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雕像在巴黎升起，但她们的故事还没讲完

1748-1793 文学家、政治家

第一位在塞纳河畔升起的女性雕像，是女文学家和政治家奥兰普·德古热。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她本名Marie Gouze，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小镇，在她自传体的小说中，她的童年贫困且未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那年她被迫嫁给比她大30岁的男子，改名玛丽·奥布里，冠以夫姓。

她厌恶这个名字，也厌恶这段婚姻，她将婚姻定义为「信任和爱的坟墓」。一年后，她生下儿子，丈夫因洪水意外丧生，她再也没有结婚。丈夫去世后，她为自己取名，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奥兰普是她母亲名字的一部分。

19岁，奥兰普·德古热重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

很快，她移居巴黎，开始了她为女性权利发声、斗争的一生。她做的第一件小事是，她开始在公开信上使用「citoyenne」作为签名，这是「女性公民」的意思。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而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性大多也都被称为夫人、小姐，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女性公民」称呼自己。

当时，寡妇和单身女性的身份，给德古热带来很多的流言，她有交往的男友，还是个富有的商人，但是她一直拒绝婚姻。她更渴望成为一个文人，她开始参与巴黎的艺术和哲学沙龙，出入书店、剧院、博物馆，因此结识了很多作家和政治家。

她来自遥远的外省，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但她每次参加聚会，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得体又大方，甚至一度被称为「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在巴黎，她开始写作，她是个热情洋溢的剧作家，她写作的题材丰富，她写儿童的权利，写失业和社会保障，她写婚姻和女性的挣扎，她也写黑人的困境。

她的第一部戏剧讲述了一对黑人逃亡者夫妇，为了躲避主人虐待逃至荒岛，并被两名法国年轻人救起的故事。这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可耻的，因为它讲述的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故事。但她始终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无论种族还是性别。1791年，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颁布的两年后，德古热起草了《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开篇就点出——「男性，你能做到公平吗？」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倡性别平等的女性，在宣言中，她提出了很多观点：女性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也应一律平等；女性有权决定自己孩子的父亲；允许女性要求非婚生子的父亲提供抚养费；离婚时，财产由双方均分，不得无故剥夺妇女的财产，就像不会剥夺男性的财产一样；一切公民，包括妇女，按照其能力，平等地被允许担任一切工作；所有像男性一样纳税的女性，都有权知道任何公共部门的行政事务。

这些先锋的理念和言论都被制作成小册子，传遍了巴黎，她说：「女人，醒醒吧！理性的警钟响彻宇宙：承认你的权利吧！」

随着大革命的进展，她的写作、观点变得越来越激烈，她深度地参与政治讨论和斗争，在小册子和海报上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被当时的政府认为是一个「张狂的女人」。她甚至制作了一张海报，让公民投票选择自己理想的政府，这最终将她推向了死亡。被捕时，她家中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戏剧——《法国得救，或者暴君被废黜》。

1793年11月3日，45岁的她被送上了断头台。罪名是「煽动叛乱和试图恢复君主制」。她去世后，遗体被丢弃在公墓，一个大革命时期专门处理断头台受害者的地方。她曾在宣言中主张，「女人有权登上断头台，她必须同样拥有登上演讲台的权利。」

在《妇女权利与法国大革命：奥兰普·德古热传记》中，一位不具名的巴黎人记录下她离世的那一幕：昨天晚上七点，一位名叫奥兰普·德古热的非凡人物，拥有文人头衔，被带到了断头台，而整个巴黎的人都在赞叹她的美貌……她面带平静和安详的表情走向断头台，这种勇气和美貌是前所未见的……那个女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中……

7月26日，巴黎的塞纳河畔，奥兰普·德古热的雕像缓缓升起，她的裙摆飘逸，眼神坚定，她的手中高举着《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这部宣言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女性权利运动的历史。一位法国网友评论，「她为了女性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她让法国乃至世界的女性拥有了今天。如果，今夜她也在塞纳河畔，她一定会很高兴。」

1884-1957 运动员、社会活动家

2024年巴黎奥运会，创造了许多「首次」，首次离开体育场馆，在城市之中举办开幕式，首次使用紫色跑道，首次大规模使用可拆卸和可利用的场馆……其中，有一项「首次」是历史性的，这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男女运动员人数完全平等，比例各占50%。

从0%走到50%，女性运动员在奥运史上艰难地行走了128年。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当时女性运动员不被允许参赛，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认为，「女性参加奥运会是不切实际、无趣、难看且不正确的。那是人类眼睛所能看到的最没有美感的景象」——女子在奥运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获胜者戴上桂冠。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举办时，女子运动员首次被允许参加网球和高尔夫两个项目，但是必须身穿长裙。

直到1919年，一位名叫爱丽丝·米利亚的女子运动员出现，她一次次挑战所谓的传统和权威，帮助更多女性真正地站在奥运的赛场上。

米利亚出生于1884年，父母都是法国南特的商人，家里有五个孩子，她是家中的长姐。20岁，她结了婚，4年后丈夫去世，没有孩子的她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她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女性，她热爱运动，似乎没有什么她掌握不了的体育项目。她喜欢踢足球、游泳、网球，曲棍球也打得很好，她的最拿手项目是赛艇，她极具天赋，12小时内能在塞纳河上划行80公里。

当我们搜寻百年前的历史照片时，米利亚总是微笑着坐在她的赛艇上，或者身穿运动短袖短裤，飞奔着，跳跃着，摆动着双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她大腿上的肌肉。她的形象完全是顾拜旦用于形容女子运动员的反面，她如此的健康、矫健、正确且美丽。

1911年，27岁的她加入了Fémina Sport，法国最早的女子体育俱乐部，帮助成立了法国女子体育联合会，8年后她成为了Fémina Sport的主席。同年，她立刻向国际田联申请，将女子田径项目加入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但遭到了拒绝。当时，传统的观念依然是，女子不应该在奥运会上抛头露面，生育孩子并鼓励她们的儿子参加奥运会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米利亚没有放弃。1922年，她成立了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并组织举办了第一届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77名女性运动员参加了11个田径项目，并打破了18个世界纪录。

这是第一次属于女性运动员的体育盛会，她们向世界证明，纪录可以被女性打破，女子不是为胜者戴上奖牌的礼仪官，她们本身就是胜利者。

1922年至1934年间，她又组织了四届世界女子运动会，数百名女子运动员加入了她们。随着女性运动员群体的壮大，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感到了愤怒和恐惧，他们劝说米利亚更改赛事名称，像做交易一样，他们表示愿意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增加10个女子竞赛项目——但国际奥委会违背了诺言，只增设了5个女子田径项目。

但米利亚的抗争并未结束，她认为，只有女性全面参与奥运会才有意义。她继续全面地推动女子运动，她推动法国女子篮球、足球和田径项目的发展，她组建了法国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她甚至给报刊撰稿，宣传女子足球的意义。

1936年，她将国际女子田径赛事的控制权交给国际田径联合会，换取了国际奥委会继续在奥运会上增设女子竞赛项目，以及承认女性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的纪录。那也是她为女子运动抗争的最后一年，随后法国政府切断了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的资金，她的身体也难以为继，她离开体育界，也离开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她52岁。

米利亚的聪慧、天赋不仅在运动上，也体现在她的语言。她精通三国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就成为了一名翻译，离开体育事业后，她继续做着翻译、速记员的工作，过着平淡的生活。

1957年，她在法国巴黎去世，随后被埋葬在南特的家族墓地中，但是她的墓碑上却没有提及她的名字。漫长的历史中，当人们提起奥林匹克时，总会想起顾拜旦，而不知道米利亚的名字，她渐渐被人们遗忘，连同她曾经为世界女子运动做出的抗争。

直到2016年，以爱丽丝·米利亚命名的女子体育基金会在法国成立，人们终于又想起了她。

法国邮政曾发行的印有爱丽丝·米利亚肖像的邮票图源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春天，国际奥委会为米利亚制作了纪念雕像，摆放在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大厅，她的身边，正好是那位曾经反对女性运动员参赛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雕像。

米利亚曾这样期待着体育的未来，「我们有权希望下一代人将户外运动视为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空气、光、水是我们实现和保持健康最宝贵的帮助。它们是每个人的财产，关键是要充分利用它们，无论是为了女性利益，还是为了男性利益。」

如今，塞纳河畔的米利亚雕像，就像100年前她留下的影像，留着利落的短发，身穿运动短袖短裤，笔直地站立着，目视前方，右手举着赛艇的桨板，上面悬挂着奥运五环，脚边放着足球、橄榄球和田径跑鞋。她始终和自己热爱的运动在一起。

1927-2020 律师、活动家和政治家

2024年3月，法国巴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发生。法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堕胎权写入宪法的国家，新修改的宪法规定，「法律决定妇女在何种条件下享有堕胎自由」。为了纪念这一天，埃菲尔铁塔点亮了一句标语，「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y Body,My Choice）」。

这一天，又有无数人提起了「博比尼审判」，这是法国甚至世界上为了女性争取堕胎权最经典的案例。

1971年秋天，16岁的女孩玛丽·克莱尔被一名高中男生强奸后怀孕，她向母亲求助，她不想生下这个孩子。玛丽的母亲辗转找到了一位同事，那位同事也曾堕过胎，在她的帮助下，克莱尔顺利堕胎。

随后，克莱尔和她的母亲米歇尔，以及帮助她们的三位女性都被起诉，指控她们共谋实施堕胎。当时的法国不允许女性随意终止妊娠，这是非法行为。

站在被告辩护律师席上，为五位女性辩护的律师，也是一位女性——吉赛尔·哈利米。一位法官向《纽约时报》回忆，「她一开始说话，所有人都沉默了。她有一种威严的气势。」

法庭上，她这样为五位女性辩护，「我也堕过胎，但我不认为这是羞耻，这也根本不是犯罪。我希望通过辩护，为法国所有女性，争取到自由避孕和自由堕胎的权利。」在她的辩护下，最终，五位女性，一位被判缓刑，其他四位女性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审判发生前，法国的堕胎合法化运动如火如荼，343位曾经堕过胎的女性联名签写请愿书，要求政府将堕胎合法化，并第一次提出了「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的口号。请愿书刊登在杂志上，哈利米是唯一签署宣言的律师。

那年秋天，她还与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生物学家让·罗斯坦德一起创立了女权主义运动「选择妇女事业」协会，致力于支持堕胎合法化。

博比尼审判、343宣言、「选择」协会，最终推动了法国堕胎合法化的进程。1975年，法国通过了《面纱法》，自愿终止妊娠的权利终于交还给了女性。

一次电视采访中，哈利米说，「我们不是为了堕胎的权利而战斗，而是为了女性能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战斗。」

翻看哈利米的每张照片，你都会先注意到她的那双大眼睛亮晶晶的，很有力量，即便在她步入老年，皱纹布满眼尾，她的眼睛依然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事实上，从少女时代开始，哈利米就一直承受着父母的不公平对待——他们强迫她遵循传统的宗教习俗，放弃教育，并为哥哥们铺床、洗碗、做家务。

10岁，哈利米开始了维护女性权利之路——她绝食超过8天，获得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她继续绝食抗议，为了不用再为哥哥们铺床。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我获得了第一个小小的自由。」长大后，她将这次家庭内部的抗争称为，人生第一次女权主义的胜利。

15岁时，她拒绝了和一位石油商人的包办婚姻，随后前往巴黎学习，她考取了法律和哲学的证书。22岁开始，她在律师事务所接小案子，为工会成员和独立活动人士辩护；29岁，她在巴黎注册了律师资格证，之后，一直以律师的身份，为女性辩护。1981年到1984年，哈利米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她为政治中的性别平等做了许多努力，她始终在为女性权利行走。

2024年，当她的雕像出现在巴黎塞纳河畔时，她仍然是奋力疾走的样子。她像是在法庭上激昂地辩护，也像为女性群体的权利呼喊。

2019年9月，92岁的她接受了《世界报》的最后一次采访，她向女性提出了最后一条建议：「保持经济独立才能自由。不要容忍对自己尊严的任何攻击。永远不要放弃。」

那次采访，她也回望了自己的童年，为什么一个10岁的小女孩能够拥有那样的女性意识？为什么她有勇气说不，「我内心充满愤怒，有一股野蛮的力量，我想拯救自己。」

2020年，她在巴黎去世，享年93岁。她生育了三个儿子，但她一直有个遗憾，她希望有一个女儿。「我想知道，通过抚养她，我是否完全符合我所宣称的，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所有女性而言的女性主义承诺。」

1896-1985 记者、作家

故事从一个小小的姐妹沙龙开始。

1929年，在巴黎郊区的小公寓，来自马提尼克岛的三位年轻黑人姐妹开设了一个周日文学沙龙，名为「克拉马尔沙龙」。姐妹中的长姐是第一位在索邦大学学习的黑人女性，她希望能够在巴黎创造一个让黑人女性也感到安全、舒适的空间。

她们在其中自由地辩论、交流，讨论和反思黑人生存的现状。她们很早就意识到，女性、黑人，两种身份让她们遭受了双重的歧视，她们是边缘的边缘，她们也因此更加团结，更加亲密。

小小的姐妹沙龙吸引了许多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他们每周相聚于此。三位黑人姐妹中的长姐，保莱特·纳达尔，也是这次塞纳河畔十位女性雕像中唯一一位黑人女性。

纳达尔一家来自于马提尼克（中美洲加勒比海附近的岛屿，当时的法属殖民地），是一个中产家庭，她们的父亲是废除奴隶制后马提尼克公共工程部的第一位黑人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教师和杰出的音乐家，并且创立了当地最早的女性团体之一。

小时候，每到周末，她们家就有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出入，姐妹们意识到，只有自由的交流和讨论才能拥有真正的进步。

来到巴黎后，纳达尔成了当时法国文学界为数不多关注黑人女性群体的作家，在她的描绘中，巴黎并不是流动的盛宴，相反它也有令人绝望和孤独的一面。「在这里，冬天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敌人。他们有着扭曲的面孔、冷峻的眼神，以及白人特有的封闭和冷漠的面容。」这是她短篇小说《流亡》中，对巴黎的描写。

在巴黎，纳达尔还与人共同创办过一本以法语和英语出版的《黑人世界杂志》，尽管只出版了6期，但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认为它是「黑人知识分子思想和观点的源泉」。即便如此，纳达尔和其他女性的功劳还是被忽视了，《黑人世界杂志》中，她担当秘书长的头衔，这是一个典型的属于女性的次要角色。

或许你会注意到，纳达尔的镀金雕像拄着一根拐杖。

1939年，纳达尔为了一个电影项目回到了她的家乡马提尼克，工作结束后，她登上了返回巴黎的船，这次登船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了那艘船，逃生过程中，纳达尔受了重伤，她在医院休养了近一年，落下了终身残疾，余生都要靠着拐杖走路。此后，她选择回到马提尼克岛，而不是巴黎。

回到小岛后，她常年坚持要求法国承认她是战争的平民受害者和幸存者，并申请每年可续签的残疾津贴。这是勇敢的，甚至难以想象的——当她提出这些要求时，马提尼克岛还只是法国的殖民地，三年之后，这里才成为法国的海外省，马提尼克人才成为法国公民。

一位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女性学者指出，「这意味着纳达尔敢于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黑人马提尼克女性可以成为享有医疗保健权利的公民，而不是沦为法国立法所迫害的殖民地臣民。」

纳达尔最终没有得到她应得的残疾津贴，但她还是竭尽所能帮助着马提尼克岛上的女性——她成立了妇女社会组织，鼓励女性利用她们的投票权；她写信给总督，要求为全岛的单身母亲和工薪阶层女性提供福利和教育计划。她创办了女权主义报纸《城中的女子》，这也是该地区唯一的报纸，她希望女性通过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向女性强调了解世界问题和投票的重要性。她被聘为联合国的地区专家，她也是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司担任官方职务的第一位黑人女性。

1956年，纳达尔家的房子失火，大部分档案都丢失了，关于她的故事变得更加难以讲述。

一位在大学期间就研究黑人文化的法国写作者，直到2018年才知道保莱特·纳达尔的名字，以及她对于黑人运动的重要性，「一位女性在那个时代如此重要，既令人惊叹又令人不安。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她？」

好在2019年，《黑人女性的骄傲》一书出版，纳达尔的故事才慢慢浮出水面。去年，法国电视台首次播出的纪录片《纳达尔姐妹，被遗忘的黑人》，也带来了一些她的故事——1985年2月，终身未婚的纳达尔在马提尼克岛去世，享年88岁，至于如何评价自己，她曾留下过一句话：「我们只是女性，但却是真正的先锋。你可以说我们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保莱特·纳达尔的雕像图源网络

1740-1807 探险家、植物学家

珍妮·巴雷特是一位女探险家和植物学家，她乔装成男人，成为第一位环游世界的女性。

1766年，法国法令禁止女性登上海军舰，珍妮却决定开始她的冒险。当时，法国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正准备开始一次漫长的环球航行，船上搭载了植物学家菲利伯·科默森——也是珍妮当时的恋人。

为了登船，珍妮换上了男式长裤和外套，乔装打扮成男人，对外称是科默森的仆人和助手。她很珍惜这次出海的机会，长期以来，作为女性的珍妮一直是一个配角，她出生于农民家庭，却钟情植物，但一直没有机会成为一名独立的冒险家，她必须尽全力抓住出海的一切可能。

为数不多的留存资料记录了珍妮在船上的日常：她不太起眼，在男性视角中，就是一个仆人，「既不漂亮也不丑」，但举止「非常谦虚」。她总是随身携带各种各样的别针、刀子、袋子，以便于随时用于收集。旅途中，科默森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珍妮承担了大量的照护和植物收集工作，因为常常干重活，船员们曾调侃珍妮，「科默森的负重牲畜」。

在航行中，珍妮收集了超过6000个植物标本，其中最欣喜的一次发现，是船舶停靠里约热内卢后，她带回了一株有着鲜艳色彩花朵的藤蔓，那是她在巴西发现的美丽的簕杜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角梅，最终，谦虚的珍妮以船长的名字命名了这株植物，「Bougainvillea」。

航行两年后，在塔希提岛海滩上，珍妮被当地人识破女性身份，「一位女性正在环游世界」的新闻，让珍妮面临危险和挑战，但也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她的航行故事曾出现在报纸、哲学讨论和传记中，但关于珍妮本人的细节却记录不详，所幸后来的研究者们接力般努力拼凑出属于珍妮个人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勃艮第的历史学家亨利埃特·杜苏尔发现了教区记录，记录显示，珍妮于1740年出生在拉科梅尔镇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她还发现了一份珍妮在24岁时签署的怀孕声明，说明珍妮在24岁时有过一个孩子，但应该是早夭了。

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在整理科默森死后出版的关于物种的描述时，特别提到了珍妮的贡献和勇气，科默森承认珍妮「对知识的渴望」，并表示自己非常感谢「她的英雄主义」。2020年，澳大利亚作家丹尼尔·克洛德专门为珍妮写了一本传记《寻找环游世界的女人》，讲述了她努力拼凑珍妮个人经历的全过程。

丹尼尔写道：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历史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女性、穷人、文盲、不墨守成规者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和语言的人总是被忽略。这是她为什么要书写珍妮的故事的重要原因——书写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第一位环游世界的女性。

几经周折，丹尼尔最终复原了一个更鲜活的珍妮的人生结局。

在伴侣科默森死后，她没有回到科默森的家乡，也没有苦苦守候，她几年后便改嫁了，她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购买了经营港口附近一家酒吧的执照。这位冒险女性并没有落得一个世人想象中的悲惨结局，她成为了一个有钱的女人，生活得很幸福——她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复杂、鼓舞人心且非传统的榜样。

珍妮去世后，她唯一已知的肖像出现在一本著名航海书中，在那幅画中，珍妮戴着红色帽子，穿着宽松的水手服，右手抱着一束花，神情自信而悠然。

伴随着她的雕像在塞纳河畔升起，越来越多的人将知道珍妮·巴雷特的名字，但遗憾的是——如今，在巴黎，博物馆和植物园呈现的数千份植物标本或许都与珍妮有关，但只有极少数标有珍妮·巴雷特的名字。

1364-1431？职业作家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中世纪第一位女性职业作家，也是法国第一位女作家，她是所有作家中首位靠自己的笔谋生的女性。

她是一位离我们看似有些遥远的女性，出生于600多年前，虽是意大利人，却随父母在巴黎长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是天文学家，担任过宫廷星象师，还会医术，她自小学习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颇有研究。

在中世纪，克里斯蒂娜这种受教育水平是相当罕见的，一方面源于父亲的支持，一方面源于她自己的求知欲。母亲其实并不希望她读很多书，会劝阻她记住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专注于纺织和家务等「女性工作」，克里斯蒂娜却一直默默学习，自己「收集知识碎片」。

她的家就在塞纳河右岸，靠近巴黎的图书制造中心，附近住着许多书籍的抄写员和插图画家，克里斯蒂娜热爱阅读，并从不因为性别禁锢自己，她认为，「男人和女人中，谁的德行更高尚，谁尊贵与卑微，不在于身体的性别，而在于行为和美德的完美」，打破性别偏见，这也是她不断学习的动力之一。

中世纪结婚很早，克里斯蒂娜15岁便与一位巴黎的公务员成婚，她的丈夫并未抑制她阅读和写作——在当时，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生活顺遂，她的早期作品也多为爱情诗和抒情诗。但好景不长，婚后十年，她生下三个孩子，相继失去了父亲和丈夫，她需要撑起整个家庭，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以及赡养母亲，文学创作也开始转向。

当年的许多插图记录了克里斯蒂娜书写时的样貌，她通常坐在书桌前，右手拿着羽毛笔，左手拿着小刀，要么读书，要么写作。她不仅是一位书写者，也是一位赚取家用的抄写员，抄写书籍时，为了让羽毛笔更好用，她常常需要用刀片磨一磨羽毛笔，一个忙碌的抄写员在工作日会磨笔多达60次。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图源网络

她为女性说话，会在书中呼吁，「教育和学问是我们最好的财富，它们是我们可以带到坟墓里的东西」，「一位自立自强的女性比任何宫廷中的珠宝更加耀眼和珍贵」，并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女性可以写作，可以论战，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如果我们认为女性不能做某些事情，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学会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天生的能力」。

因为这些言论，克里斯蒂娜遭受了男作家的猛烈批判，他们质疑她的作品不够坚实或过于情感化，并质疑她的学术水平。他们对她是法国「第一位女作家」这个身份发出嘲笑，每每念到这个称号，重音都不在「第一位」上，而放在「女」字上，他们称她是第一位「女」作家，好像「女」是什么不好的形容词。

克里斯蒂娜反击非议的方式是——更好地写作。很快，她便出版了她最著名的作品《女性之城》，被称作「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第一声呐喊」。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女性在散步时，被三个男性侮辱，于是她来到一个只有女性居住的城堡——女性之城。在这座城堡里，女性享有自由和自主权利，她们能够独立生活、学习、思考、辩论和行使政治权力。这种平权意识比19世纪欧洲的女权运动早了600多年。

克里斯蒂娜曾公开承认，她生活在一个「糟糕的时代」，她知道自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直到19世纪，一场妇女运动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人们开始重读克里斯蒂娜的书籍，后来的学者，尤其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20世纪重新强调克里斯蒂娜之于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从文艺复兴走到现在，女性平权之路就是这样蜿蜒曲折。

这个夏天，克里斯蒂娜逝世近600年后，她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回巴黎，重回塞纳河右岸——她曾经的家，她曾在这里阅读、思考、呐喊。奥运会后，她的雕像将静静伫立于巴黎的某个街角，一同等待那个她不曾经历过的，一个「女性不再觉得糟糕的时代」。

1830-1905 社会活动家、革命者

塞纳河畔，路易丝·米歇尔的雕像徐徐升起，她手握权杖，昂首挺立，人们想起她还有另一个更为响亮的称号——「红色圣女」，她曾以革命者身份参与巴黎公社，成为大革命期间难以被抹去的记忆。

路易丝在一个倒塌的城堡里长大，这里被山峰、树林和溪流环绕。作为一个私生女，她由母亲和祖父母抚养长大。从小，米歇尔又高又瘦，她形容自己「蓬乱、狂野」，经常用别针钉着撕破的衣服。

小时候，米歇尔和祖父经常守在火炉前取暖。一边烤火，祖父会给她讲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史诗般的战斗往事——勇敢的人们该如何战斗。

1853年1月，为了陪伴母亲，留在家乡的米歇尔获得了当时女性能够获得的唯一文凭——教师资格证书，担任教师。但她却一直梦想着去巴黎，她觉得，只有在巴黎，人们才能与帝国抗争，真正踏上革命之路。

后来，米歇尔终于来到巴黎，她专心于教学、写诗和阅读，她曾经给雨果写信，把习作寄给他，得到的评语是「草地上的诗人」，雨果形容她的诗作清新浪漫。写作也让她发现了另一个真相——当自己以「路易丝·米歇尔」这个本名向杂志社、报社寄送文章时，100%不会被录用，但当她换上男性名字安灼拉 (Enjolras)，作品往往会被采用。

米歇尔热爱写作，但她的梦想从不是当一名浪漫的诗人——她为蒙马特区工人阶级的孩子开办学校，向孩子们传授和展示自由和革命思想，她积极参与各种激进政治运动，更加关注妇女命运。她积极倡导女孩接受教育，在社区中开展互助计划，教贫困妇女读书写字，为她们提供资源。她还营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社团，在那里，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她告诉那里的女孩：「我们女性必须自己站出来，而不是乞求。平等的教育、平等的贸易……这才是我们计划中真正的东西……进化已经结束，现在必须进行革命，否则蝴蝶就会死在茧中。」

1871年3月，巴黎公社诞生，米歇尔也积极参与其中。她和很多走上街头的女性有着共同的主张——女性有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靠着在集市上参加射击游戏的经验，米歇尔参与了前线战斗和防御工作。她曾穿着男式制服，冲在前线，也曾担任医务人员，为公社社员提供支持。

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为了拯救代替自己被捕的母亲，米歇尔向当局自首。在被监禁 20 个月后，1873年，米歇尔被送往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流放地，她被关在一艘法国军舰甲板下的囚笼里，花了4个月才到流放地。

在这4个月的登岛之旅中，米歇尔反思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并得出结论：权力总是会腐蚀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因此，在她的余生，她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她倡导社会革命，目的不是夺取权力，而是摧毁权力。

1880年，在流亡7年后，米歇尔重新回到巴黎。几个月后，她再次开始参加集会和会议，宣传无政府主义理想。一次发表演讲时，她的左耳后部被枪击。刺杀她的人受审时，米歇尔依然选择为对方辩护：「他只是被邪恶的社会误导了。」

1905年1月9日，米歇尔因严重的肺炎在马赛去世。她的葬礼十分隆重，出生地弗朗库特为她建造了一座雕像，穿过小镇的街道也以她的名字命名，政府甚至为她命名了一个地铁站和一条街道。

119年后，她的另一座雕像在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缓缓升起，当人们再次谈论米歇尔时，纪念的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永远不会改变——位于巴黎十三区的巴黎公社之友的负责人曾说：「为了纪念理想和公平。」

1873-1968 电影导演、制片人

爱丽丝·盖伊总有很多新鲜的想法。

她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导演之一，是最早玩摄影机的那批人，甚至也是最早的剪辑师、制片人。她是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女人，她领先于时代，却长期不为人所知。

22岁时，爱丽丝在高蒙公司做秘书，恰逢电影诞生。那是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发明——电影放映机，他们播放的影片叫《工厂大门》，片子很短，只有几十秒，固定机位拍摄的工厂下班时，工人从门口涌出的画面，爱丽丝就坐在台下。

当时许多人认为，电影会是很短暂的流行，不久后就会消失，爱丽丝却认为，电影是无穷无尽的世界，能够穿越时间。其他人看到电影放映机，思考的是如何进行业务拓展，卖出更多的机器，爱丽丝却开始思考，为什么不用电影的方法来讲故事呢？

次年，她就拍摄了电影史上第一部叙事影片《甘蓝仙子》，时长只有50秒，讲述的是一名仙子从甘蓝里捧出一个又一个的婴儿，这个故事取材自一则古老的童话，讲的是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得到仙女的施法，从卷心菜里收获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叙事影片，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根据脚本拍摄的电影。爱丽丝的影片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电影远远不止一个固定机位镜头那么简单，不止可以拍火车进站，浪花拍在沙滩上，电影有许多玩法，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后来，爱丽丝开始尝试拍特写、给胶片人工上色甚至自己琢磨如何在电影中增加声音，她会把歌曲预先录制到蜡盘上，接着在拍摄演员表演时，在一旁播放蜡盘唱片，这样一来，演员就能听着声音对口型和跳舞，这便是最早期的声画对位。

爱丽丝在电影上的探索远不止于此。

她会改编好故事，比如将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改编成电影《落叶》，那是一个温情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偷听到医生说，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前，姐姐就会死去，于是她把叶子悄悄收藏起来，每天都跑到屋外一片一片把叶子挂回树上。爱丽丝的镜头处理得很干净，有人评价她的电影，总是体现出一种艺术感，让我们的心忍不住向她靠近，「她有着非比寻常的敏感，和一双诗意的眼睛」。

她也关心社会，倡导平等。她拍歌舞片，也拍喜剧。她关心虐待儿童议题，也关心少数族裔。1906年，爱丽丝拍了一部至今看来仍非常先锋的电影《女权主义的后果》，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依然极具讽刺感和幽默感——片子里男人在家里织布、熨衣服、做手工活，女人则靠在沙发上，翘着腿抽烟喝酒，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家里的椅子碰倒了也不扶起来，旁若无人地走开。

这部电影中，酒馆里坐着的都是女人，她们抽雪茄、喝酒、谈论政治，哈哈大笑，有个男人抱着一篮子毛巾误闯进来，被女人们用毛巾扔了出去，还有个男人牵着两个孩子来找女人，也被女人骂了回去。这些都是爱丽丝对于「性别平权」的深刻反思。

在看过爱丽丝的《女权主义的后果》后，俄国电影之父，蒙太奇的发明者谢尔盖·爱森斯坦对眼前的剧情感到震惊和好奇，「她到底是怎么创造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男性女性形象的」。希区柯克也曾说，「爱丽丝·盖伊的电影让我兴奋不已」。

编剧弗兰克·莱昂·史密斯曾提到一个细节，他曾去过爱丽丝的工作室，高高的一堵墙上写着两英尺高的字母，「be natural」（保持自然），这在那个时代是令人惊叹的，爱丽丝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是演绎，还可以追求真实和自然。

遗憾的是，爱丽丝的创作生涯并不长久，只维持了二十多年。婚后，她随夫去了美国发展，一战开始后，电影世界开始变得更加商业导向，爱迪生公司发起影视联盟，垄断了大部分电影相关专利，爱丽丝创办的影视公司难以为继，「华尔街的钱从前门进来，女人就被从后门赶出去」。

如果说爱丽丝的人生前半段是一部壮阔的女性电影，后半段则是更为真实的人生。

由于女性身份，爱丽丝的大部分成就都被雇主莱昂·高蒙和丈夫赫伯特·布拉切所取代。早期电影以公司名称销售，许多观众只知道电影是高蒙公司出品，爱丽丝作为制作者，名字并不会出现在电影上。后来因为离婚、身体等原因，爱丽丝渐渐淡出了电影界——2017年，纪录片导演Palema Green曾拍摄了一部关于爱丽丝的纪录片《爱丽丝·盖伊不为人知的故事》，采访了许多电影界从业人员，他们都不知道「爱丽丝·盖伊是谁」。

这次巴黎奥运会，爱丽丝·盖伊的雕像从塞纳河畔缓缓升起，巴黎终于让世人知道，这是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性导演，她执导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约150部流传下来，22部是长篇，她对生活热情，对科学和文学永远好奇，她在电影事业刚刚开始时就证明了一件事——女人可以尝试所有事情，即使是一件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1927- 2017 政治家、女权主义者

西蒙娜曾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她出生在法国尼斯，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与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共同长大。成长的过程里，她和姐姐们关系亲密，组成了一个「完美团结的三人组」。

她记得，在夏天，她们会在铺着蓝色地毯的客厅里做作业，每到假日，她们会在家附近的灌木丛中散步，有花香、有鸟鸣，那是西蒙娜印象最深刻的童年印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1944年4月13日黎明，西蒙娜和二姐玛德琳还有妈妈一起被德国士兵押上了一辆牛车，对方将他们驱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时，西蒙娜刚过16岁。

在集中营里，西蒙娜被剃光了头发，每天都需要劳动，卸石头、挖沟渠、修筑堤坝，而烙印在手臂上的「78651」号码，成为了她的新代号，「摧毁我们的身体还不够，还必须让我们失去灵魂、人性。」

1945年4月，西蒙娜和二姐玛德琳被解救——她们的妈妈不幸在集中营中离世。

从集中营回来后，西蒙娜很快振作了起来，她进入巴黎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并在那里结识了安托万·韦伊 ，二人很快结婚，生育了三个男孩。

1956年，通过国家考试，西蒙娜成为了一名法官，并始终致力于促进妇女权利。她改善法国监狱中妇女的条件；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成功将阿尔及利亚女囚犯转移到法国。

西蒙娜始终记得母亲告诉过她和姐姐：要独立，女人必须工作。然而，当时在法国，只有不到40％的女性拥有工作，很多保守派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提出了质疑，批评者将她描述为反妇女、反母性、反婚姻。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对西蒙娜的成就非常不屑，还曾经嘲笑她胳膊上那串数字印记，很像衣帽间的号码。

但这些都没能成为西蒙娜的阻碍。

在男性成员居多的司法部门，她逐步成为最高司法委员会第一位女性秘书长。后来，她进入了卫生部，担任卫生部部长后，她很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争取简化避孕措施，避孕药不仅得到授权，而且还可以由社会保障体系报销。

在推动法国妇女合法堕胎的过程中，西蒙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的吉赛尔·哈利米参与的343宣言、「选择」协会，都有西蒙娜的身影。

1979年，西蒙娜又一次打破了性别障碍，成为了欧洲议会第一位女性议长，并始终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她的儿子让·韦伊曾这样形容自己母亲的特别之处——母亲永远在工作，而朋友的母亲「不是凑在一起打桥牌，就是缩在家里」。

西蒙娜·韦伊曾任20世纪70年代法国卫生部长

2017年7月5日，西蒙娜在家中去世后，法国有数十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她的遗体移至先贤祠。这里曾祭有 72 名不同领域的男性名人，但女性仅有4位。有媒体评论，西蒙娜之所以能够被民众信赖、铭记，是因为她有「一股向善的力量，为女性、为法国、为所有人」。

在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西蒙娜的雕塑呈现了她作为法官向民众、向议会成员发表演讲时候的模样，专业、坚定。曾有人评价，或许，这都是集中营的生活留在西蒙娜身上的烙印——过去的采访中，西蒙娜曾描述过一个场景：在离开集中营的那一天，一位英国同盟军见到了她，两人在交谈时，西蒙娜让对方猜猜自己的年龄，那位士兵看着她说，你应该已经40岁了。但那一年，她只有18岁——在她和姐姐曾经生活的地区，被驱逐、关押的犹太儿童有400名，但幸存者只有11名。

西蒙·德·波伏瓦图源网络

不久前，有人拍了一张波伏瓦墓碑的照片发在社交网络上，墓碑下，有一张来自中国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写着对波伏瓦的敬仰。对于那座没能升起的雕像，在距巴黎8000多公里的中国，很多女孩也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场面出现得恰到好处，她仿佛在告诉我们：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女孩子们，继续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