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最后一站，正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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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向非洲》中写道：“非洲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最好一站，可能也是最后一站。”

十年后，在尼日利亚的莱基自贸区、乌干达的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埃塞的东方工业园，数十万计的非洲年轻人，走出村落，进入园区，成为工人。

这些工业园，都是中国人开的。

2011年8月12日，深圳湾体育中心，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盛大开幕。

开幕式一结束，出席庆典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就立刻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东莞，他要见的人，是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之一、华坚集团的董事长张华荣。

为这次见面牵线的人，正是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在世行工作时，林毅夫最关注的是非洲发展问题，四年任期他去了14趟，一个想法也逐渐在脑海里成型：

“1979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575美元，中国那时只有182美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而非洲依然贫困，并不是他们不想努力，而是思路不对。”

林毅夫不仅调研了非洲，还思考了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问题。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了欧洲，欧洲反过来振兴了美国的制造业，中国也应该把经验传授给非洲，帮非洲致富的同时，也解决了自身成本上涨、产能布局的问题。

2011年3月，林毅夫向埃塞总理梅莱斯建议：“埃塞的畜牧业发达，有皮革生产能力，可以有针对性地到中国向皮革与制鞋企业招商。”

梅莱斯接受了林的建议，于是有了东莞华坚之行。

当年11月，张华荣担任领队的一行制造业企业家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们看到了穿着破衣烂衫的妇女和儿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贫穷，基础设施落后，营商环境很不完善。

当时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10个国家之一，人口1个亿，GDP只有广东的十分之一，47%的男性和31%的女性不识字。

此番景象，让同行的企业家望而却步，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华荣有不同的想法。

鞋业龙头华坚集团1996年成立于东莞，主营业务是中高档真皮女鞋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自己的研发生产基地，与全球几十家高档女鞋品牌长期合作。

此时的华坚已进行过两次产线转移，一次是在2003年，当时沿海地区人力成本显著上升，华坚和东莞很多制造企业一样，遇到了经营上的考验。

张华荣选择在老家江西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把量大价低的产线转到江西，将中西部地区在资源、成本上的优势，与沿海地区的技术、规模相结合，即“东莞设计、内地生产”。

这是一次成功的转移，江西赣州基地的产线投入运营后，效益甚至超过了东莞。

第二次是向越南转移，这次尝试由于经营亏损而未能推进，主要原因有：原材料要从广东供应，生产效率低；东南亚的人口规模有限，工资上涨快，成本并不比珠三角地区低。

因此，在决定是否投身非洲时，张华荣带着团队算了一笔账：

第一，按2010年数据，埃塞俄比亚平均工资是我国的1/8到1/10，大约是越南的一半；

第二，埃塞俄比亚的畜牧资源丰富，牛养殖量非洲第一，山羊养殖量非洲第三，每年可为制革行业提供140万张牛皮，670万张山羊皮和1320万张绵羊皮，原材料供应充足，其山羊皮被认为是制作服装和鞋靴绒面革的理想材料；

第三，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低收入国家，可以享受欧美市场的免关税政策。

这笔账算下来，张华荣下定了决心，华坚要到埃塞投资建厂了。

埃塞总理表态倾力相助，但只给了张华荣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因为三个月后，埃塞首都的非盟大楼总部要举行移交典礼，出席的领导人希望看到，有中国企业参与埃塞的经济建设。

时间紧，任务重，华坚接下来遇到了他们未曾设想的难题。

在埃塞政府的支持下，华坚仅用20天就招来了130名当地工人，这130人都被送往东莞培训，同时从集团抽调200名骨干，组成“开荒团队”赶赴埃塞试产。

2012年1月28日，距埃塞首都35公里远的东方工业园，华坚国际鞋城正式开业，中国商务部部长和埃塞总理到场剪彩。

在华坚的埃塞鞋厂，两条生产线和500名中埃工人开工生产的，是美国guess牌女鞋。开工前，张华荣特意与美国客户商量，为华坚埃塞工厂争取到了第一个订单。

随机器一同开动的，是接踵而至的“非洲问题”。

首先是国情。

虽然埃塞的部长们言之凿凿地支持外资，运过来的制鞋设备和原材料都会免税。

但站在一线负责清关的并不是部长，华坚的第一个集装箱就被当地海关扣下了。

其中有做鞋用的刷子，海关人员说那是刷牙用的牙刷，要交税；鞋子的穿孔机甚至被海关认为是“手枪”。

这是华坚融入非洲上的第一课，要适应“非洲效率”，要向非洲官员宣传“一把手”工程的好处，要有耐心，要在当地找到朋友，搞好关系。

其次是基建。

华坚之前算的成本账里，没有物流这一项，在基建完善的中国，物流成本是可控，但在埃塞，物流成本一下从2%上涨到了8%，因为埃塞当时的道路情况是“部分有路”。

埃塞是内陆国家，海运要借用邻国的港口，从邻国吉布提的码头到华坚在东方工业园的工厂有800公里，但双向只有一条两车道，途中只要有一辆车抛锚，整条路就堵得动不了，路况也很差，赶上雨天行车，颠簸得像在浪里开船。

用电用水也是问题。

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上到总统府，下到平民百姓家里，每门每户都常备发电机，特别是在雨季，停电成了常态。

工业园区通电要先修电线杆，立起一根电线杆要两三个月，等不及的华坚只能自费用柴油发电。

当地水资源匮乏，华坚因为缺水还曾向附近的中资企业求助，接了两公里长的水管。后来，张华荣带人在工厂附近开凿了几口水井，周边居民也可以免费用。

要想富，先修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中国基建重塑了非洲，华坚的这些情况才逐渐得到解决。

2015年5月，由中国中铁承建的“东非第一轻轨”建成通车，这条建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轻轨，把埃塞带入了“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时代”，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

2018年，中国承建的“亚吉铁路”投入运营，这条全长752公里的铁路连接埃塞首都和吉布提首都，是东非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从埃塞到吉布提港口运货终于不用“大海行舟”了。

截至2023年7月，亚吉铁路共运载12万4000名乘客和210万公吨货物，带来约6,010万美元的收入，运营收入保持35%的年增长率。

第三是工人。

起步阶段，非洲工人造出的鞋子报废率极高，生产效率也跟中国工人有较大差距。

效率问题背后，是文化上的差异。

非洲没有加班文化，晚下班10分钟也会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支付还会诉诸法庭，有一家建筑行业的中企因为没按法律程序解雇员工，收到了法院送来的150张传票。

更糟糕的是，当地工人领完工资，时不时第二天就没了人影，等钱花完了再来厂里上班。

对于工人效率和态度的问题，很多出海非洲的中国制造企业都意识到，不能再用传统的家长式管理，要结合当地特色，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和激励制度。

为此，华坚专门开设了培训教室。

中方师父一对一手把手教学，表现优秀的当地员工能进入“干训班”，外派中国深造一年，到东莞和赣州各实习半年时间，学习企业管理、设备操作和中文。

22岁的埃塞小伙儿弗雷泽就因为表现优异，被派到东莞总部，学习了刷胶、贴底、针车、裁断等制鞋技术，培训结束后回到埃塞工厂，负责车间管理的工作。

通过培训，弗雷泽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在华坚埃塞工业园，你能在墙上看到三种语言的中式标语，比如：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培训之后，工人上下班要列队、喊口号进出车间，工作早八晚五，午休一个半小时，三餐免费供应，加班时间严格执行埃塞劳动法：每月不超过20小时，一年不超过100小时。

靠着这些努力，咬牙坚持的华坚最终步入正轨，成为当年制造业标杆。

深耕非洲12年，华坚为当地创造了8000个就业岗位，出口创汇1.83亿美元。

谈到出海非洲的经验，张华荣总结道：“尊重国情，按非洲规律办事，培养当地人才，寻找当地朋友和‘后盾’。”

中国制造闯非洲，起于2000年前后的“走出去”战略，兴于2013年起的“一带一路”，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政局稳定的埃塞俄比亚则是中国企业进入非洲的核心重镇。

某种程度说，华坚投资埃塞，虽然辛苦，也已可算是后人乘凉。在它前往之前，中国民营企业江苏永元投资便已在当地投资了埃塞境内第一个工业园区，于2008年启动规模化招商引资，2015年成为中国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方工业园。

华坚落户埃塞的，就是这个工业园。

目前，在东方工业园办厂的中资企业已有上百家，涵盖建材、钢铁、汽车组装和金属加工等行业。

经过多年发展，埃塞政府已经建设了10多个国家工业园，在非洲鼎鼎大名的传音手机，就把自己的组装工厂放在亚的斯亚贝巴城东的信息产业园ICT Park。

2009年，比华坚早出发一步，传音手机进入非洲，当时非洲的手机普及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可谓一片蓝海。

传音成功的秘诀，在于没有着急赚快钱，他们愿意把脚伸到泥巴里，在田间地头寻找机会，找到并解决了非洲用户的痛点：为深肤色研发自拍人像模式、为一国多个运营商配套多卡多待功能，以及针对充电难的超长寿命电池。

在亚的斯亚贝巴最繁华的购物中心，传音的旗舰店里没有任何中文标识，传音高管阿里夫说：“在非洲，我们是本地品牌。”

距离购物中心不远的商务核心区，坐落着中建八局承建的东非第一高楼——楼高200多米的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总部大楼。

七年的建设过程中，中建推行属地化管理，为当地提供了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通过“传帮带”为非洲培养了自己的电气工程师。

东非第一高楼的拔地而起，也象征着中企正在取代西方成为非洲基建的主力军。

上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基建合同有80%都掌握在西方公司手里，“一带一路”启动时，西方建筑公司占据37%的市场份额。

2022年，在价值5000万美元或以上的非洲基础设施合同中，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公司拿下了31%的份额，而西方公司只占12%。

逆转的原因除了中企的技术、成本优势，还有中国对参与非洲发展的态度是动真格的。据美国智库研究，2007年至202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建投资，中方提供了230亿美元的融资，是美德日法融资总额的两倍多。

今天，中国基建已为中国工厂前进非洲大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更多中国企业也正跑步到埃塞、到非洲开厂。

在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有10万华人和上千家中资企业，在中尼合作建设的莱基、奥贡、沙加穆自贸区，汇集了工程、制造、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尼日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在乌干达“UHome”大卖场的电视机展区，印有“Buy Uganda， Build Uganda”（“买国货，建国家”）的标语。

卖场里的家电，都生产自距离首都坎帕拉200公里的中乌姆巴莱工业园，由中国民营企业天唐集团投资运营，2018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余家企业入驻。

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已孵化出多个非洲本土品牌，是中国制造输出标准和平台的实验园。

还有南非、安哥拉、埃及、刚果（金）、摩洛哥和坦桑尼亚，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建厂。

截至目前，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中非双边贸易额占非洲整体外贸总额比重已超过20%，并仍在增长。

林毅夫曾警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如果不走出去就会死在国内，走慢了也会死在国内。”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下一个应许之地，大概率就是非洲。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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