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快跑：你，拒绝不了时代
内容来源：笔记侠（ID：Notesman）
责编 | 潇潇 排版 | 二月 第 8398 篇深度好文：6169字 | 12分钟阅读
商业思维
多年以后，坐在后厂村路一辆无人网约车里的一名程序员，将会回想起他为这个项目敲出第一行代码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022年8月8日，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在武汉经开区首次上线，起初仅投放了少量车辆，覆盖13平方公里。
一年半后，这个数字拓展到500平方公里。又过了三个月，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整个武汉，覆盖3000平方公里，770万人口，且运营时间从最初工作日的白天扩展到了全天候。
根据《湖北日报》今年1月11日的报道，2023年武汉示范区全年自动驾驶服务订单为73.2万单，服务人数90万人次。
百度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萝卜快跑服务单数同比增长49%至83.9万单，在武汉地区全无人驾驶订单比例达到45%。而根据“萝卜快跑”官方数据，2024年当前的订单数已经同比去年增长四倍。
随着无人驾驶网约车的逐步推广，有声音指出，无人驾驶是否抢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饭碗？又是否会取代司机？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市(出租)汽车行业比较稳定，网上谣言比较多”。
官方信息显示，“萝卜快跑”是百度Apollo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已经于11个城市开放载人测试运营服务，并且在北京、武汉、重庆、深圳、上海等地开展了全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测试。
网络上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资本对底层劳动者的又一次“收割”，近1000万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将被无人驾驶出租车替代，面临失业风险和收入困境。其中也不乏一些“带节奏”和“蹭热点”的言论。
而我们看到的，是萝卜快跑的三个成绩点：
1.成功破圈，让更多老百姓认识智能驾驶：和以往过于深奥复杂的智能驾驶不同，萝卜快跑的上路，让它从抖音、快手、视频号快速出圈，这两天各个媒体也在集中讨论，相比一些厂商开发布会高喊口号，话题度强太多了。
2.下单方便，价格实惠：目前在武汉，用户可以通过萝卜快跑的微信小程序、萝卜快跑APP或者百度地图直接下单。现在首次乘坐萝卜快跑不管多少公里都直接免费，后续每次乘坐会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优惠券，优惠券每次都可以使用，基本用券后价格可以低至1公里1块钱左右。
3.覆盖面广，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在武汉十几个行政区里，除三个偏远区之外其他地区做到了全覆盖。但覆盖区域里存在一些没有纳入合规路段的道路，比如三环以内的一些闹市区。但是三环以外偏一点的郊区，包括天河机场和其他一些较远的区域，都已经做到了覆盖。
其实在智能驾驶与影响就业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而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技术创新，以及我们面对技术创新应该怎样做。
下面，我分享三个故事，一起从中找到答案：
第一个，晚清中国丝绸业没落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丝绸曾经全球驰名，是西方世界的重要奢侈品，也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
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我们的丝绸业开始全面落后于日本，中国的丝绸行业尤其是出口几乎被全面摧毁，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19世纪前，日本的丝纺工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中国。但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全面西化，从法国引入了缫丝厂，效率提升了20倍以上，日本的生丝产量开始飞速增长，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1909年，日本在丝绸的生产和出口上，首次超过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丝绸大国。
为什么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中国却失去了？
其实，就在日本大规模引入法国剿丝机的同一时间，中国也引入了缫丝机，1881年，广东南海县出现了大量的机器厂，工厂的效率和产能大幅提升，而且机器生产的丝绸无论在成本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胜于传统的手工生产。
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机器远超手工生产的工作效率，造成本地的手工业者大批失业，丢掉了饭碗。于是不断有手工业者迁怒于工厂，出现了大规模的捣毁机器的行为。
而南海知县对这种现代工厂非常反感，他的原话是：“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于是知县命令所有工厂全面停业。
最极端的例子是在1881年，手工业行会“锦纶行”的手织工人聚众几千人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3名丝厂工人。
政府衙门也火上浇油，勒令所有丝厂停工，查封机器。理由都差不多，认为西洋机械属“奇淫技巧”，“机器与民争利”，夺走了手工业者的饭碗。
从此大量劣质丝绸充斥市场，损毁了中国丝绸的千年美誉。一直到洋务运动中后期，大量机器工作的缫丝厂才开始稳定下来，但我们已经与日本拉开了30年的差距！
一步慢步步慢，直到现在，中国丝绸在国际上仍被定位于“中低档”产品。
第二个，英国纺织业的故事：
其实同样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初的英国也遇到过。
英国的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
但他的发明，却遭到了英国手纺织工会工人的唾骂，甚至被人追杀，最后逃亡法国，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因为凯伊发明的飞梭提高了工作效率3倍以上，导致大量的织布工人失业了。
而发明珍妮纺织机的哈格里夫斯也命运多舛，因为他提高了纺纱效率的6倍。导致纺布厂的效率飞速提升，纺纱工人失业，收购价格下跌。于是，哈格里夫斯被赶出了家乡，机器都被捣毁，连家都被人给烧了。
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里，机器的发明者，都不被人认可，因为机器必然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而这就会干掉就业率。
但是英国却最终顶住压力，颁布了专利法，全面鼓励机器的发明和创造，最终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牢固地站在了全球的顶端。
为什么英国和大清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因为英国的眼光看到的是全世界，而大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第三个，是美国马车夫的故事：
在马车的鼎盛时代，纽约有20万匹马。后来汽车替代了马车，短时间内有大量的马车夫失业。
但人们发现汽车出行的效率大大优于马车之后，出行的意愿大幅度提高了，汽车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当年的马车。不少马车夫改行去做了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收入反倒比之前更高了。
那什么失业了呢？那20万匹马确实失业了。为啥？因为人会改行，马不会改行。
技术进步给我们真正的试题，不是“我会不会被替代”，而是“我要当会改行的人，还是要当不会改行的马”。
经济学家考察历史数据，发现了一个和大家直觉相反的事实：一家企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它招人的规模反而越大。一个行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它容纳的就业反而越多。
技术创新从来就不是就业的敌人。纵观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为了短期利益拒绝技术创新，最终会错失良机，甚至影响国运。
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做什么，才能不断发展，持续创新？
借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德超老师的一句话：自由是所有问题，也是全部答案。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看曾经的英国是如何做的：
英国拥有的宪法传统使其很早就关注保护公民社会。从13世纪起，英国就脱离了中世纪常见的亲缘家族社会，培育出独立、自主以及诉诸法律的个人主义社会。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让英国摆脱思想桎梏、走向富强。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中国。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名言。
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
“猫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证券、股票……与此同时，由“猫论”开启的思维之门已经洞开，个体、群体的创造趋于活跃，市场变得繁荣活跃起来。
在“猫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消除了绝对贫困。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了给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条件，至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为创新和创业建立宽松自由的大环境。
另外，企业生意做得好了，利润多了，交的税就更多，国家就可以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照顾到更多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
什么是“二次分配”呢？二次分配也叫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是在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以后，由政府利用税收，财政，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国民收入，也就是社会总财富进行再一次的分配和调节。
比如说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税负减免，返还，甚至直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群进行财政补贴。
二次分配的目的和作用的是平衡收入差距，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和和谐发展。
其次，企业应该做什么，才能通过持续创新做到基业长青？
根据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观察，现代大多数新兴生物高科技公司仍然是“发明者”而不是“创新者”，是“投机商”而不是“企业家”。
创新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理性的工作，也是一个概念和分析工作。
在此基础上，德鲁克提出创新的八大原则：五个“必做”和三个“必不做”。
五个“必做”是：要分析机会、要多观察多问多听、要简洁而聚焦、要小而精而不是大而空、要提升领导力。
三个“必不做”是：不要耍聪明和眼高心大、不要一次做太多事情、不要为未来的需要而创新而是为当前的需求而创新！
创新是“工作”，是人的工作。必要的政策、有益的实践和有效的评估会促使创新成为可能，至少可以解除或减少创新中可能遭遇的障碍。
尽管每个时代都需要新的变革，但成功的创新依然必须“基于经济、社会与人变化的结果”。
创新也需要对资源深度了解和把握，创新是创业精神的独特的工具；创新能够创造资源，除了人们发现并使用它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之外，没有所谓现成的资源；比如1920年的盘尼西林和集装箱运输就是发现、发明并开发成功的典型。
我们希望，萝卜快跑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盘尼西林和集装箱运输。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多变的时代，要有哪些认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
1.敢于求变勇于创新，才有更多可能性
这个世界上，真正具备战略眼光、敢于求变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人守着传统，守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世界是由那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领先一步的人推动的。
先富起来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思想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努力，为其他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高明之处。
褚时健就是众多创新者创业者中的代表人物。
他在年轻时为了生活向别人学习苞谷酿酒的传统技术，传统技法酿酒3斤苞米才能出1斤酒，他细心钻研，反复琢磨，大胆实验，对酿法创新，只用2.5斤苞米就能酿出1斤美酒，提高了出酒率。
36岁时褚时健被调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糖厂担任厂长。在他的科学管理和微创新之下，糖厂扭亏为盈。
1979年，年过半百的褚时健接到上级命令，到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褚时健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科技要生产力，辗转各国寻求先进的烟草设备。
由于厂里资金短缺，在看到现代化烟草设备高昂的价格后，褚时健心一横，决定放手一搏，将烟厂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
经过考察和论证，褚时健决定从英国和日本购买先进的制烟设备；他还聘请美国知名的烟草专家实施烟叶的科学种植方法。
大胆的创新让烟厂的效益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1987年，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国内烟草业的龙头老大；1993年，玉溪更是越战越勇，成为全亚洲第一的烟草霸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濒临倒闭小厂，盘活成亚洲的烟草一哥，褚时健名噪一时。
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由于改造良好，褚时健被减刑至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糖尿病加重，褚时健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此时，褚时健已经74岁高龄。
换做一般人，可能会选择颐养天年，但他筹借了1000万元，选择从零开始，重新创业。2002年，褚时健包下了云南家乡哀牢山2400亩荒地。在这深山之中种植橙子。
整整十年时间，84岁的褚时健完成了二次创业，被人称为“中国橙王”。
2．“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市场经济在哪里发展得好，哪里就富足，哪里就繁花似锦，哪里就没有“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企业多，劳动力就稀缺，老板就提高待遇，提高福利，想着法哄你干活，就能带动后富。
企业少，劳动力就过剩，工资就会低还抢着去干，就会996，就会有血汗工厂，就会有各种“压榨”。贫富差距自然就越来越大。
这是一道简单的关于供需关系的逻辑题。
只有鼓励创新，才有更多的人投身创新，创新者的生意越做越大，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的工作岗位就越来越多。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和劳动者，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普通人。
3.不断学习、适应和创新，不断增强反脆弱性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革命性的工具出现之时，总有一个与原有的社会习惯衔接与磨合的过程。而最终，它们都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人类科技的进步是大势所趋，我们对新科技要持包容态度，积极拥抱科技创新。同时增强我们的反脆弱性，以适应各种挑战。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适应和创新，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杞人忧天和攻击谩骂并没有任何用处，科技浪潮只会不断向前奔涌，要么理解它、接受它、拥抱它，要么就被踏浪前行的人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希望我们能够理性看待科技进步，不要过度焦虑，更不要被“带节奏”，即便我们做不了人类进步的阶梯，至少也别成为人类文明的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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