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2024年8月新刊发行
【导读】近日，日本央行加息导致的亚洲股市暴跌引发了巨大关注；虽然日本央行立刻由“鹰”转“鸽”进行调整，成功控制住了股市下跌趋势，但仍旧引发了人们关于日元与美元关系的持续讨论，市场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日元“投降”。今年以来，日元的大幅贬值趋势普遍被认为是国际资本在恶意做空，并导致日本受损严重。有分析指出，日元难以控制的贬值倾向根源于美元霸权下，日元、美元之间的复杂从属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日元—美元关系、以及历史上其他大国货币关系，是处理中美货币关系的重要镜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将中美货币关系里的潜在危机暴露出来，中国开始试图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规避美元体系霸权性、风险性上升对中国的冲击。但中美货币关系应如何调整，才能以现实、理性的路径开展金融强国建设，并在稳定中美货币关系的同时制约美元霸权？本文通过梳理苏联与美国、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尝试为回答“中美货币关系往何处去”这一关键议题提供参考。
第一个历史镜鉴来自苏联—美国货币关系。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着力开展对苏货币外交，苏联内部也一度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吸纳苏联，美国基本满足了苏联的核心要求，但最终，由于美国未能妥善处理战后对苏贷款问题，苏联决定暂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苏货币关系的脱钩，尽管有着维持苏联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意义，却也变相地成为美元霸权形成的重要历史根源。这一脱钩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再无能与美国制衡的力量，给美国提供了将西欧整合为美元体系海外运行经济区的历史机遇。
第二个历史镜鉴则是日本—美国货币关系。冷战后，美国“拥抱”日本，将之接纳为远东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很快获得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但美日双边贸易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两国的货币关系危机。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和两国间巨大的贸易收支失衡，美日货币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动荡期。在《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一系列货币关系谈判调整过程中，日本经济也遭受动荡。在这场大国货币协调行动中，日本应对美国施加的货币关系调整压力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存在包括过于信任美国承诺、没能与西德结盟、没有敢于考虑从根本上提升本国金融实力等失误。
目前，中美货币关系正值调整期。作者指出，货币关系是大国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跷跷板型”竞争互动的关键平衡点。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外部应“先立后破”，渐进、精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约束美元霸权，但不能谋求脱离美元体系，否则将反而可能强化美元霸权、错失经济发展机会。中国仍应坚定不移地支持现行的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机制，推动IMF改革向“债权人逻辑”回归，真正约束美元霸权武器化、私利化不断膨胀造成的危害。日本的经验则告诉我们，相较于日本等兼具美国军事盟友身份的债权国，中国对抗美元霸权压力具备复合优势。中国有实力与意愿联合欧盟、日本等主要债权国形成“债权人同盟”向美国施压。同时，中国应认识到中美货币关系背后，核心是国家信用竞争，必须有意识地将强化国家信用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中美货币关系往何处去？》，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美货币关系往何处去？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美元体系，既是中美货币关系的起点，也是推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因素。近五十年的发展后，中国不仅成长为美元体系内的制造业大国，也成为吸纳与循环美元的主要海外空间之一，这构成了中美货币关系的基本特征。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美国向外转嫁危机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中国对美元体系与中美货币关系模式的忧虑与质疑。2008年后，中美货币关系开始进入调整期，中国试图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规避美元体系霸权性、风险性上升对中国的冲击。2018年春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带动两国政治、军事、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分歧激化，中美货币关系调整也进入加速期。中国积极建设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为保护自身储备安全，开始多元化储备结构。美国鹰派则为打压中国崛起，甚至建议没收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美元资产，将中国驱逐出美元体系。2022年和202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两次会晤遏制了中美关系下跌的势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明确表态，脱钩不是中美关系的正确历史选择。
2023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性擘画了建设金融强国的蓝图，高度提炼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外目标，其中特别精准地指出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由于美国护持美元霸权的极端敏感性，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将引起美国的打压，处理好中美货币关系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化解的外部难题，也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重中之重。历史经验反映，自二战尾声美元体系开始构建至今，大国货币关系的频繁互动对美元霸权演化和大国金融实力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国未来如何以现实、理性的路径开展金融强国建设，稳定中美货币关系的同时制约美元霸权，需要首先以大国货币关系为历史镜鉴。
美苏货币关系的存续时间很短暂、运行模式也很特殊，但其走向脱钩对立，对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与美元体系霸权化有着深远影响。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向全球扩展，原冷战的对立方俄罗斯、东欧、中国等国家地区的加入，和近三十年经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一度令人遗忘了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曾与冷战格局同步构建，并由此分裂为安全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的“两个平行市场”。通过将苏联排除，美国强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控制，原本为整合世界经济体系而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失去了苏联的制衡而霸权化。美苏货币关系源于美国试图在战后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货币体系，整合战前因货币体系混乱分裂的国际贸易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1942年7月，美英代表哈里·怀特和梅纳德·凯恩斯围绕战后的国际货币改革方案开始交锋，美国为将苏联纳入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不顾英国的反对于1943年2月将“怀特方案”透露给苏联，苏联被动卷入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进程。1943年10月，经过多轮谈判博弈后，美英初步形成了《联合及联系国专家关于建立国际稳定基金组织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基本宣告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依据“怀特方案”所设计的框架路线展开，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建立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调节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自此，美国开始着力开展对苏货币外交，推动美苏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邀请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而苏联内部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能够获得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也决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创建进程。从1943年12月美苏围绕货币问题展开谈判开始，至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美苏等盟国初步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结束，美苏货币关系构建以妥协与合作为主基调。究其原因，一方面，因对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经验和兴趣，苏联只是将加入美元体系作为向美国示好，获得战后经济援助的一种政治姿态，其核心利益关切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战后贷款援助，即在尽可能保留本国经济政策独立性的前提下，提升苏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该份额与苏联可获得的战后美元贷款额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话语权直接挂钩）。另一方面，此阶段美国的货币外交战略及目标是，通过向苏联让步吸引其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国看来，苏联的要求无非是为了尽可能在体系内获取经济利益和占据有利地位，而非反对美元霸权，所以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基本满足了苏联的核心要求。因此，总体而言，美苏在开展货币合作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问题上无根本利益冲突，但由于苏联未能在战后及时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双方货币关系的短暂合作昙花一现。美苏双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达成的妥协，并未确保苏联在战后正式加入美元体系。自1944年7月至1945年12月，因为美国未能妥善处理战后对苏贷款问题，导致苏联做出了暂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决定，美苏货币关系构建发生重大逆转，由合作开始走向脱钩。1946年下半年，在确认苏联不会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决心将苏联从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排除出去。因此，1947年初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及美苏经济体系彻底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苏货币关系脱钩引发的连锁反应。而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有着维持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意义，却也变相地成为美元霸权形成的重要历史根源。二战后美元霸权的形成除美国自身的实力基础外，在国际层面有两个重要的现实基础：第一，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体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机制中，缺乏制衡美国权力的政治、军事大国；第二，西欧成为美元国际流通的海外经济区，时至今日西欧依然是美元霸权的主要支柱。以上两个现实基础得以形成的重要历史前提是，美苏货币关系脱钩。一开始为吸引苏联加入，美国脱离国际经济与金融运行实际，满足了苏联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提升份额的要求，赋予了苏联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重要话语权。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确定的88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份额中，美国占27.5亿，英国占13亿，苏联占12亿，苏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再加上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捷克和波兰的份额后，苏联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超越英国的第二大投票权。假设苏联能够持续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制，必然可以在制度层面约束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肆意更改。而由于苏联退出了美元体系，遗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要国家，如英国等均处于美国军事保护的羽翼下，不具备制衡美国货币霸权的实力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沦为了美国操弄美元霸权运作的制度空间。国际货币霸权的形成既需要霸权国具备超强的综合经济实力，还需要霸权国整合海外发达经济区形成霸权货币流通的国际循环。苏联退出美元体系，与美国走向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对立，尽管对于美国而言是构建美元体系的挫折，却也提供了美国将西欧整合为美元体系海外运行经济区的历史机遇。实际上在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只遭遇了苏联退出的挫折，在西欧也面临着名存实不至的窘境。作为传统的西欧货币强国，英国从提出凯恩斯方案开始，就在尽可能抵制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快整合与控制西欧经济的企图，甚至在战后也不惜与美国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问题产生抵牾。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西欧在经济尚未恢复时过快过渡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欧的市场将向美国商品和美元投资完全敞开大门，货币体系极有可能混乱、崩溃。然而在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强化对东欧的经济控制后，美国以保护西欧经济安全为由，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注入大量美元，指导、推动西欧逐步实现贸易结算一体化，最终过渡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美国而言，推动西欧过渡至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意味着通过美元将美（西）欧经济捆绑在一起，还将西欧内化为美元体系运行的海外空间，实现了美元霸权的初步确立。二战后，出于冷战战略考虑，美国“拥抱”日本，将之接纳为远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同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向日本开放市场，美日货币关系以“特需订单”为开端的贸易关系起步。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日本极大地品尝到了稳定的美日货币关系所带来的经济盛宴。在1955年后的18年中，日本保持了约10%左右的年均增长，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跃居为美元体系内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美日双边贸易繁荣的背后潜藏着两国的货币关系危机。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和两国间巨大的贸易收支失衡，美日货币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动荡期。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兑换美元的“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进入倒计时。美元与黄金脱钩不仅解除了美国作为逆差国削减贸易赤字的义务，还赋予了其将纠正贸易赤字的义务转嫁到顺差国身上的权力。1971年12月达成的《史密森协定》，正是美国及其贸易伙伴试图通过共同汇率协调纠正国际贸易失衡的初次尝试，其重点内容是美日货币关系调整，即美元贬值7.8%，日元升值16.88%。由于协议的固定汇率缺乏真实的价值基础，《史密森协定》仅在运行半年后就难以为继，美元体系开始进入浮动汇率制阶段。《史密森协定》既是美国及其盟友拯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一次集体行动，也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不断向日本等顺差国施加国际货币协调压力的开端。此后的整个70年代，日本在参与大国货币协调的过程中被美欧所孤立，过于被动地扮演着与之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国际角色。有学者将日本的表现，比喻为裹在和服里胆怯温顺的女人，而将美欧比喻为自认为承担神圣任务的祭司。直到进入80年代后，日本才在进一步增强的经济地位基础上，开始尝试在国际货币协调背景下的美日货币关系调整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角色。由于美元是黄金被剔除后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贸易和财政双赤字导致的美元超发没有引发美元价值的崩溃，而是被日本等贸易国家和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吸纳为外汇储备。到80年代中期，美元体系膨胀与国际收支失衡的动态恐怖平衡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美日国内几乎同步出现了再度以美日货币关系调整、纠正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政策压力。1984年，美国贸易总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对日双边贸易逆差约占50%。1985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强势抬头，出于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目的，美国财政部决定重点纠正贸易失衡。因此，1985～1987年美国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接连主导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协调行动———签署《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这一阶段国际货币协调背景下的美日货币关系调整，也因日本经济地位的上升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一，为促进日元国际化，日本参与美日货币关系调整更加积极与进取；第二，因传统的单方面汇率协调效果不佳，日本试图与美国共同开展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协调。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俨然具备了在国际货币事务中扮演主要玩家的意愿与能力，这与70年代日本对于国际货币协调的被动反应大相径庭。1971年后美元汇率波动加大，日元又屡屡被迫升值，日元开始成为其他国家配置储备资产的新选择。但在整个70年代，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和日元自由兑换对其依靠出口的经济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对于能够提升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日元国际化态度消极。1980年12月，以实施新《外汇法》进一步放开日元兑换管制为标志，日本国内开始有意识地推动金融开放、日元国际化乃至本国国际政经地位的提升。然而在金融开放4年后，日元仍未成为真正的强势货币。因此，基于强日元建设、规避美国的贸易保护打压的双重目的，日本在《广场协议》的谈判与实施过程中十分积极主动。首先，据保罗·沃尔克的回忆，在广场协议谈判过程中，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慷慨、干脆”地提出了日元升值10%以上的目标，超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预期。其次，在《广场协议》签订后七天内，五国集团共抛售了27亿美元，日本出力最多达12.5亿美元。最终日本为《广场协议》的干预行动花费了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32亿美元，而西德、法国、英国总共花费了20亿美元。《广场协议》签订后，美、日、德、英、法五国集团的联合干预，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美元贬值、日元和马克升值的初步目标，而终极目标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则几无进展。同时，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的幅度超出了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国内中小规模企业开始抱怨日元快速升值的不良影响。为了取得汇率协调的真正效果，美日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署前一天美元兑日元汇率为1∶238，而到1986年5月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经下跌为1∶159，升值幅度大幅超出了日本政府最初的预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无明显改善，其国内实施贸易保护的倾向依旧强烈。为缓解货币和贸易的双重压力，1986年10月31日，美日正式达成承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贝克-宫泽喜一”协议，日方承诺采取减税、增加财政预算和降低利率等扩张性政策；美国承诺降低财政预算赤字，开展税收改革。美日达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共识给西欧造成了较大的震动，一方面西欧认为由于西德对于国际经济协调的冷淡导致其被美日所孤立；另一方面美日间的特殊关系已经居于美国经济同盟体系的中心，世界经济体系大有走向美日主导的两国模式（G2）可能。在此压力下，西欧终于屈从了美国早先的美、日、西欧三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倡议。1987年2月，七国集团在《广场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卢浮宫协议》。理想状态下，《卢浮宫协议》是《广场协议》协调手段的进一步延伸，也是1986年10月“贝克-宫泽喜一”协议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西德等西欧国家加入了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行列；现实中，《卢浮宫协议》并未发挥出其所宣称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效果，日本在遵守所约定的经济扩张承诺的同时，美国、西德仍以本国利益为经济政策根本依归，未能跟进承诺的紧缩性政策。因此，《卢浮宫协议》从未被真正完整执行过。从《广场协议》至《卢浮宫协议》的大国货币协调行动中，日本应对美国施加的货币关系调整压力取得了一定成功。首先，日本疏解了美国实施单边货币霸权和贸易保护打压的冲动，维护了面临瓦解的美元体系和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虽然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过度开支而非汇率，才是国际贸易收支不断失衡的根源，但日本也意识到了美日货币关系调整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存续间的关键联系。如果日本不配合美国的汇率调整要求，转移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注意力，美国国会很可能会出台贸易保护法案，并引发美元无序贬值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战后以美元体系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走向崩塌。其次，日元升值一度提升了日元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促进了日元国际化。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为日元国际化储备了实力基础，但由于受制于美元霸权和出口型经济要求，日本无心推动日元国际化。而在《广场协议》谈判过程中，日本对日元升值幅度接受程度的上升，反映出日本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信心与信念更加坚定，强日元已被认为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也确实提升了国际市场对日元的需求与接受程度。1980年日元占官方国际储备的比例为4.4%，1985年这一比例提升为7.3%，1991年更是达到了8.3%。只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中断了日元国际地位的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货币关系调整中也犯了不少错误。第一，以仰视心态看待美国，过度信任美国的承诺，而未能利用有利的顺差国和债权国地位推动国际货币制度体系改革，建立约束美元霸权的规则机制。日本一直相对严格地遵守了日元升值、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协调承诺，却没有换回美国履行削减赤字和维持美元价值稳定的承诺。《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预期，中曾根政府向里根政府提出干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拒绝；《卢浮宫协议》后，日元升值幅度再次超出约定的汇率基准5%以上，美国则索性更改了日元的汇率基准。美国频繁失信的根源在于，日本从未试图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形成有利于顺差国和债权国的国际货币规则机制约束美元霸权。第二，从未寻求与西德结盟，共同抵制美元霸权行径。日本与西德作为美元体系的主要顺差国和制造业大国，本可以通过建立紧密的货币同盟，共同抵制与制约美元霸权。但日德因互不信任和恐惧美国的单边报复，不仅从未尝试过结盟策略，反而成为美国分而治之、向第三方施压的筹码。第三，在美元霸权压力下，日本决策部门从未敢于考虑根本上提升本国金融实力，以应对日元升值和金融开放产生的国际资本流动，而一味地采取低利率政策被动地对冲日元升值和外资涌入影响，在导致房产、股票等日元资产泡沫化后，又过激地收紧货币政策刺破泡沫，将日本经济推向“失去的二十年”。美苏、美日的货币关系演化及其影响，给予了中国处理中美货币关系的重要历史镜鉴。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美苏之间是“安全主导型”竞争，美日之间是“经济主导型”竞争。然而，美苏、美日货币关系的历史演化却提示了这种观点的缺漏。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战后安全体制已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划，很大程度上是战后美苏货币关系脱钩引发的经济关系对立，最终将美苏拖入安全竞争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与之类似，尽管日本是美国战后安全体系的重要盟友，但如果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未能妥善应对美国的货币压力，双方货币乃至经济关系恶化必然向安全领域蔓延。因此，货币关系是大国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跷跷板型”竞争互动的关键平衡点。
由于货币因素在安全与经济竞争互动模式中发挥着关键的平衡作用，处理好中美货币关系不仅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是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压舱石”。区别于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西班牙军事霸权、英国殖民霸权，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是其货币金融体系对全球资源的消费、定价及调动能力，具体表现为美元霸权的三大机制：“商品美元”“石油美元”和“债务美元”。在以上三大机制尚未出现明显衰败前，在面对美元霸权打压、中美货币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首先，现阶段美元霸权是美国不容挑战的核心利益；其次，从外部环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在美元体系内取得的，这一趋势短期内仍将延续；再者，相对于军事、制造业、高科技等其他竞争领域，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发展积累与美国的差距仍较大。
因此，现阶段中国虽然具备了与美国开展国际货币竞争的实力基础，但根据美苏、美日大国货币关系的历史经验，首先在外部应“先立后破”，渐进、精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约束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乃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不能是简单地“另起炉灶，而应是打扫干净屋子”。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友将俄罗斯驱逐出美元体系，凸显美元霸权武器化色彩不断浓厚。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与其经济、贸易、金融、军事关系密切的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协议的方式，隐性地改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供给机制，在IMF之外构建一套新的全球流动性供给机制，并事实上形成排除中国在外的国际货币金融联盟，从而强化美元霸权。
在此货币大变局下，中国必然会产生将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设置为最终脱离美元体系的冲动，但美苏货币关系的历史经验已经清晰地表明，货币关系脱钩并不能产生抑制美元霸权的效果，反而会产生强化美元霸权、错失全球化经济发展良机等负面影响。中国仍应坚定不移地支持现行的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机制，推动IMF改革向“债权人逻辑”回归，真正约束美元霸权武器化、私利化不断膨胀造成的危害。哈里·怀特设计现行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机制的初衷是，约束与促进国际收支体系中的逆差国（债务国）履行对顺差国（债权国）的调整（偿债）义务。而由于日本、西欧作为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处在其军事保护羽翼之下，债权国无法借助IMF等国际货币体系机制，对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不断扩张贸易赤字与国际债务形成约束。更有甚者，美国利用军事实力胁迫日本等债权国接受了其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更改，即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责任不在于过度开支、逆差与债务不断膨胀的美国，而在于消费不足和过度储蓄的日本、西欧等债权国。循此逻辑，美国不仅不必通过内在的经济收缩偿还国际债务，反而可以不断向债权国施加压力，通过汇率变动调整美国国际债务的名义价值。类似美日货币关系调整的故事，不断在美国及其债权国间上演，而美国的债权国早已“苦美元久矣”。
相较于日本等兼具美国军事盟友身份的债权国，中国对抗美元霸权压力具备复合优势。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更具有高度自主的国际政治、军事地位。中国有实力与意愿联合欧盟、日本等主要债权国形成“债权人同盟”向美国施压，通过提高IMF份额、输送管理人员等方式增加债权国在IMF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规则重归债务国压缩开支、平衡贸易赤字、偿还对外债务的“债权人逻辑”。同时，IMF总份额的提升将增强其救助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缩小美联储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多极化发展。而多边机制和多极化趋势的强化可以分散美元霸权的打压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将获得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施展空间。
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国还必须认识到国际货币格局的改善只能短期内提升人民币地位，决定中美关系未来和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性内在因素是，中美两国国家信用的相对发展趋势。尽管维护美元霸权的商品美元、石油美元以及债务美元三大机制仍相对稳固，但美国的国家信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呈衰败趋势，如果中国能够相应地强化国家信用，那么中美国家信用发展趋势的交叉将成为未来中美货币关系的转折点。二战后，世界市场信任与选择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储备货币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军事以及金融领域超群的综合实力，即美元具备最强的国家信用基础。但20世纪60年代后，西欧、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美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越战和美苏冷战缓和也令美国的军事实力有所衰退。在西欧、日本等盟友眼中美国的国家信用有所动摇，表现是各国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意愿趋于强烈，战后美元霸权遭遇了第一次信用危机。而通过和沙特的“不可动摇协议”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膨胀，美国将原本的美元循环机制“商品—美元—黄金”延长与扩展为“商品—美元—石油—金融市场”。原本顺差国因美国贸易赤字产生的无处可去的美元储备，被石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债务美元所吸收，重新进入美元体系的循环之中，美国成功渡过了信用危机。
然而，依靠金融体系吸纳过剩美元的金融模式不可持续，最终酝酿了美国21世纪国家信用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主导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资本流动，成功将石油出口国和发达贸易国家手中的过剩美元资本转移至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红利阶段为这些美元资本谋得了高额的投资性收益。但当资本的地理空间转移所带来的增长消失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手中也积累了大量剩余美元资本，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为美元资本提供合理的投资渠道，只得将之投入投机性领域，最终导致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然而，由于金融体系发挥了吸纳—循环美元的关键性作用，金融危机后美国并未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体系进行有效改革，只能继续任由金融体系不断膨胀，这引发了大量国家对于美元霸权过度依靠金融模式支撑的质疑。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对外金融制裁常态化的趋势，标志着美国国家信用“政治化”色彩不断浓厚，即美元及其资产的信用保障只能存在于美国的盟国或与美国政治友好的国家之间，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成为美元体系“武器化”的目标。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市场对于美国国家信用的信任危机，一旦出现一个国家信用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国际货币体系的市场切换将自发启动。因此，中国应在中美货币关系的表象背后认识到国家信用竞争的大趋势，同时有意识地将强化国家信用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中美货币关系向何处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