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这样的事，还要发生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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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这样的事，还要发生多少次？

4月前

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的发生过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图源：微博人大维泉博士生王d/

看到微博上学生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的新闻，会觉得，这样的事，之前有过，现在也在发生，那么，未来还要过多久，才能被杜绝。

我之前写过不止一篇文章，聊高校性骚扰，呼吁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

我自己也会想，重复说有用吗?

但问题是，加害者还在把手不断伸向下一个受害者。

那还是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说吧。

“最高学府，怎么会？”

每当大学发生性骚扰事件，世人通常的反应是表示吃惊，『最高学府…，怎么会…』

不必吃惊。后来的研究积累表明，比起民间企业，大学其实更具备滋生性骚扰的结构性条件。

这是上野千鹤子在《厌女》增订版中对高校性骚扰给出的洞察。

她指出，高校性骚扰中有一类是「学术研究职业特有的骚扰」。

「在学院里，更换指导教师或专攻方向绝非易事。一个尚在求学期间的研究生如果发生问题，甚至可能毁掉一生前途，后果严重，影响持久。

事实上，前述京都大学性骚扰事件中的矢野，对于反抗自己的年轻学人，就曾在受害者本人不在场的时候扬言：『那家伙的前途，我就是要毁掉。』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如果一个大人物有意为之，是可能的。」

在最近的事件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举报的学生称，导师以不让她毕业来要挟她就范。

上野写道「教育机构里的性骚扰」，是「导致继续教学研究变得困难的、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

而「在学校里，研讨班、课堂都是教师的独裁王国，比起有上司或外人在场的民间企业，反倒更是性骚扰的温床。」

加害者有何共性？

上野在《厌女》中也指出「性骚扰的加害者」的共通点。

一是，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

相反，性骚扰受害者容易落入的陷阱是，以为只有自己不幸碰上，于是选择孤独沉默…

受害者的忍耐，是在知道别的女性也遭到同样的伤害之后才终于结束的。而且，加害者一方完全缺乏加害意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隔阂。

加害者意识不到，他们眼中的『这点儿小事』，却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二是，加害者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对受害者的那些没有明确地语言化的拒绝信号，加害者是极端迟钝的。

在一个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受害者即使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应该是用身体发出了拒绝信号的。看着性骚扰的加害者，我真是想说：『受到惩罚的，就是你的迟钝。』而这一点如果被人指出批评，他们还常常反过来恼怒发火。

这两点在这次事件中也能看到例证，比如，互动中学生表达出来的拒绝，被一再忽视。他拒绝看到她说的「不」。

加害者的手段有哪些？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李军在论文《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 ——基于国内案例的分析》中详细说明了，骚扰者的惯用招数：

（括号内的内容，是我对李军论文中阐述的观点的补充。）

一，性骚扰者会去挑选受害者。

所有个案都表明，性骚扰发生很少是『即兴』，骚扰者对于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安排，一般都有所计划；

而且通常他们对骚扰对象都有所选择。骚扰者往往更愿意选择来自外地、家庭背景普通，独立无援、缺乏资源与之抗衡的当事人。

（雅君说：不论是已公开报道出来的、还是我从朋友那里听说过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中，不少骚扰者事先会去询问学生的家庭背景，是否在本地，是否显赫。他们会有意识地「柿子挑软的捏」，选择更弱势、更不敢或是更无力反抗的对象下手。）

同时，他们也会挑选有强烈求知兴趣和成就动机的被害人。

（雅君说：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被害人越在意学业，越想在学术领域内有所建树，往往越不敢和能影响自己前途的加害者翻脸，越容易被加害者控制。

在之前震惊日本的矢野教授性骚扰多位女秘书的案件中，有两位被他骚扰的女士立即提出辞呈，但她们付出了失去工作的代价。而E女士因为想继续从事东南亚研究，没有离开研究室，就面临长期被矢野骚扰的境地。）

第二，会利用跟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情境，去拉近社交距离。通常，骚扰者都会对被害人表示关心，借机拉近距离。

第三，他们会操控受害者心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威，对弱势者施加情感上的影响。（在厦大事件中），吴某对女生的骚扰，尽管针对的个体不同，但是手法非常近似，都是严厉训斥之后，再利用怀柔抚慰、鼓励的机会搂抱女生……

宽严相济，是弄权者以自己的权威对相对权力弱势者施加情感上强烈影响的方式，被影响到的女生的反应都是战战兢兢、委屈，然后如沐春风，将肢体骚扰视为师长的关爱。

（雅君说：这种「打一巴掌，再给个枣」的方式，其实就是先否定、摧毁学生的自尊、自信，让学生容易被控制，再用温情的举动，笼络学生人心，并借机以关怀为名，伸出咸猪手。）

第四，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提议交易。给被骚扰者提供好处，发表论文、推荐交流、深造机会等。但这些『好处』其实是一种公共的教学资源。交易提议本身就是渎职行为。

（雅君说：对学生提出不当要求，学生若接受就能获得利益，若拒绝则会面临不利。这是一种利益交换型的性骚扰。）

第五，（给骚扰对象）洗脑，对其灌输支持权色交易的观念。骚扰者利用的不仅仅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还有自己和通常年轻十几二十岁的骚扰对象之间在社会经验和性经验方面的差距。

（雅君说：缺少情欲经验的年轻学生，在遇到骚扰时，往往会处于震惊、害怕，不知道如何应对，「脑子懵掉」的状态。而社会经验的缺少，也会导致受害者在面对有权威的师长给自己洗脑时，难以有效反驳。

高校性骚扰中，骚扰者往往通过运用权力，去控制被骚扰者，获得「同意」，以逃避法律处罚。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心理上的征服欲和控制欲。）

如何防治高校性骚扰？

在防治高校性骚扰上，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爆出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矢野骚扰、强奸多名女秘书的丑闻后，日本高校纷纷成立了防止骚扰委员会，为受到骚扰的学生提供咨询、开展调查，处理违纪教师。

上野在《厌女》里就以东大为例，介绍了「东京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的「三原则」：

第一，处理的机构要设置在该部门之外（『也就是说，如果某个部门发生了性骚扰问题，那这个部门的人员就不参与处理』）；

第二，必须由专家来处理（这是为了避免「在调查过程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加害者」）；

第三，不只有校内委员，还要加入校外委员。（而『之所以加入校外委员，是为了防止投诉在校内被压制掩盖』。）

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女生的事件发生后，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教师、学者和学生也曾联署公开信，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我看了当年那封公开信里所附的学者们参考国外高校关于性骚扰规定，所起草的供教育部参考的《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其中详细规定了如果遇到校园性骚扰，学生可以找谁投诉，如何投诉，在过程中，可以得到怎样的保护和支持。以及在学校里，如何对师生开展性骚扰防治教育，使师生都能对性骚扰保持警惕与自律，等等。

可以说，考虑得很细致周到。

但十年过去了，这个办法还没有出台。

在书中，上野也说，「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有的老师说：“既不要成为加害者，也不要成为受害者。”

可是，不成为受害者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

而且，要求受害者发声，则更为苛刻残酷。

我们需要的，是让“高危人群”的男性努力“不要成为加害者”吧。」

而这现在也是日本反性骚扰的思路。

上野在《厌女》中介绍：现在在日本企业，「接受“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对象，从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变成了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中层以上管理职位的男性，实现了180度的大转换。

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内容，让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学习如何避免受到性骚扰或者遭遇后的应对方式，变成针对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男性管理职位及高层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是性骚扰，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加害者…」。

这点在防治高校性骚扰中也很适用，比告诉学生如何防范性骚扰更重要的是，去教育高校老师以及管理者如何不成为骚扰者。

而我国性别研究者、曾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的冯媛多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就曾说过：

不应该苛求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后能马上站出来维权，而应重在建立防范和处理机制。

否则，站出来的人只会受到再度伤害，而肇事者还会逍遥自在。任何学校、用人单位都应该建立起这个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和支持服务，做到零容忍。

希望能早日看到国内高校普遍建立起校内反性骚扰的机制。

希望那些高高挂在招牌上的恶人，能走下招牌，走进监狱。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 雅君的好用分享 ”，作者雅君Yaki，本文进行了重新排版，原文标题为《这样的事，还要发生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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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计划

“性骚扰”这样的事，还要发生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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