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政策再掀浪潮
说到政府推动的产业扶持政策，我们经常会想到我国强大的产业政策对于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引领产业突破的能力。当然，这些产业政策，在很多全球竞争对手来看，是通过补贴产生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对中国进行批判。
实际上，通过产业政策去推动行业发展，我们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不是最猛的一个。很早以前，美国就开始通过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推动行业发展、以及保护本国行业。而现在，各国，尤其是欧美，也开始通过产业政策，保护本国产业发展。
从太空大战开始
为了应对与苏联的“太空大战”，1958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美国在技术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该机构最初专注于太空、导弹防御和核武器探测等领域。
DARPA约有240名人员，约140个技术人员，直接管理32亿美元的预算。DARPA的基本任务是专事于“科技引领未来”，开拓新的国防科研领域，为解决中、远期国家安全问题提供高技术储备，研究分析具有潜在军事价值、风险大的新技术和高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大进步，它不仅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如精确武器和隐形技术，还在商业民用技术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互联网、语音识别与翻译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这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仅提升了美国的军事能力，也为民用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她带来的贡献：
军事技术贡献：研发的精确武器和隐形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军事实力，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美国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
民用技术贡献更是值得大夸特夸，我们在愉快的网上遨游的时候，不要忘了DARPA引领下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这包括：
互联网：DARPA在互联网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研究和开发为全球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提供了基础。
语音识别与翻译：这项技术的研发使得人机交互更加便捷，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定位系统（GPS）：GPS的研发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提高了导航的准确性和效率。
对于产业而言，DARPA还通过支持美国政府以外的研究组织，包括研究机构和企业，资助处于相对早期阶段的研发以及后期的系统开发。这种模式不仅加速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DARPA的成功被视为政府主导型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一个典范，其运作模式和成功案例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日本战后产业政策
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也常常与其有效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日本的产业政策，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政府机构：通产省。通产省，是日本当时的中央省厅之一，是一个专职宏观调控经济的部门。通产省是政府部门，有着强有力的金融权。强大的通产省决定了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带有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直接调控的特色。
战后，重建城市与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的钢铁、煤炭等资源。电力、船舶、煤炭、钢铁是通产省指定的四大战略性产业。通产省采取保护幼稚产业的干预法，通过限制准入、限制竞争来扶持企业做大、迅速扩张产能。通产省可以管控日本开发银行的信贷业务，直接向这些产业和大企业注入资金。1953-1955年日本开发银行超过80%的资金都投入到了这四大行业。
日本政府促进了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日本国际贸易产业省对采用精益生产技术的支持对汽车行业至关重要，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在质量和效率方面也成为了全球领先者。
美国80年代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和电子领域就面临着来自日本崛起后的激烈竞争。美国从汽车制造业到电子工业处处失去自己的传统优势。这推动了美国政府再次开启产业政策的轮盘，启动了核心工程：SEMATECH（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这是一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通过协调研发努力加强美国半导体产业。
通过汇集资源和知识，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在从日本手中夺回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为当时硅谷创业的小公司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英特尔和诸多半导体企业，正是得益于这些政策，才从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企业。
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美国更为广泛的工业组织变革，使得美国工业组织从一种落伍的行将淘汰的封闭体系，变成一种开放的以联合和合作为基础的体系。这种体系，非常适合信息时代的产业发展。也推动了后续美国爆发了一系列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
而最近的《芯片法案》“CHIPS”以及相应美国的政策，似乎跟那个时期的SEMATECH多少有相似之处。
产业政策的强势回归
现在，曾经过去发生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和非经济动机的推动下，又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强势回归。
不要以为只有我国现在大范围使用产业政策。过去10年，美国和印度也一直是产业政策的最大使用者。欧盟现在也后来居上，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欧盟的《欧洲绿色协议》和《数字欧洲计划》都已经天下闻名。
仅仅在2023年，各国政府就实施了超过2600项产业政策举措。政策的形式主要以补贴本地企业的形式。而且，现在的政策特别针对制造业，各国都希望自己能够增强在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十年中，每年补贴的实施增加了两倍多。
对于产业政策可使用的工具，包括研发投资、对企业和行业的直接补贴、对企业和家庭的税收激励、法规和行业标准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但对当地企业的补贴是最受欢迎的工具。
现在影响产业政策最主要的几个驱动因素包括：
国家安全
供应链韧
战略竞争力
减缓气候变化
并且，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国家的利益不同，目标也不同：美国最重视国家安全，2023年的措施中国家安全占比达到43%，而欧盟只有18%；相比而言，欧盟最重视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政策占比达到49%)和供应链韧性。
但是从补贴金额看，我们可能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真正希望做什么。2023年欧盟27国政府支出最多的领域是提升竞争力或战略部门，支出3040亿美元，其次是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支出1861亿美元，减缓气候变化支出1797亿美元。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分别仅占225亿美元和29亿美元。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并不是政府支出最多的领域。
由于补贴的存在，对于投资者和企业来说，产业政策的回归可以带来一些短期收益。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转型相关和科技部门将从产业政策中获得最大收益，尤其是低碳技术、金属（钢铁、铝和关键材料）、先进技术、半导体和国防相关部门
但产业政策也有很大问题，甚至适得其反。投资过多也可能最终会变成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的主要机制是政府补贴和行业间竞争加剧。获得补贴的企业可能会因资金宽裕而过度投资于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参与者都希望快速从政策中得到补贴会导致重复投资，从而加剧低效率。
而且产业政策，也会产生内部问题。例如，对于欧盟来说，面临着难题。欧盟已经设定了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但它也致力于维持其单一市场；欧盟希望促进创新，培养欧洲的头部企业，但成员国希望保留对政策的一些控制权。因为这些政策对就业和国家经济至关重要。
这种既要又要的的想法，由于国家政策扭曲欧盟内部的竞争，使欧盟产业政策的实施复杂化。
例如，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更便宜。欧盟是应该购买中国产品以变得更环保，还是应该努力扶持欧洲的工业，但却面临着减缓能源转型的风险?
在一个财政有限的世界里，促进长期增长需要经过复杂的财政政策，以促进创新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但在制定政策时，产业政策的财政成本可能会因税收增加或其他领域政府支出减少而导致经济扭曲。
来源：他山之石观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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