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解亦鸿

图、视频 | 吕萌

剪辑 | 杨凡羽

编辑 | 陶若谷

谈话在上午11点半准时开始。第一天朱锐躺在床上，朝我挥了挥手，跟一个月前出现在人大哲学课堂相比，他瘦了不少，胳膊能看出桡骨的轮廓。他主动询问，“我这样会吓着你吗？”持续一小时左右，他就累了，需要闭眼休息，遗留的问题就放到第二天继续。

他用末端的生命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每天早上7点左右，他在看护者的搀扶下坐起来，只能坐10分钟。亲人在安宁病房里照顾，如果是身体状况更好一点的早上，她会把他抱到轮椅上，推到楼下小花园，一起晒晒太阳。通常是15分钟，朱锐感到有些累，就回到病房。谈话也是秩序的一环。

内外交困，节奏紊乱，是他身体最深的感受。他开始注意一些平时不会注意的事物，比如晒太阳时，会望着马路对面的烤鸭店、徽菜馆。朱锐以前是个不怎么爱吃饭的人，但是彻底不能进食后，还是会怀念跟朋友一起坐在餐厅里，点菜，聊天。睡前他在手机里刷到河南的面食，有些嘴馋，晚上就梦到自己吃了碗面条。

他的轮椅上挂一根登山杖，等电梯时可以戳按键，选楼层。“拥有行动的自由，仍然是件很快乐的事。”朱锐说。住进安宁病房前，他跟亲人出门散步，会把电动轮椅马力开到最大，体验风一般的速度，冲在前面，像驾驶自己的车，谁都追不上。现在要靠人推，行动变得更加有限。

住进来第七天，一位生命礼仪师小伙子走进病房问他，想选什么款式的寿衣、骨灰盒。朱锐有些疲惫，全程没有说话，由亲人代沟通。他后来想起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在想，人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也想赤条条地离开，不用穿什么特别的衣服，有一条纸内裤遮一下，像亚当夏娃那样，就够了。”

●朱锐在安宁病房。

如果不考虑父母的意愿，他更想用生态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出于尊重长辈，他还是同意了传统丧葬，火化，并将骨灰葬于老家安庆，墓地是父母选的。7月18日，朱锐的病房里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床位旁边架一台手机，他在美国的孩子、安徽的父母、北京的家人，都连线参与讨论，聊这些事。

人生的最后二十天，朱锐就在人民大学附近的海淀医院度过。是不是因为离学校比较近？朱锐否认了，“我只是比较幸运，才能住进来。”他不想讨论这些人情上的事。

5月的最后一堂哲学课上，朱锐分享了生命的小大之辩——薛定谔曾提出，“为何原子如此之微，而生命却如此之巨？”朱锐告诉学生，“一个生命，想要认识这个世界，千万不能至精至微，听到看到每一个原子无序的运动，那些就是这个宇宙的噪音。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比原子大，才能在无序中看到有序。”

6月中旬，他发现自己有了小肚子，而癌症病人通常会逐渐消瘦。他去医院才确认，不是胖了，是癌细胞侵蚀了腹膜，腹水开始变多。医生根据检查结果下了判断，告诉朱锐，“你的生命还剩个把月的时间。”

就在那一天，朱锐联系我与他合作对谈，“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而我又恰好处于这样的生命历程里。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可长可短。你可以求问题，或者我自己提问题，有收获最好，没有收获也没关系。”他不记得这想法最初在什么时候产生，只是病情发展得快，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独立完成，希望有人配合。他同时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有可能随时走人，或许就是明天”。

为行文方便，这里仅呈现部分对话，完整内容将按照与朱锐的约定，交由他的家人整理出版。

朱锐：首先我们应该把“死”和“死亡”区分开来。“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死亡”是那个过程的终结。我们好像不怎么关注“死”的过程，却过多地关注“死亡”本身，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偏颇在里面。

“死”的过程越痛苦，死亡相对来说就应该是个更积极的事儿，是快乐的。“死亡”其实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它恰恰跟永生相对，“死亡”给了世界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死的话，会是怎么样？

作者：可能会很可怕。

●病房窗台。

一个小时后，朱锐有些说不动了，他主动提出想听我的故事。于是我谈到自己的生命历程，如果把它想象成一幅画，会是什么样，“我像是一个推石头的人。”朱锐一直闭着眼睛听，我想知道他的答案，他说，“咱们明天再聊。”

画中的克里斯蒂娜是一名残疾人女性，她趴在草坪上，肢体动作不舒服，远处有一幢房屋，她正望向房屋的方向。这幅画朱锐在哲学讲座中曾多次提到，讲“类比推理与隐喻”的作用——如何把类比看作人类思维的核心认知机制。

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始终觉得即便是癌症，也没有改变多少他的生活。2022年8月，刚得知自己癌症晚期时，他消沉了两天。“不是悲伤，不是害怕，就是不相信。因为我身体很好啊。”朱锐回忆，他以为马上就要死了，但两天后冷静下来，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

●朱锐到病房外透气。

治疗过程中，疼痛消磨了精神，朱锐很难再完整地看一本书，更无法爬山、徒步。这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有分量的瞬间——他许多阅读和思考都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失去对身体的掌控，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

人大哲学院建议他专心养病，他提出要如常上课，并且自嘲生病后，睡眠质量好了不少，“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像填表，申报，现在我再也不因它们而烦恼了。”

自生病第二年开始，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朱锐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看了三四遍《我的团长我的团》，喜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亲人也带着他看《甄嬛传》，“谈恋爱的部分还可以，后面一宫斗就打胎，朱锐认为没创意，他最讨厌勾心斗角。”

欧洲杯1/8决赛他在家看过几场，住进安宁病房后，没有精力看了。他不是真正的球迷，没有喜欢的球队，看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到这个游戏里，“这是人们认认真真玩的一个游戏，最后捧起一个杯子。”《PHI：从脑到灵魂的旅行》是朱锐在病房里读完的最后一本书，剩下就是刷刷抖音。

●飞行玩偶摆在床头。

“破解时间的暴政”

住进安宁病房之前，朱锐从未同意朋友、学生去医院探望自己。因为在重症病房，人很难保有原本的尊严，这是他的回答。而当家属向医生提出给病人插管的请求，医生通常会执行，朱锐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孝道裹挟，而不去思考生命的质量？”

他发现医生不会主动告诉危重病人所剩的时间，而是告诉家属。朱锐觉得没必要，“我愿意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他要求医生在每个阶段都公开透明。

今年6月下旬，二儿子从美国来看他，问他可不可以待一个月，朱锐担心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够——从拄着登山杖行走在课堂，到坐轮椅、终日躺在床上，他真正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不过是距离一公里、一个礼拜之内发生的变化。

父子商量下来，把共度的时间定在了两周。他们就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儿子白天去爬山，晚上回来分享这一天，弹父亲喜欢听的钢琴曲。讲起儿子，朱锐罕见地提到了挫败感——那时他走路已经非常吃力，最多只能走到酒店餐厅，一起吃顿饺子，“没法跟他一块儿四处探索北京了。”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朱锐有过许多爸爸的烦恼。“我那时看不到他们长大后的样子，只能看到拥堵的交通，每天接送他们上下学，觉得时间突然不够用了。”生第一个孩子时，他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第二个孩子出生前，老大仍是调皮的年纪，他一度自我怀疑，“把他（二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会不会是在让他受苦。”

他逐渐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撒谎。“那是智力发展的表现。”朱锐说，他所做的就是告诉小孩子，首先要尊重自己，不能自我欺骗，“对自己撒谎，比在社会场合撒谎，危害大得多。”

在安宁病房的家庭会议中，两个儿子仍然相信奇迹会发生，“爸爸就像《星球大战》里的天行者和尤达大师那样。”但当医生提出，可以对病情采取哪些干预，儿子的态度是尊重朱锐的所有想法，“We are on the same page.”（我们意见一致。）

朱锐拒绝了一切延长生命的手段，在他看来，清醒的意识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失去意识，营养液也不用再输了，并且绝不插管、除颤。7月19日，一场暴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他继续前一天的话题：死亡和时间。

●病房书架。

我是谁

生病以来，朱锐一直在重新思考“我是谁”——“我”是否可以代表大自然本身的“我”，人是否可以回归“类”的存在，成为人类？6月中旬腹水的出现，让朱锐意识到，自己彻底变成“寄居蟹”了。为了描述这种感受，他将食指和拇指并在一起，再慢慢分离，像年轻人比心的动作，但哲学教授想表达的是，“现在，我的灵魂离身体越来越远了。”

“朱老师，下次见。”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告别过。7月25日那天，朱锐读了一首他自己翻译的英文葬礼诗，因为不够熟练，中间读错了两次。他想尽可能完美，这时我和同事会一起说，“没事，再读一遍吧朱老师。”

●访谈中的朱锐。

相关阅读：《一个哲学教授的死亡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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