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地松绑经济, 只会放出更多‘狼虫虎豹’”

阵痛与希望：

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

这是笔者过去两年调研走过的地方。作为观察者、参与者和丈量者，当我书写本文时，眼前闪过的不只是: 一篇篇报告、一排排数字，更有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一张张脸。

▍造成当前痛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正处于两种经济模式新旧交替的时期

1.转型早已开始，中央对此早有预判和设计

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如今面临的经济转型和宏观调控，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目前出现和大量经济问题和调控政策，其实都是这10年来的延续。早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三期叠加”的概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笔者认为“三期叠加”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期。也就是从过去以“土地-地产-基建”为主轴、以高杠杆驱动的重投资、重投放模式日益难以为继，必须向着更关注产业结构优化、更尊重和培育经济内生动能、更确保杠杆可控与投资效率的发展模式去转型。对此，总书记早已给出一系列指示和论证，试举两例：

《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2017年7月14日）

因此，当前经济形势和相应的政策调控并非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背景，顶层设计的思路是清晰和连贯的。

2.内外因素夹逼导致了本轮转型期的格外漫长

以10年为期而转型迟迟没有完成，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原因。

这10年内，我们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提速，“创新”滥用劣质化后部分业态的野蛮生长与收割，以及在推广减税降费和财政之间的艰难平衡，“两高一剩”及“三去一降一补”。在经济发展和调整的摩擦日益激烈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为期数年的疫情。

我们的外部环境也不平静，从大背景来看，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产业革命迟迟未来，大批国家的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内卷其实也早已全球化，不同国家的“存量争夺”愈演愈烈。而美国掀起的制裁封锁，尤其是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挑战。

反观国内新增长点的培育，尤其是产业转型与技术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不得不对旧模式加以维系甚至间歇性加强。我们这些年的政策设计导向很符合当年反腐时候那句名言：“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经济转型不是一刀切，需要以时间换空间，这是在为新动能留出空间。而为了留出空间，在几次萧条的临界点又多多少少放了一些水，缓解了基层的痛感，却积累了更多的问题，也在后续调整中产生更大的痛感。

近两年部分人群对经济的痛感之所以如此剧烈，除却美国掀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持续升级，以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广泛抬头。仅从内部来说，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顶层设计的定力空前之强，一些以往下行期会采用的措施、会打开的闸门，如今是尽可能地少用少开，乃至不用不开。

在新动能尚未全面成型并承接释放之时，旧有模式也受到调控。某些声音将当前的经济困难归之于监管，总觉得这不够市场化那不够国际化。其实真正的核心点并不在此，而是传统发展模式已在挑战社会的承受能力。

房地产带来的问题已是众所周知，政府债务问题我之前曾有专文论述，而在地产、城投、财政这三角关系里堆积的大量杠杆，所影响到的范围远超三者，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户家庭的财富）、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匹配、相关链条每一个从业者（大多数就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必须有偿租用不动产打拼糊口的人们那肉眼可见的租金，家庭居民的腰包以及根据腰包鼓瘪要去谋划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直到最后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口增长情况。

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部门债务与GDP比率，我们的居民杠杆和非金融类企业杠杆都已先于基本面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所以社融增速出现一些调整乃至下滑，我认为也无需过于焦虑，这未必是衰退的体现，反而能体现旧模式的出清与新模式的生成。

3.传统模式的不可持续决定了转型没有回头路

在旧有模式下，作为核心驱动的土地财政指导房地产开发，其能够运转维系乃至扩大的基础是最终建成的房子实现销售。而销售成功的关键不在开发商、不在地方政府、不在任何一级监管，而是要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乃至背负贷款。

当一套哪怕非核心区的房子都能掏空六个钱包，还要背负三十年的房贷；当大批小年轻为了房子的问题情愿不婚不生，为生活质量租房丁克在所不惜；当一大批三四线乃至二线城市在人口流出的时候，房价却攀升到足以透支未来20年的高点；当全国在本世纪新盖的房子已经超过全国户数一大截，套户比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而人口还在老龄化、生育率出现跳水；当土地财政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甚至能让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远超土地财政带来的收入，部分省份三五年内债务率就能翻番，利息支出都能占到财政支出的10%以上……

当这些画面都在发生的情况下，旧模式又如何能继续得以维系呢？

罗兰贝格在去年2月的研究报告，也以同样的大标题宣告旧模式的结束。

正如世界银行在2022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占GDP比重已远超其他国家，即使面临疫情的压力，需要动态调整监管，但监管放松后又会重燃投资风险，给未来造成更多麻烦 。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债务问题，或是开发商爆雷、烂尾楼频出这样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并不是调控，而是过往发展模式本已到头。试想，如果调控放松，继续出卖更多的土地、堆出更密的楼盘、出现更高的房价、集中更多的金融资源汇集到地产基建、由此让政府、企业、居民三部类堆砌起更高的债务杠杆……为了暂时增长的放水只会在后续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为“饮鸩止渴”再添加一个巨大的现实案例。

相信中央在形势研判中做过更为周密的测算，选择了现在的政策。虽然放松了限贷限购，但某些舆论鼓吹的大面积开闸放水也迟迟没来，哪怕是在这些舆论中被歪曲解读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其用途其实早有明确规定。

伴随着楼盘建筑工地的减少，少了的不仅是工地的塔吊，配套的路桥馆所与雄心勃勃的新城建设也大幅收窄。与之相关的这一整个链条上的产业、就业、收入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又传导到消费。

与此同时，我们看看在旧有模式下，土地财政以外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点又怎么样呢？一位很让笔者十分尊敬的业内前辈在这里拉了个提纲：

· 互联网：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 ，较十年前涨幅超过75%，增量到头了；

· 基建：主要高速网和高铁网基本完成，摊大饼城建也差不多了，增量基本到头，后面还有水路改造和局部基建；

· 城镇化：截至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 ，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差距已经不大，且人口总量下降了，增量也较为有限；

· 出口：大量产品的产能产量都过了全球半数 ，甚至60-70%，增量也大大收窄了。

与此同时，外部市场环境也不甚友好，西方主要大国逆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仍在持续，还正在从广度和深度扩展。全球经济的弱复苏也影响到我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修复，地区性冲突加剧了原料价格上涨，此外中美经济周期的错位对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率错位导致利差倒挂扩大，造成资本流出压力。中美通胀错位，美胀中缩也在大环境上影响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环境。特别是全球总需求的不足同样对我们的外贸形势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传导到基本面，都进一步放大了已有的经济问题。

数据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世界贸易监测》；Haver数据库；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从国际收支情况来看，资本外流正在逐步加剧。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

从经济数据来看也能佐证上述情况，我们的名义GDP增速持续低于实际GDP增速，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动能有所衰减。2023年三大物价指数同时乏力，也是过往几十年来较为罕见的现象。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3%，大幅超过疫情前水平。过高的消费贡献率，既说明其他过往动能的乏力。也提示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如果居民未来就业、收入压力继续受到影响，可能同样会使这唯一亮眼的动力在后续几年被削弱，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

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大背景，传统的投资、外贸、消费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短期内引擎没有之前那么足了。有些人唱衰说中国经济难以为继。是的，如果固守旧模式，我们确实将难以为继。

有意思的是，某些观点对此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市场化、自由化，这个开闸、那个放水，本质上却又是要继续维系旧模式，却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和产业转型升级着墨甚少，乃至避而不谈，抑或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颇有微词，这就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了。

▍新旧转型期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加剧了部分行业和人群的痛感

1.房地产行业调控带来的链式反应

在经济转型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行业，更何况对该行业的波动式调控俨然已是多少年来的经济运行特色之一，以至于有“夜壶”戏称。

图表来源同注释10

目前对房地产调控的微妙之处在于，既不能再放任大规模的增长，推高杠杆和泡沫。却又无法快速实现出清，以便轻装上阵。只能在发展中缓缓解决。也正因此，房地产无法做到“长痛不如短痛”，否则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长期向社会传导。

2.土地财政退坡后的财政压力及其连锁反应

与房地产行业走到阶段性拐点互为表里的，便是地方土地市场遇冷，造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暴跌。

之前笔者在《基于可支配财力视角下的地方债务情况分析》一文中已经测算过各省份可支配财力的构成，最核心的三项便是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2022年以前，这三项收入占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高可接近85%，却在2022年以后收窄至77%，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下滑较快，2022年后较占比峰值直接下滑了10个百分点。

这三项收入近年来占比变动如下图所示 。

税收、土地出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占地方可支配财力的比重

2019、2022年和2023年各省宽口径债务率分布

由此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三大支柱之一正在下滑（与此同时，受减税降费影响，税收收入也可能下滑），另一方面债务和付息规模还在扩大，地方财政所受冲击可想而知，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与质量也会逐步受此影响，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各个行业也会受到相应传导。

笔者身边一些承接基建工程类项目的民营公司近年就相对紧张，这不只是一两个包工头的事情，建筑工人的工资、建材厂商的生计，连带着从设计到物流再到质检一整个链条上的人吃马嚼，还有总包分包间那复杂的关系……

不仅要想着上顿的钱收没收回来，还要想着下顿的营生向哪里去找，举债的到点银行催债还得想着怎么还。而且这一整个链条上的民营企业可比不得城投国企们，到点不可能展期不说，如果银行觉得有啥它自我感觉的风险，收回款子后直接不给续贷，那一样会冲击乃至危及自己的经营。身边公务员朋友们也随地域不同有着不等的压力，不仅加薪很难指望，甚至还时不时传说要上缴前几年绩效……

鉴于房地产调整与地方债务消化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因此上述问题也无法短期内解决，痛感也将持续，直到地方财政找到新的增长点。

由此，在三驾马车的投资领域，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门：地产企业、公共部门及其衍生的城投公司和服务于基建及配套的国有企业，不仅同时熄火，并且压力正逐渐传导到以其业务作为收入来源的产业链条，最终蔓延到就业与消费，并激化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原来的“火车头”就这样变成了“头车火”。

可还是那句话：如果模式不掉头呢？

火会更大的。

3.对于其他特定行业的调控同样冲击了就业和消费

此外，过去10年经济发展中，还对一些互联网平台、教培行业、伪创新企业进行了调控甚至打击。这些行业规模都不小，有些甚至在发展的早中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吸纳了相当规模的就业人口。但一旦触发这样那样的原因遭遇调控了，不仅是该企业、该行业的就业会出现问题，而且还会传导到一大批依靠该行业超额收益去再消费的服务行业，冲击随链条传导。

其实针对这些行业的调控也与其他调控脉络大体一致。通观这些被调控的企业，五点至少居其一：在资源引导上脱实向虚、在市场供给上趋于过剩、在服务方向上收割基层、在比较优势上缺乏门槛、在价值输出上暴富炒作。回到上文的“三期叠加”，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如果任由发展，恐怕大量资源错配与随之堆砌的杠杆、扭曲的导向，会让市场先于这些行业的出清而崩盘。

笔者认为，市场的定义权从来不应只定于头部企业一尊，而应该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居民（尤其是工薪工农）、公共部门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市场。市场也不能简单与“放开”、“自由”画等号。我们甚至不用去推演，就看那些说着“市场化”那么欢实的所谓富国，最后带给老百姓的又是啥呢？

BBC记者詹宁曾写到“对撒切尔夫人的死，会有超过50%的民众欢呼！”对比这张联合国的官方认证，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尊重“死者为大”的群众游行了。

所以，房地产行业是没法“长痛不如短痛”，但对于某些服务业的畸形发展，那还真必须“长痛不如短痛”。

4.外贸的局部冲击也会在特定范围内加剧痛感

近几年外贸行业可以说是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大洋暗涛”，从外贸数据来看，虽然有一定的增幅波动，但是整体的进出口和顺差规模还是在放大的，且结构日趋优化（这会在第四章展开）。

可以说从宏观来讲我们经受住了贸易战和所谓“产业链外流”的挑战。但是就像风和日丽的大洋总有看不见的暗礁暗流，如果细分到国内特定行业、以特定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的特定区域、特定城市，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像以欧美日韩为主要出口对象、并对这些国家开展来料加工的外贸城市，在贸易战中就很容易受到冲击，近几年还叠加了汇率、疫情、部分外企流出等负面因素，导致这些城市和产业受到冲击。

以苏州为例，该市外企加工贸易的依存度高达120% ，导致近年的产业结构和出口承压。2019年至2023年苏州的出口额仅增长了10.43%，在30强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作为长期蝉联全国GDP规模最大的地级市，2022和2023年增速更是连续两年全省垫底。

此外，在旧有模式所造成的发达地区土地和租金和人力成本高企，也会导致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国家也会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 。这样客观上也导致了沿海地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承压。而最终这些压力都会传导到从业人群。这纸面上的数据箭头往下探探，就是多少从业人员生计的困扰。而且由于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更大，关注度更高，舆论效应更强，也会造成负面感官的放大。

▍产业、技术、市场、模式四组关系的摩擦，制约了新动能的形成和释放

当前经济基本面所遭遇的困局，展现到现象层面，那就是新动能尚未承接旧模式，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约了工业制造的景气，也不利于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在生产和消费环节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迷，且预计还将继续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图片来源：《未名宏观：2024年6月经济数据预测-有效需求不足，政策有待进一步发力》。

在现象的背后，则是经济基本面与市场各参与主体，在产业分类、技术层次、目标市场、以及市场模式和对应策略这四组关系中，存在一系列摩擦和矛盾，制约了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和释放。下文分别列举之。

1.第二产业的升级还在楼梯上，第三产业的现状却接不动人下来

我们追求的实体经济新动能，所对标的行业首先就是技术密集型。从长远来看，这些产业都是能争夺市场主导权和品牌定价权的，是最能够取得超额收益的。但从短中期来看，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时候，第二产业对就业会有挤出效应（甚至如果是应用了密集技术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也会衰减）。而第三产业本该是这类被挤出的就业人口的最佳承接方。

可是当前的现状就是，上文中我们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所调控的一些行业，大多都是第三产业，由此导致现阶段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本该吸水的自己都在流水，又何谈承接？于是，宏观大势上有个“三期叠加”，而就业形势这个分战场，都有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叠加之势。

面对近年来产业升级和就业承压，第三产业却并没有保持增长态势，反而在来回拉锯（见下图），就业“蓄水池”并没有发挥出来。不少朋友对经济的体温触感，自然就温不到哪里去了。

疫情前后这几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管是规模还是占比，都处于一个反复拉锯的状态。而且由于三产行业特殊性对统计口径的扰动，真正全职的三产就业波动恐怕会更大。

2.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一刀切，导致政策执行和资源配置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上文已经提到了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的问题，其实在现实层面，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宜简单切割。劳动密集型也可以有技术，也可以走高端。最近曾在分析印尼加征关税的文章里对此有所论述：

笔者当时写的还主要是农业和轻工，后来又在脑子里复盘了一下走访过的客户，重工行业依然是如此。对于人们印象中五大三粗、来料加工的，不管是工艺改善、链条拓展、产业循环、绿能供应等等维度打通以后，能单纯说只是劳动密集么？ 

但在现实操作上，我们上一阶段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地区对此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出现了“腾笼换鸟，老鸟死了，新鸟没来、笼中空空”的情况。这些年走访各地，时不时会看见一些被腾空的巨大产业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自贡或蒙大拿的大型恐龙坟场。身边也有一些企业家朋友，甚至是地方国企，笔者亲眼看着他们本是为了产业链的正常拓展而做的投资，当年在面临“两高一剩”认定扩大化后受到怎样的冲击，又怎么咬着牙去克服时艰。

这样的现象在2016年以来，在全国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并不罕见，出现了不少腾空的传统产业，结果又遭遇到了疫情……这些地方的群众体验也就可想而知了。

顶层设计对现实的理解，具体执行对设计的理解，连同现实对决策层、执行层作反馈的时间差，层层叠加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周期性的问题，在本来就经济增速换挡时还影响到生产、收入与就业。

除了政府监管，影响资源配置的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偏好。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属地化经营的，不乏优秀的业务人员，对于属地内的产业结构、运营模式、上下游关系、区域乃至全国的影响如数家珍。但是问题就在，很多业务的推进并非业务团队自己就能决定。

不管是政策制定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中后台推导风控模型、设计金融产品也罢，如果不能深入走向地方、扎根企业，只在办公室里通过几份PPT、几张现场照去推敲，它就不可能去了解基本的产业运作逻辑，又怎能指望设计出对标行业的方案。更何况这背后还有对试错成本担当的算计。

于是，一部分本该作为实体经济润滑油的金融机构，就把业务抽象成了选择优质抵押物和股东方的资金搬运工，可这样的优质企业在市场上终归是少数，却云集了大量意向资金之后，就出现了“标品卷非标、股份卷小行、五大卷股份、最后政策行和低利率特别债来了一锅端”，拼业务搞成了拼牌照，出现了大量资金空转，同样产生了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最近某位老师还对金融行业降薪作了如下表态，笔者认为很值得商榷的。金融业与制造业各有含金量，不是非要高精尖的制造业才有“知识的含金量”，这两个行业没有也不该有高低贵贱。恰恰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偏差，导致了第一章写到的严峻局面，让如今的形势更加严峻，改革阻力更大。当然，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薪资应该按照知识水平来确定，而不应是牌照、平台甚至所属行业。

3.双循环的宏大前景可期，但内外市场的节点问题尚待克服

如果说上述两点分别对应了新旧动能转化中的产业分类和技术分层，那么这一部分的关系就对应了市场维护与开拓，这也是我们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如何能稳定创收的关键环节。

内循环部分，从理论上说，前景应该是很广阔的。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就是构建上能立足内需，供给上能畅通循环，围绕这一组基本的供求关系，在新旧模式转换的大背景下合理安排破立的节奏。大道至简，但精耕甚难。我们目前在构建国内大循环、大市场遇到的阶段性困难，就是在“供求破立”四字上遭遇到了全方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内需受到了影响，“生产-就业-收入-消费”这组关系是有走向通缩螺旋的趋势的 。工业企业盈利和制造业景气水平边际回落，工业企业的市场和盈利缺乏保证，也会影响到产出。供求关系不畅，物流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存量内卷的发展中，各地政府保护主义就有可能抬头，又会影响到“循环畅通”的基本要求。

而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面，传导到上层建筑的信息如何被甄别，如何去理解破立关系、安排破立节奏、并确保在实践中不走样，也都是知易行难的问题。“一管就松、一放就死”的问题这几十年来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都对方向引导和精准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节奏调整的过程中，基层感受到的震荡与徘徊也会非常强烈。

开拓海外市场，并且提高自身在市场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国家发展到如今这个水平的应有之义。这又分消极和积极两个角度，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卷不动国内就得去卷国外，在国内具有强大生产能力，而市场容纳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必然要打通外部市场。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便是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符合当前发展阶段与综合国力需要的外循环体系。我们不只是供应商品，而且还输出产业，并能和对象国共同构建产业链条，反哺于内循环。在打通这一条条内外链条的基础上，去推动实现我们在当地的利益与地缘战略，由此又反哺于这套双循环机制，使其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能力是有，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就会遭遇挑战。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习惯了占着优势产业向全球剥削超额红利。对他们来说，随时可以为了切身利益撕下“自由市场”的面纱，各种制裁与围堵随之而来。相关套路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在打压中，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还会导致如第一章列举的资本外流压力。

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一样可能产生矛盾，我们在基础工业上的优势太大了，很容易就会冲击到他们的工业。就仿佛近代英国布匹冲击长三角乃至长江腹地的土布手工业一样。更何况就像上文提到印尼的加征关税意向，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美国带头打贸易战后，很多身陷战区内的产品供应转战到人家这里，不仅价格被打下来了，还每年都给印尼都造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失业。

我们很难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看到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已经构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各国都有独立发展工业化的权利，我们如果一味兜售“比较优势”理论、或者以势压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如何阐述？我们和广大南方国家，尤其是当前在东南亚和中东这两个利益高度复杂的地区铺设地缘战略两翼的进程，还能否取信于人、有序推进？

这都是涉及到长远根本的大问题，而为了这些大问题要做的迂回、调整，也会变成焦灼的痛感，反作用回国内的相关行业与从业人群上。

4.新模式尚未成熟，旧模式就无法出清，阶段性共存也会带来阶段性摩擦

这既是一个现实基本面的问题，也是我们所要采取的策略手段问题。上文提到的三组关系，反映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培育、转化、赋能、扩展、供需、破立、内外这些环节都遭遇到一些阶段性、节点性的矛盾。

此时理想状态中新动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就会在现实层面大打折扣。为了要保持基本的增长和就业，我们不可能对旧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要用，又要有限度，这就又产生了矛盾，处处考验着政策制定的对立统一，与经济基本面的承受能力。

这个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可以说从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们已经反复面临这个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把旧模式的边际效益一次次推向了历史新低。

还是以房地产举例，走到现在这一步，不可能直接一竿子出清，“保交楼”得做，地方政府收楼做保障房也得做，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有条件续贷以便把一些涉及民生的项目完工，这也得做。但要是做过了限度，再来一波放水，可能就真要产生系统性风险，不仅是全产业链的爆雷，连带政府信用与居民最核心的资产定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样的“精准滴灌”不仅是考验政策设计与执行的精度，也在考验大众特别是行业利益相关方的心理。饿着时候能吃到一小口，反而更容易形成负反馈，这不仅是经济学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再譬如地方政府这几年为了保增长，确实也承担了很多，积累的债务率上文多次列举。在前期杠杆还没消化完，马上又要安排一部分超前基建，而在安排中还要按区域发展水平分类，譬如要“经济大省勇挑重担”——可正如上文所列，经济规模前五大省份，同债务规模与债务率的前五大省份，有4个是重合的，这里面该怎么协调？

此外，今年初国办已经叫停了12个省份的非民生必需类基建。这样一来，不仅压给其他省份的指标会增多一些，在过往基建已经和政绩相挂钩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叫停省份的积极性、开发新动能、树立新的政绩观，也成了一项不小的工作。

更何况在开停之间，可还涉及着大批就业。而在增量乏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可能去剑走偏锋，再举起补税、涨价、罚没这样的大旗，做多了更会导致恶性循环。

而上述这些关系，它们对应的结构性问题，最后汇成一句话：市场在哪里？收入在哪里？增量在哪里？只有回答清这个问题，企业才敢扩大生产，居民才敢扩大消费。

而这，既是矛盾与困难汇聚的焦点，却恰恰也是我们当前经济突出重围的破局点。

▍华山一条路，且看新动能破茧成蝶

1.路径选择之辨：我们已只此一途

针对当前经济的破局，有一些观点开出的药方，汇总起来主要是放松监管、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国债规模、缩小双轨制差距、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这些话本身是不错的，但过往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在不触及经济基本面情况下的放松与投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对过往发展较为依赖但又该出清的行业，做了一波放水，为后世积累下更多的问题。说白了，这些都是手段，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基本面来承接这些手段。

有句老话叫“华山一条路”，专门形容只此一途的攻坚克难。我们在上文依次展现了新旧模式交替的现状、带来的冲击、旧模式的难以为继，而新动能在规模、技术、市场与模式存在的欠缺，导致新旧动能转化中尚且不能完全接续，由此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对当前的局面，俨然已无第二条路好走，上段提到的舆论场上这些深化改革、放松监管的讨论，最多只是“矢”，但“矢”要有“的”才能放，动能以及由该动能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的”。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是需要场景的，改革不是喊口号就能改的；市场化也不是放松监管就能成的，否则在旧模式的老路上只会持续空转，加剧矛盾与动荡。如果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明确清楚，盲目的“松绑”只会松出更多狼虫虎豹，这在当代经济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有多少破坏市场的行为正在打着市场化的旗号大行其道。

所以，真正的前路正是新动能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以此为牵引迭代企业和市场，带动生产关系的有效调整。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对于我们来说，这条路虽然很艰巨，意味着经济发展在这个节点已经没有了可以完全参照的成熟模板，真的要从赶超转为引领。但是我们有着向此突破的雄厚条件，也积累了一些前期成果。我们正在做一项前无古人但又充满希望的工作。

2.经济破局的基础：雄厚的实体经济底蕴，且仍在持续升级

从大面上讲，我们有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的高新科技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被戏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所剩无几”。

我们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受教育产业大军，有着产业革命准入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我们有着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债券市场尤其是政府和城投债券多以境内投资者为主，而股市更是做到了和基本面发展的长期偏离，在攻坚克难时反而有了负负得正的黑色幽默。

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兼备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庞大的工业化人口和消费群体，而由此产生的供应链、开发场景、更新改造又能为供应链金融、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提供源源不断的场景，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并确保金融行业在脱虚向实中不断发展，二者良性循环。

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替代的优势。

这些方面并非空口说说，是有扎实的统计数据的，这里就不再详细铺陈。这里只展开提一下和制造业有关的一些数据，首先就是制造业的血液——电力。近来围绕发电和GDP的讨论也比较热烈，考虑到篇幅，这里我们暂不展开相关话题，只单以我们国内情况来说。

2023年的发电量是2014年的1.67倍，是2019年的1.24倍，在疫情期间仍保持每年3-9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期装机容量则分别为2.15倍、1.45倍。这背后正是庞大的生产生活需要，是经济基本面扎实的表现。更为突出的是这十年来新能源发电的异军突起，火力发电占比已由2014年的75%下降到66%，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根据中科院和世界可再生能源协会的测算，相对分散式的新能源电力行业将比传统电力净增更多的就业岗位，预计到2035年净增额可达400万。

仅仅一个发电数据，既是制造业仍在扩张的缩影，也记录着能源行业的迭代升级。

目前来看，我们的制造业依然保持强大的增长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年增幅在过去5年是2%-6%不等，且大多数年份私营企业增幅超过总体增幅1-2个百分点，直到疫情高峰的2022年才开始低于整体水平。

高新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增幅每年超过规上整体增幅2-5个百分点，二者增幅占规上增幅的比重已由2014年的40%到2023年近50%。高技术产业投资更是以每年超10%的速度在增长，个别年份更是达到了17%-19%。而且为战略性行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除了2022年增幅仅有4.8%外，近年来其他年份的增幅都达到了7%以上，2019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16%。这充分展示了制造业量与质齐头并进，并能对服务产业提供强大的牵引。

当然还不够，还要更大些。

在做这个话题的搜集测算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可供一窥实体经济的蓬勃生机。这又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房地产。在房地产2年内下滑25%的时候，建筑业总产值却由2021年的29.31万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31.59万亿元，增幅近8%。

颇为有趣的是，同期竣工面积虽然有5.56%的降幅，但新签约额的增幅已达到3.33%，并且2年内厂房及相关建筑物的竣工面积增幅达到了23.64%，接近25%（同期住宅竣工面积的降幅为13.34%）。房地产总投资与厂房竣工面积，同一行业两个方向一降一升的两个25%，为“脱虚向实”提供了又一个生动注解。

3.作为经济破局的动力，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转化已经来到大反攻的前夜

近年来，中国的高新技术突破不断，战果正日益扩大。以“卡脖子”行业为例，不管是官媒报道还是业内研究都指出，我们已经将35项攻破了20余项（至少在相关大类上实现国产替代突破） 。

中国的科技进步已是外国权威机构和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美国nature对于中美两国各自排名在世界前10位的领域做了个对比，结果发现已从早年美国的全方位碾压变成了各有千秋。中国已经在物理化学、材料工程、有机化学、大分子与材料化学上实现了赶超，而原子、分子、核、粒子和等离子体物理也在接近美国。

据统计，在诸多科研领域，都已经稳定形成了中美最多再加德国的前三排位次序，而中国的研发投入更是达到了35%，位居世界之冠，欧美加总之后也只比中国高出5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3%，更是大幅领先欧美（美国4.3%，欧盟5.1%）。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赶超引领态势，正日益见诸全球各大媒体的报端。

2015-2021中美德英日五国可研贡献份额变化和2021领先学科分布图

罗兰贝格整理的中国技术产业优势分布图

世界银行整理的2022 年上市公司隐含利率，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中，融资成本也相对可控。投资规模还在扩大，但融资成本却轻了，这是一种与以往高杠杆驱动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数据来源：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据其统计，从2008年到2020年，中国先进工业产值增长了177%，是美国78%的两倍多。

而上述这些，与第二节的产业规模相结合时，又将爆发什么样的能量呢？这个问题华为知道、大疆知道、比亚迪知道，大量闷声干活、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们知道，我们未来的历史也会知道。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行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同一条河流，汇聚起来将会是一片浩渺的海洋。制造、运载、电子、服务装备必将全面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生产、组织和产业形态都将赋予社会化大生产以新的内涵 ，而这一切有个响亮的名字：新型工业化。

PPT来源：周济：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2024-4

4.产业之间的互联与整合正在深化，为经济破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场景

很认同这样一种说法：驱动我国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在于，利用并拓展了我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让超大规模的产业与配套基础设施与超大规模的人口和需求结合起来，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场景；而场景的形成与发展又带动企业及其配套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和场景联动与融合的趋势也在加快，达到了1+1>2、10+10>100的效果。

这几年，笔者在国内差旅时明显感觉到，在不少领先的企业中，哪怕是细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产业类别与行业壁垒正在被打破，一二三产的界限正在模糊。而如果这些企业是能够带动周边的，又能将一串企业都代入这种互联互通的新模式之中。

就以农业加工企业来说，种植养殖环节无疑是第一产业，但企业自身或协同自己的养殖户去革新养殖技术，从养殖方式到气候水文乃至实时监测里，这其中已经出现了高端制造业的身影。而当他们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深度的开发，从最基础的罐头食品直到萃取营养物质形成的高端补品，并且要大面积来料加工时，这无疑已经成为了标准的工业化社会大生产。而当产品形成，营销推广之时，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发售与地推，可以和不同的电商平台来接入推广，还可以借助后者的大数据算法来调适改进。

更有甚者，对于那些达到相当规模的种植养殖企业，他们甚至可以将承包的农场在种养之余，用来开发生态文旅，采摘、垂钓（甚至出海海钓，甚至都有自建的小船厂）、农家乐、亲子游……创造额外的营收。

而在它的更外围环节，新型的产品筛检、冷链保鲜、物流运输、交通调度、环境监测……也正铺陈一个环环相通的大循环。就这样，通过技术取得的效率提升、超额收益与通过自然禀赋所具备的场景搭建潜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本身与行业属地业态的迭代与提升。

这已经不是一两个孤例，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或多或少展现出这样蝶变的产业集群，有些技术我们已经世界领先，至于规模我们更是独一无二，由此构成了一个宽广的产业场景。这正是祖国的经济给予我最为震撼的体验。

仅以轻工行业为例，据统计截至2023年已形成281个产业带，这些产业带的覆盖往往是全镇乃至全县，分布如图所示。

各省市自治区的产业带个数。图表来源：沥金&腾讯广告&中轻投资：中国产业带发展报告，2023-11

5.消费市场历经考验，但依然前景乐观，预期能为破局提供强大支撑

而中国技术进步很重要的依托，便是庞大的消费市场，《哈佛商业评论》甚至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视作是中国创新生态与全球竞争力无与伦比的一方面 。

虽然遭到疫情封控的影响，整个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还在以较快速度增长，2023年的总额分别为2014和2019年的1.80倍和1.15倍。其中住宿餐饮收入总额分别为2014和2019年的1.90倍和1.13倍。旅游行业虽然仍有待修复，至2023年境内旅游收入也恢复到2019年的近75%，是2014年的1.32倍。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正在遭遇一定程度上的消费降级，但是在这些非必需品上的活跃情况，也可以佐证消费基本盘的稳定。

如前文所述，消费降级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是在降级中，我其实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活力，大量人口正在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开始分流。在如今很多新行业并不一定需要端坐公司总部办公室的情况下，“大城市机会多”的定律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土地财政退坡后，从弱二线城市乃至强二线城市非核心区开始，老百姓最大支出——房子的价格也被打破了增长预期，甚至开始急速下滑，人们变得相对敢于消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分流后回归的人群又大大带动了当地的人气与消费，出现了一批以主打“消费降级”为理念的消费新业态，乃至铺就成了全国连锁，客观上用成交量基数的放大去填补价格的下滑。

而这种变化在南方的三四线城市又比北方来得更快更热，笔者这两年多次游走在中部和西南的某些三四线城市，包括它们不一定被归为二线的省会，感觉不仅比疫情前热闹，甚至比某些一二线城市还人气更旺一些。

我也会入乡随俗，在业余时间穿着个大拖、挎着俩塑料袋，跑去“零食很忙”称两斤锅巴炒面麦丽素，可乐一听一块五，再去隔壁的猪脚饭、鱼片粥、八小时牛汤花个十来块钱，这一顿饭就对付过去了。然后见得这店的生意能从早晨八点左右做到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而再前面的夜市翻台子甚至到凌晨一二三四点都有。有点破的水泥杆上贴着广告，不管是工厂、商场、饭店和娱乐场所还在招工呐……

直到去年以前甚至都不会想到，有些城市修得跟鬼城一样的新区（疫情前每季度甚至每月都去，我对它们除去上下班以外的荒凉印象都已成为思想钢印），怎么反而现在开始夜深十点堵车了呢？

当然，从更宏观的统计来看，我们目前的消费态势还不是简单用一个“消费降级”就能概括的，很多时候大家的消费还是有追求的。此处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普华永道思略特在中美德三国调研对汽车互联功能的需求时，呈现出了如下的画面：

只有中国消费者会表示：我全都要！

最没想到的是，与美德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唯一没有实现遥遥领先的出行方式，居然是步行。

而这种消费意愿和需求，将带来怎样的一个市场？各国市场里究竟谁的品类更丰富、交易更活跃、消费者需求更全面且更容易得到满足？相信答案不言自明。

6.对外开放仍在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破局不断引来外部活水

先看一组外贸数据，2023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主体达到64.5万家，创历史新高。其中，民营企业55.6万家，合计进出口22.36万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3.5%，较去年提升3.1个百分点。

从出口产品来看，2023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的58.6%。机电产品中，“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海关总署对重点进出口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4的企业预计2024年进出口持平或增长 。

在进口承压的背景下，不仅总量还在上升，而且分布还更为均匀，西部与东北交替领取外贸增速最快的大红花。2023年东北实现了出口增速的全国第一，而2024年前五月西部的进出口增速又以9.3%领跑全国，就不说与高精尖搭边的机电产品了，农产品出口都是大涨，云南的自主品牌农产品出口增幅甚至能达到64.2%。

这让笔者想起在华南西南出差时，也会结识一些果农朋友，有的会讲如何能把水果或水果树直接卖到东南亚；有的讲怎么利用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种植，乃至电商平台的地推优势，把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一群海关外的竞争对手打得节节败退；有的则是被核心企业纳入供应链，大家一起芝麻开花节节高；有的则是一个村一个镇抱团，与其他抱团的上下游搞上下游联盟优势，打破了上文说的行业壁垒……

就是某些人眼里最不起眼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外贸，都给咱展示出了一千种卷法的无限生机。卷，肯定有，但是卷的同时还在做加法，正所谓：千方百计勃勃生机，虽卷但涨万物竞发。

而东部的外贸调结构也正在深化，就以上文提到的苏州为例，正在迎来从来料加工向产业升级的蜕变：今年1-4月的进出口总额又跌了近10%，可见对美欧日韩的来料加工模式调整绝非一朝一夕；但光伏电池、智能手机、电梯、光学仪器等高新技术产品的涨幅都达到了30%以上，有些甚至能达到2/3。

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基建领域为例，一季度全市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效益释放后续可期。其下属县级市，昆山市一季度完成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0.1%。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315%，张家港的太阳能电池出口连续4个月增速超200% 。

相隔不远的另一个外贸重镇宁波，2023年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已经占到外贸总额的56.8%，“新三样”产品中，太阳能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5.4%和27% 。而在此基础上，2024年一季度锂电池出口增速还继续增长了16%，集成电路出口的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84.5％ 。

还应该指出的是，外贸也只是外向型经济的其中一部分。而能够支持我们破局的外部经济因素，还远不只是贸易一途。

这里笔者首先要赞美顶层设计的高瞻远瞩，就在贸易战白热化，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出于义愤希望对等报复，更兼一些别有用心的键政段子手推波助澜，对苹果、微软、特斯拉等等外企如何反制的舆论甚嚣尘上。但是呢？我们不仅没有关门，在有节制地推出一些反制措施的同时，反而还加大了对外企来华投资的支持力度。

直到今天，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50%的受访企业依然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汇丰银行统计结果是，87%受访海外企业表示将拓展中国业务布局，88%的企业表示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他们开启了新的业务机遇，3/4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三年将加大中国供应链布局，其中，1/4预计会大幅增加。

在贸易战开打最为剧烈的时候，它们反而成为了我们的同盟军，对本国政府的大量质疑乃至抵制延续至今，连一贯对华阴阳的那些外国媒体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外国企业都成为了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者，甚至开始质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我们的情况呢？上移三段便是。

更何况，我们的外向经济是有自己的通盘大战略的，不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整个外贸投资的规模、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乃至港口合作，都依然在震荡中保持着总体强劲的增长。

图表来源：黄文涛《中国经济新动能》，2023-9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让海外供应链产生的粘性，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劳动力或原材料便宜所能概括的了。事实上所谓的雁行理论在亚太地区能够成立，也远不是一句“便宜”所能概括的。

不管是中国的庞大基数、产业链条、基建配套、营商环境、人员素质，还是消费群体，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也确保了内部产业迁徙的空间，向外转移并非唯一的选择。而且对很多行业来说，随着技术迭代和产业之后，未必非要以迁移来达到利润扩大的目的。

虽然从短期看，我们还将面临一些产业转移、外贸订单减少、制裁升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这一系列优势终将会消化这些问题，并用经济规律报复这些发动贸易战的国家。

君不见，在保护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心魔上，外贸与技术的“小院高墙”都已经连成长城了，可在现实世界，它们却终究连一堵薄薄的边境隔离墙，都能花费百亿建成豆腐渣 。

就这面墙，报价2700万美元，而整个边境墙报价至少不低于150亿。所以要知道，什么样的国家在对我们发动贸易战。

巧合的是，一海之隔的对岸，湛江东海岛上巴斯夫已经列了三期计划了。

终止的原因不仅是镍价的下跌，而且替代品也已经产生了，这替代路径又是谁家提供的呢？

图文来源：公众号“前HR随笔”：《大项目泡汤，印尼小聪明抵不过中国科技进步》，2024-7

一方面我们的配套还能继续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我们在配套中凝结成的商品还在不断增量，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在整体上并没有重大变化的趋势，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互联，相信我们在区域市场的整合与工农业商品的定价上还会有更亮眼的表现。

笔者四年前曾对越南经济写过一篇提纲，虽然只是拉了个提纲，但这个提纲的因果律至今仍在被现实不断触发：

某些人在抨击时总喜欢说“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可是他们在炒作此类话题时却又永远浮于表面，永远不讲系统，永远一个大新闻“在转移了，我们要完了”。

自贸协议还在签，中欧班列还在加，在签约场和列车头上，没有唱衰者。

图表来源：黄文涛《中国经济新动能》，2023-9

7.新模式牵引下的以旧换新，会将原有火车头改造为经济发展的新车厢

上文六节，已经覆盖了第三章所列的前三组关系，我们在协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双循环战略与内外大市场这些核心要点上，有挑战、有冲突，但是危中有机，有足够的条件转危为机。这不是空中楼阁画大饼，而就是现在实实在在发生在眼前的真事。而它们已经在向我们发出新动能这只大公鸡破晓时的打鸣声。

但是不限于此，随着新动能的形成，随着由此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铺开，旧模式中那些看似到头的行业与动力，会在新模式的牵引下，开出自己的第二春。

首先就是基建，基建又有新旧之分，新基建的范围，国家发改委早在2020年就已经标示过了。

当前在新基建领域，我们的进步很大，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加，像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更是十倍、几十倍地增长，吸引着大批政府和社会投资。仅仅像上海深圳，每年投资额就能在上千亿左右 。

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建成运行32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重点领域布局建设了200多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600多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231.2万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全国110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18.45亿户，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

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650万标准机架，5年年均增速超过30%。在用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超180EFLOPS，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互联网已覆盖工业大类的85%以上，标识解析体系全面建成，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8000万台（套）。车联网由单条道路测试拓展到区域示范，已完成智能化道路改造超过5000公里。约有8400万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1% 。

这已经展现了它巨大的经济拉动前景，但是即使这样，依然面临着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相互融合不到位、人才供应不充足等问题，后续潜力巨大 。

传统基建领域，已经让我们一次次感受到来自大国工匠的鬼斧神工，但也并非饱和。像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就给我们找了一堆短板，覆盖了道路质量、航空运输服务效率、港口服务效率、供水稳定性等等，都在40甚至70开外，有些指标甚至还不如印度。

因疫情原因，该报告已停更。目前还能看到的一个比较新的报告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表的《2023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报告》 ，其中中国的基建排名第18位，但该报告对此的指标测算相对粗糙，仅列示了科技教文卫环这几个维度，并无进一步展开，中国在教育、健康、环境等领域的基建排名相对靠后。

按照笔者自己全国调研的感觉，我们的基建在一些具有极强外部效应、社会关注点偏弱的民生工程，或者回报周期跨越地方任期的项目上确实还存在短板，而且近年来由于地方财政的吃紧，这些问题还有抬头之势。不管是西北有些大城市的断头路，还是西南某些产业园农场的进出与通信配套，确实都还有改造空间。

而随着卡脖子技术的陆续突破，不管新老基建都会迎来更新迭代，也会继续提供新的增量。互联互通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此外，我们的基建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后手，便是持续走出去，并能和外贸与技术输出互为表里。

“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约1.27万亿美元。2021年，有78家中国内地企业入选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占250家上榜企业的31%，在全球基建中我们至少占到了1/4的份额 。而且在我们技术突破、产业互联与对方无法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心化中此消彼长，尤其是我们的地缘布局有声有色，后续同样前途可期。

作为经济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是与产业发展、技术推广和基建提升息息相关的大方向。笔者自己走访过中西部一些产业聚集地，它们随着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曾经的产业规划、如今的产业迁徙所形成的产业集群，以及由这些集群带动的城镇繁荣让笔者印象深刻。而且随着疫情结束，这种繁荣的印象与前文所述部分三四线活跃的记忆联系到了一起，让我相信新型城镇化非但不是扶贫，还有其肥沃的市场土壤。

近年来通过对沪深广苏蓉汉等城市的观察，笔者并不认为大城市会无限吸附人口，一些为了附加属性而提升的生活成本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出。此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技术进步后未必要天天趴在大城市才能取得资源，这都为人口的均衡布局创造了条件，由此必然带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当前对于像农村水利、农业产业现代化投资、生鲜仓储物流的投资和布局已经有声有色 ，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远不止于农村和农业，它是一个包括了三线以下城市直到农村，围绕产业布局和市场发展所形成的区域集成，已经从“两横三纵”格局向“四极支撑，中部强化”的“钻石型”结构演化，由此覆盖从经济生产，到医疗养老、生态环境、文化生活、健康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协同开发。

所以，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下，资源如金字塔一样向一二线集中，那么当前66%的城镇化率，可能只有4%的增量。但是在新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回头去对已经达到的66%去做巩固提升，那就是面向至少40%增量的再出发与再提升。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具有较大投资空间和潜力，正待在新模式的基础上一一实现 。

而在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房地产行业也将迎来自己除了保障房、长租公寓和产业园 的新空间——精品化住宅。在社会主义国家，精品不该是、也不会是少数人的特权。正像知乎上有个问答“要不要在农村老家建房”，向我们所展现的那样：

这个问答，所蕴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甚至远远超出题目限定的农村本身，这将是房地产下一程围绕住宅精品化的起点。而这种精品化不只是基于返乡自用与生活舒适的考虑。

笔者有些好友也正是业内人士，反复宣导并来回体验着一种新型的、又没有脱离工薪阶层的新型居住模式，它是建立在上文所述的一系列基础之上的、产业与生活资源有序分布（不是生硬地在一大片区域划分居住区、生产区、商业区）、基础设施铺设并能够升级迭代、通过大工业传导与智能化赋能的生活环境。

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农村中，也不仅只出现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区域也已经开始萌发。

早在约十年前，笔者在看宝岛台湾一些地产企业报表时，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龟速的开发对于企业效益究竟有何益处。但随着这些年的从业经历，尤其是在上述地方的走访，让我看到了这种模式对房地产行业可能的重塑。

这条道路似曾相识，因为某些拥有大面积土地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大豪斯大牛排曾带给我们带着香味的感性印象。但这条道路会在中国升华，因为它将会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上，根据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的开发探索，以产业为基础、以交通为骨干、以技术为引领，将居住环境与建筑设计、工作环境、通信互联、交通出行相融合的新业态。而首先接触并投身于该类业态的，将会是地方上那些没有高杠杆、顺利度过本轮行业周期、并能够将建筑业的专业与对高科技的洞察结合起来的那一批人。

虽然这种新业态还需要顶层设计，在包括土地、规划等方面创造更多空间，虽然眼前地产行业还如同白垩纪末世，被撞击、火山与森林大火渲染得满目血红，但那些与恐龙相比看似不起眼的、匆忙搬运坚果的小小身影已经在预告着下一纪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

有时候经济和自然演化真的是很像的。身边已经不止一个学经济的最后自学了生物学。

就这样，我们会看到，沿着正在发展中的新经济，由大基建，再到城镇化，再到现在还硝烟弥漫的房地产，旧模式在退出模式主导权后，反而也会迎来自己的解放。又想起入行初期师傅的话，只有会做垮的企业，没有会做垮的行业。在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推动下，任何行业都会迎来自身的重塑与迭代。

就此，我们已经把第三章制约新动能的四组关系重新进行了梳理，论证它们在困难中依然蕴藏的巨大潜力和已经展现出的前景。这远远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正像宁南山在新作中说，中国的隐患绝不是制造业无法升级，技术无法突破的问题，而是生育率以超速度下滑带来的中国未来市场规模、社会活力等下滑的问题。

笔者更乐观一些的，因为坚信随着新模式的推广，我们的人口会有修复，而且还可能会是三四线先于东部沿海修复。在建立具有积累功能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参与率扩大的基础上，我国也有可能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如上文推导后的结果，随着技术进步，我们也未必需要保持现有的人口基数，要做的只是用先进生产力为支撑，让人口基数有序后撤。

上述七节，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做了基本的梳理，这是我们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动力所在。

当然，在实现经济破局之时，好的政策供给无疑能实现良性加速，诸如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对地方财政和地方治理形成符合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政策方向引导和激励；通过对金融监管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促进金融行业与当前形势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形成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通过完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落实完善减税降费退税缓税、减少信贷双轨制、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来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和积极性。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增加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

这些方向的供给侧改革作为上述七节以外的制度保障部分，如果能够加以提高完善，将会助推新经济以更快速度到来。

回港的航船已见得开来的身影，早晨六七点的太阳正在穿破乌云，楼梯上的人儿正在精益求精地描摹最后的妆容，仲夏之夜，我们将看到她最为闪亮的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