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经济全球化、怀疑自由民主：西方两大秩序的自我否定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西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问题等一系列话题。都是茶余饭后简单聊聊，概念为主。                    

1.从“经济全球化”开始          

中国人对“经济全球化”是普遍抱有好感的。大多数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是从本世纪初加入WTO开始的。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也已享受了十多二十年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当然这段时期更多的是区域经济：港台华侨及日资企业投资撬动的制造业发展及外向型经济。有了这几十年的经验，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信仰者”。当成为一种信仰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就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工具了，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          

强调再多都不为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呢？因为中国从经济全球化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中国现在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市场的趋势的话，会发现他们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乃至文化力量都是反对全球化的。但这种反对转变为政治政策，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的时候，我们称其为“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各种标签，各种主义。              

中国是被引到经济全球化的体系里来的，现在在一线倡导全球化；美/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现在又反对全球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利益才是硬道理          

原因不能更简单：即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而且是大多数老百姓能够获得的实实在的好处，都是全球化的“赢家”；美/西方社会则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除了最大的、能够自由流动的大资本和大企业外，通通是“输家”。一开始，反对的只是普通的工人/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然后扩大到规模企业，扩大到官僚体系，扩大到更广泛的民众及社会力量，最后转化为政治力量，再转化成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及具体的公共政策。从经济全球化整个体系最大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美国的例子看，实际上左翼和右翼都已经不再支持经济全球化，甚至双方给出的理由、诊断和处方都是类似的。          

这时，“经济全球化”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理论，一种假说，一种政策手段。它到底能不能成立，属不属于“真理”，是要通过实践去检验的；它好还是不好，能否被老百姓接受，也是有评价标准的，即要看它到底能不能服务大多数人的利益，提升大多数人的福祉。          

当它“奏效”的时候，就变成了真理，似乎上升成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前提是它要“奏效”；

当它不再“奏效”的时候，瞬间就会被请下神坛，打回原型，遭到无情的唾弃。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目前在美/西方国家的待遇——也许它还在被少数学院知识分子、精英、资本呵护着，但却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抛弃。

这里要特别指明一下，我们所说“经济全球化”，背后是有理论基础的，大家都熟知的标签就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学理上，往深了溯源，有奥地利经济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之类种种传统。再往前翻，还有亚当斯密以降的西方古典经济学。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在跨国场景、全球场景里的应用。

而在跨国的语境里应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理念与方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大多数西方政策制定者、技术官僚、知识分子、政客、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乃至普通民众都相信的东西。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基本信仰，是他们自小长大所处的根本秩序，他们从小就透过这样的价值观认知、理解世界，并意图改造世界。

上个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都建造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之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华盛顿共识”等等，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就是这个体系最大的维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经济发展了，人民福祉提升了，成了全球化的拥护者；

——发达国家也从中受益，且拿走了蛋糕里一大部分的份额。虽然不同国家具体情况不同，但绝大多数国家都解决了“分赃不均”、“贫富差距”的问题（即大资本大企业受益多、老百姓受益少的问题）。

这个体系能够让大多参与者都分得到好处，所以能够运转。                  

但也有一些国家未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资源遭到发达国家的变相掠夺（新的经济殖民主义）。

但这些都不构成对“全球化”基本命题的挑战：因为：

——可以声称这些国家等自由化政策执行得不够彻底；

——可以声称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有问题，即没有依照西方的模式去改造自己的政治形态。          

所以呀，你国搞不好经济是你国自己的问题呀，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范式有什么问题。          

这里也可以看见，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 与 西方选举政治/自由民主 是要双管齐下的药方。          

西方人根据极为有限的样本也认真的相信，这两者之间是有双向勾稽关系的：

——一国只要搞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就必然会推行西方政治制度（自由民主）；

——一国推行了西方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选择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

——这两套东西，如果不组合在一起的话，哪个都搞不好。          

他们还提出了各种理论，说得跟真理一样。（插一句：年轻人在求学阶段，会特别愿意相信各种宏大叙事，受各种理论影响。年纪大了，在现实宇宙呆久了，就不会轻信这些东西了。或者至少说，对宏大叙事会更加怀疑和审慎）          

我们也看到了，由于样本太少，案例太特殊，条件太复杂，这套理论几乎无法被证伪。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套理论没有被证伪，而且被奉为真理，视为人类世界的终局。（福山“历史的终结”）——它是人类社会终极的政治经济文明形态，终极的解决方案。                    

4.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自行证伪

直到这套药方被发现不再“奏效”为止。解铃还须系铃人，推倒这套理论的，还得是西方自己。              

他们：          

——发现一个国家并不是推行了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化就一定会推动西方选举政治；

——在一国国内，发现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化/资本主义是有局限的、缺陷的；

——在国际之间，发现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并不能让所有人同时受益；

——发现经济全球化反过来还会放大一国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局限（即已有来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发现一国国内，选举政治/自由民主可能会让国家的政治、政策陷入僵局、停摆、撕裂；

——发现资本主义，以及受到经济全球化加码的资本主义会更加加剧社会分化，加大国内的政治撕裂与僵局，甚至推向某种内战。

——发现将选举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从一国拓展到多国，构建更大的政治体，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即欧盟的问题，以及脱欧逻辑）          

但最为核心的，还是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只要经济利益受损了，就一切都不好了。

选举民主需要建立在经济不断向好，老百姓一片团结的基础上的。社会分化、族群分化，经济预期分化，没有欣欣向荣的感觉，那老百姓也没有心情搞选举政治了，想还不如推个强权领导人。          

这就是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所酝酿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通过系统性改造美国的官僚体系，把美国全力推向权威主义、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甚至某些法西斯主义。

这也是美/西方政治的一种潮流。 

观察全球政治，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当下，美/西方文明主导的两大秩序，政治秩序——选举政治/自由民主；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在新的挑战下，都出现了问题。但历史的发展方向不会是去“推翻”两个秩序，而是内涵、形态的不断演变、发展。          

——比如承认经济全球化范式的内在缺陷——即“正统”理论的经济全球化是无法在各国都满意的情况下运转的，它需要太多脱离现实世界的条件；

——承认对外搞经济全球化 + 对内搞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的话会出现大量国内经济社会问题；

——看到选举政治/自由民主的局限性，可能不适合过于庞杂、复杂的政治体。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好的突破点，实际上还是社会主义。解决了大多数人饭碗的问题，就能消解大量矛盾。包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包括国内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分歧带来的问题。          

难就难在于，在西方选举政治体制里，要推行社会主义，要么国家人口规模比较小，要么社会比较“同质化”；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移民涌入，或者本土种族/族群等矛盾非常大，就很难推行社会主义，因为人们相互不团结，被切割成许多很小的团体（血缘、民族、宗族、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等），把彼此看作利益对立面而非共同体。          

这个时候，要推行社会主义的话，要么改变政治秩序，推行权威主义，自上而下硬推；要么就先解决人口问题（驱逐移民、种族清洗。极端后就变成了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          

这里顺便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理论都喜欢塑造理性的人、理想主义的人，低估社群身份对个体的意义：他们要么高估人的自私性（以为人是纯粹理性的，没有群体性和利他性）、要么高估人的利他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认为每个人都有美好天性，能够被塑造，愿意为各种美好理想买单）。                        

5.欧洲/西方理论的局限——“几百年前的白人男性”问题          

个人观点，所有来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及其所构想的秩序，都有一些先天局限，即它们都是一两百年前的白人男性思想家、理论家在一个人口有限、族群及意识形态高度同质化的国家里，坐在房间里想出来的。他们设想的理论都是结合并适用于自己欧洲本土母国的。          

由于思想家、理论家的人生经历、经验的局限，所谓见识不够多，脑洞不够大，所以理论大多是简单化的、理想化的、“幼稚”（naïve）的，一旦适用到更大、更复杂的场景，特别是跨国场景，就会出现问题。          

——构想跨国“竞争优势”这一朴素理念的经济学家想不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以最高的效率生产几乎所有产品，在国际上市场可以形成垄断之势；          

——构想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无法想象现代国家的复杂程度：沿着信仰/宗教、种族、民族、阶级、性向展开，同时信息科技和算法让人们进入“后真相”时代；          

——设想沿着阶层、阶级边界进行斗争的左翼思想家们想不到人们的种族/族群身份比阶层重要得多，一国国内跨种族的阶层联合都很难实现，不要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跨国实现。          

所以，我们看到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制度理论呈现出的问题和流弊，还是许多国家社会内部出现的矛盾，各种左翼右翼的民粹动向，各种“逆全球化”的潮流，以及国际间的地缘政治纷争——许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就是过去两三百年在欧洲（及美国）形成的理论已经难以解释、解决当代社会面对的复杂问题。          

今天先聊到这里。都是茶余饭后的漫谈，聊到哪儿算哪儿。后面，我们会再探讨一下，从历史维度，如何回看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未来我们如何应对“逆全球化”问题？以及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企业该如何出海呢，“卷”完之后的庞大产能如何投放到国外呢？这时，可能需要回顾一下美/西方的“心路历程”——他们如何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我们会不会变成他们，如何避免变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