工作和政治来的重要。因为在当代美国的实际情况下，事实并不直接产生政治上的回应，而是政治上的回应选取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以及那些重要的事实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显现其重要性，又究竟具体重要到怎样的程度。美国选民在做政治选择时，主要是基于他们的预期，和他们自身所持的价值观，而这些事情，本质上关联到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基层社区的。因此，归纳而言，卡恩认为，当代美国令人不悦的政治首要地反映着当代美国人平时并不开心和愉悦的生活状况（unhappy politics reflects unhappy lives）。

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反复强调了“民众彼此分裂、自我封闭”，“社会各阶层彼此分离”，“人们在长久的相处过程中逐渐趋同，却一点儿也不关注对方的命运”等现象可能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和风险。卡恩认为，当代美国人很有必要记取当年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分析：当民主是一种政府治理形式的实践之前，它需要首先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社会状况才行。它应当是一系列信条，这些信条会促使人们基于自愿地进行合力协作。单凭政府之力，是无法使社会变得具有民主氛围的，而单凭一个完全平等化的社会也无法独力支撑起一个民主政府，良性运转的民主政府需要公民社会这样的中介型机构和组织，它可以在政府权威与平等的人民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和调和。而如果这种公民社会的中介机制失灵，基层社会生活就很可能像当代美国这样走向空心化。因此，卡恩教授在书里总结说，为了拯救当代美国的民主，美国人需要找到能将参与公共生活之机会与美国人今天的生活方式两相匹配的方法。如果借用托克维尔当年的原话，大致就是“我梦想有一个社会，那里的人们视法律为自己的创造，毫无困难地热爱它、遵守它；在那里，政府的权威作为一种必要而非神授而得到尊重，对于政府领袖的热爱是出于冷静而理智的情感而非激情。每个公民都拥有其权利，而且能确信保有它们，一种坚强而互动的信心在阶级之间建立起来，还有一种互利的谦逊，既非骄傲也非谦卑。在学习其真正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将会懂得，想要通过社会的祝福而获利，也必须要有所付出。公民间的自由社团将会取代个人显贵的权力，国家将会免于暴政和特许。社会内部的变革将会是稳定而渐进的；如果说比之贵族制社会更少区别的话，那么也将更少贫困；享乐不会那么奢靡，但是幸福更加普遍。”（转引自【英】布罗根：《托克维尔传》，盛仁杰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227-228页）。

很大程度上，卡恩教授书中所讲的这种问题机制是真实存在的。亨廷顿曾在其名著《美国政治》中指出，美国社会充斥着“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美国人的社会观是洛克式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相关元素传统上就一直稳稳处于“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这与西方很多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有效抵御基层社会生活的空心化现象，自非简易之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Nick Romeo 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也指出，美国当前政治生活的一大核心问题就是，没有足够多的人以实用和健康的方式参与到政治领域的运作中，而许多参与程度最高的人反而变得最为极化。 美国政治学者Jacob M. Grumbach在2022年出版了《反民主的实验室：联邦层级政党如何改变州层级政治》(Laboratories against Democracy: How National Parties Transformed State Politics) 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其中也详细谈到了在今日美国，联邦层级的政治冲突是如何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各州层级的政治生态和制度体系。随着美国国会变得日益易生僵局，联邦层级的两大政党和其下的各类积极活动型团体都已将其目光转向州一级，在此过程中将州层级的政治行为模式逐渐联邦化，并将州层级的政府转变为美国整体决策的策动引擎。Grumbach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和卡恩所论相近，他们都论述了当代美国联邦层级的政治极化现象向其下的基层逐渐蔓延和散播的趋势。基层越是空心化，这种散播就越容易。 在他们看来，极化现象都是起自联邦中央层级，并随后逐渐下移侵入到更为基层的美国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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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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