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媒体获得的伊朗知识, 大多是错的”| 文化纵横

身处伊朗，能在方方面面感受到其经济受美国制裁影响严重。直观的印象是伊朗城市建设和设施总体处于年久失修状态。之所以说“年久失修”，是指基础设施和设备建得比较好，但更新换代没跟上。

伊朗工业化起步比较早，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受美国制裁，发展被迟滞，一直处于中低水平。巴列维国王1941年上台，依傍美国走全盘西化道路，到1977年，伊朗人均GDP达到2316美元，要知道，当时世界人均GDP为1792美元，中国人均只有200美元。但是到了1979年，伊朗和美国闹翻，被美国封锁，在过去45年远远落后了。伊朗是中东工业部门最齐全的国家，其工业体系相对完备，但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似乎可以说是被美国逼停在中低水平的工业化阶段了。

关于伊朗的衣食住行，四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一建筑，二车，三通胀，四补贴。

伊朗城市建筑整体呈现一种年久失修的状态，有点类似中国90年代的水平。德黑兰建筑物大多是那种普通的现代建筑，没有特别的民族风格。伊斯法罕等二三线城市的建筑有更多的传统西亚和波斯风格，都比较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极少，和中国北上广深完全不可比。但伊朗城镇化率高达75%（2019年数据），比中国还高。

伊朗的车很多，但是都是小破旧，排气量很小，估计质量一般，所以空气中尾气很重，高档的西方品牌车很少，有也是2018年以前的。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伊核协议，加大了对伊朗制裁，伊朗就停止了从西方进口汽车及其配件。这些年最多只能从迪拜等地转道进口一些配件，维修更换部分车体。德黑兰1400万人，占伊朗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汽车保有量高达700万，基本上家家有车。赶上上下班高峰时，满大街车水马龙，堵车非常严重。离开德黑兰则畅通无阻。想到伊朗1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只有8千多万人口，公共交通不发达，油气又便宜，看来普及轻型家用交通工具符合伊朗实际。

伊朗街道干净整齐，这是一个显著现象。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不是在德黑兰，而是在二三线比较落后一点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点像我们八九十年代的样子，但街道干净整洁，说明公共服务好，公民素质高，在制裁下没有因物质水平降低而失序，可以说在较低的经济水平下保持了社会正常运行。

伊朗通货膨胀高，货币贬值严重。根据最新伊朗自由市场的汇率，截至5月10日，1美元可以在德黑兰兑得62万伊朗里亚尔，大约是官方汇率的约15倍（官方汇率为1:42000）。近6年来，伊朗物价涨幅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今年2月份的平均涨幅更高达35.8%。伊朗普通人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840万里亚尔，约等于200美元。所有人都买房、买车、买黄金，通过持有保值的实物资产来抵御通胀。

伊朗经济之所以长期面临高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商品供给相对不足。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自身的制造能力也有限，很多日用消费品、食品、中间产品都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才能满足内需。尤其是稍微好一些的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都得依赖进口，价格也十分高昂。制裁导致进口大幅降低，国内物资供应严重短缺，加剧了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和投机行为；与此同时，美元等外汇的极度稀缺致使里亚尔不断贬值，加剧了黑市外汇倒卖投机活动，进一步引发里亚尔的贬值，形成恶性循环。而政府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赤字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胀局面的形成。

虽如此，但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为保障民众生活，伊朗建立了庞大的补贴系统，对国内油品、基本食品及日常消费品实行价格补贴，其中对油品的补贴力度最大。长期以来，伊朗是全球公认的油品价格最低廉的国家之一。2010年前，伊朗国内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长期维持在10美分的水平，现在是相当于人民币0.2-0.4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补贴政策虽然饱受指责，但是在伊朗遭受制裁和孤立的困难期，该政策确实发挥了必要的稳定作用。此外，补贴制度特别符合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同伊斯兰文化注重公平、公正的传统不谋而合，因此受到民众的认同。

伊朗经济还有更隐蔽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伊朗原来完全是私有制。革命后，在霍梅尼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伊朗新政权没收了巴列维王室、权贵、原政府高官、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和庄园，实施了激进的、以国有化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宣布将全国的私营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收归国有，后又对交通运输、电信、公用事业和工矿企业实施国有化，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体系，同时对私营经济进行严格限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合作经济和私营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由此，国家几乎控制了伊朗整个经济体系，包括物价、外汇和进出口。后来觉得这种方式太僵化，于是近年也开始部分转向私有化，但目前伊朗经济的85%仍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存在大量政府附属企业和半官方企业。所以现在的伊朗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混合型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伊期间，我们参观了伊朗出口博览会，发现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产业都是国有企业控制，甚至是军产，例如伊朗革命卫队的企业。革命卫队的企业涉足领域极广，基建工程、采矿、石化、海上钻井平台、运输等无所不包。据了解，伊朗经济中很大比例掌控在革命卫队手里。伊朗革命卫队不仅仅在军事上实力雄厚，还通过特权控制了军工制造、石油天然气开采、交通通讯等战略性产业，并控制着境外500多家贸易公司，掌控伊朗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

受制裁限制，外国投资这些年在伊朗几乎为零。相关专家认为，2024年伊朗经济将经历一个“一切照旧”的阶段：高通胀、缺乏投资导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持续内部侵蚀，以及国内和区域市场的低增长。

伊朗政治经常被误认为是神权政治，这是只看到宗教化的一面，不知道还有世俗化的一面，即伊朗的选举民主。

1979年建立的伊朗政体是“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建立了一种现代伊斯兰政体，这是一种完整的、独特的新型政治体制。一方面由伊斯兰教法学家委员会选出最高领袖，对国家实行领导，维护伊斯兰教价值体系，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把关；另一方面，由直接选举产生反映人民意愿的政府和议会，负责日常治国理政。伊朗政权由伊斯兰教和人民选举两极而生，经过对接、合并、融合最终形成和运行，并统合了教义和民意双重价值。

我好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同行专家解释，伊朗是现代宗教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非自由民主共和制，宗教领袖代表制度，总统代表民意，相互制衡。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政权确保伊朗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性。伊朗政治上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允许多党竞选，虽然实质上大家区别不大。但形式上有民主选举、民主辩论，舆论有互相攻击、互相批评，形成一定程度的舆论制衡。我们离开伊朗不到半个月后，伊朗总统莱西不幸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伊朗旋即启动宪法程序，在六月份提前进行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即将再次见证在民主选举中伊朗的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程度。目前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确认竞选资质的候选人有六位，既有现任国会议长、市长，也有医生和退役军人，背景和政治派系各有不同。从目前的民调数字来看，领跑的前三位候选人并不占据绝对优势，选举结果仍然充满悬念。

伊朗政治内部还有制度性的制衡。伊朗最高领袖对于国家重要政权机构有人事权力、政策建议权与否决权，其民选机构也具有某种影响和制约前者的方式和渠道，因为两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有所不同。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就是民主选举的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不同的政策主张。例如，在伊核谈判的议题上，哈梅内伊其实和当年主张谈判的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有所分歧，认为不能对美国抱有幻想，但是总统坚持通过谈判谋求比较宽松的国际空间。后来伊核协议达成，当然哈梅内伊也乐见其成。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撕毁协议，伊美的对峙关系故态复萌，从长远又印证了哈梅内伊的判断，大家就进一步更尊重哈梅内伊的权威，因为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

如此说来，伊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远不能用威权主义或者宗教神权主义来进行简单化理解，它内部有二重合法性、有理性制衡、有统合国家的长远战略和阶段性民意诉求等世俗因素。从反面来说，这又一次打破了伊朗是一个封闭保守落后愚昧极端的政权和国家的迷思。另一方面，则从正面印证了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价值。

伊朗是地区强国，在地缘政治中长袖善舞。2024年世界军事力量排名中，伊朗位列第14大军事强国，排在以色列（第17位）前面。伊朗地区战略和军事斗争的策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海外打击和牵制以色列力量。伊朗有三支武装力量：常规军、革命卫队和治安部队。革命卫队直属最高领袖领导，主要使命是在国外开展斗争，不让以色列力量接近伊朗本土，主要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对以军事斗争，在中东地区影响力非常大。

伊朗军事战略的核心是威慑，而非主动进攻。由于常规军力不强，伊朗的威慑必须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为适应现代战争模式，伊朗着力发展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主要使用的威慑工具是弹道导弹。伊朗在受制裁的情况下无法进口先进战机和舰船，遂聚力发展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目前，伊朗弹道导弹最大射程约2000公里，可覆盖以色列全境以及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任司令麦肯齐曾说，“伊朗的导弹已超越其核项目而成为更紧迫的威胁”，“他们基本可以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既可狂轰滥炸，也可精确打击”。4月14日凌晨，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300余枚武器，作为对以色利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回应。武器中包括约120枚弹道导弹，其中约5枚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统打到地面。伊朗此次射导命中率比较低，但发射数量大，对以色列的震动还是不小。以经济成本衡量，伊朗朝以色列发射的都是要过期的旧导弹和廉价无人机，但是以色列却必须耗费大量昂贵的反导弹武器来拦截它们。据估算，以色列导弹防御成本达80-100亿人民币，伊朗的成本不足其十分之一。

未来，伊朗仍然会延续以威慑为核心的战略。虽然西方经常炒作伊朗正在制造“地区升级”，但从过往的经历看，伊朗不会盲目卷入导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的更大冲突。

伊朗在地区对以色列的斗争，背后是与美国的博弈。伊朗对美博弈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一方面是针锋相对、不轻易屈服，另一方面，即使关系紧张，也从未放弃对话沟通。由于历史上多次被外族侵略和征服，所以伊朗民族特别敏感，不愿意被大国势力影响或者左右。伊朗对美斗争，本质上涉及中东的秩序安排问题，伊朗最终的目标是让美国承认伊朗在中东的地位，而美国当前做的却是扶持其中东盟友来打压伊朗。所以伊朗人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既坚持斗争，又保留与美国实现和解的余地。

在伊美博弈的焦点伊核问题上，伊朗的战略是“知而不造”，即掌握技术，有能力造但不造，从而保持威慑能力。而美国想达到的目标是伊朗“知而不能造”，保持伊朗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不能提炼足够多的核武器标准的铀。2015年伊核协议的焦点实际上就是承认但限制伊朗的铀浓缩能力。由于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拜登政府完全继承了特朗普政策，今后美伊的对立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短短几天时间，我已经从来伊朗之前的紧张过渡到非常放松的状态。来之前，朋友们大都劝阻我。中东局势这么紧张，环境这么险恶，伊朗人这么宗教化这么保守，与世界对立，感觉完全不可以沟通，脑海中充斥的都是这样的现象，完全是全方位的负面印象。前后对比，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总结到伊朗最大的感受，那就是伊朗是个正常的国家。这一领悟看似简单，实则非常深刻。百闻不如一见——这里暗藏的严重问题是，“百闻”都是谬误丛生的，而“一见”的机会又是这样的少。中伊之间固然有很多共同点，如中伊都是文明悠久的古国，伊朗在“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机制、上合机制等框架内和中国展开了许多合作。但是，在民间层次，甚至在部分精英的头脑中，我们还远没有读懂伊朗。

读懂伊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打破以西方滤镜认知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认知赤字问题的解决，根本上是指导思想的改变，即改变西方主导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世界观，以客观的视角平视彼此。正如一开头所说，我们对彼此存在一些荒谬的刻板印象，主要原因是，正如我们大量从西方媒体报道中去了解伊朗，伊朗也是从西方媒体报道中了解中国。伊朗固然是被西方舆论“妖魔化”的典型，而中国近年来也不遑多让，变成被“妖魔化”的炙手可热的新对象。中伊都被呈现为“非正常国家”。到底不正常在哪里？我想，最大的不正常，就是与美国立场不同。而一旦被描绘成非正常国家，就暗示着没法和你打交道，因为你不正常。反过来说，要破除这个认知上的迷障，首先要接受，伊朗和中国一样都是正常国家。

真正进入到伊朗社会，发现伊朗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都想有个好的工作，都想要幸福的家庭。无非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不同和生活方式。这是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的结果。伊朗社会有自身的规范，前面我们已经展示了它的弹性和限度，而且，这些规范是对于内部管理而言，并不必然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和冲突对立。不同文明社会完全可以通过交流来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

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仍然会处于美国的严厉制裁中。制裁和西方舆论一样，建构了一股让伊朗变得不可接触的禁忌感觉。中伊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往来，也因美国的长臂管辖而大大受限。这个背景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如果能有更多人踏上伊朗的土地，用实地见闻来建立对这个国家的认知，我们就能接近一个更加真实的理性的客观的伊朗，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也能够帮助伊朗人民认识一个真实可信的客观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