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弟: 跨学科, 人文学科的救命稻草?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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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祝弟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导读】近年来，“文科无用论”在全球蔓延。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直接传导至人文社科领域，从实践理性出发，文科在社会大众层面遭遇边缘化。另一方面，面对加速的社会变革，人们愈发不满于文科回应现实、响应关切的滞后性。在这场关涉价值重估的危机中，我国近年来以“新文科”建设为纲，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跨学科热潮，伴随着人、财、物等资源的集中和倾斜，一批高研院、文科实验室、重大项目课题相继诞生。而论及成效如何，此轮以新文科为主体的跨学科实践，在开放状态中展现出了复杂性。

作者指出，人文学科面临新的难题，既包括学科内部问题，也包括所需承担的使命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难题。新一轮跨学科不仅是对传统学科自身缺陷的不满和改进，更是为了回应日常生活世界变革对人文学科调适的呼吁，迎接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中国的跨学科呈现横跨、斜跨等三种形态，并演绎出四种变体。(1)依附式跨学科：作为批判性的跨学科，它虽然往往也身在学院，但是对于既有的学院和学科体制，总是保持着警惕、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以确保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为批判性的跨学科在旅行到他国后，其批判性被弱化或者丧失，不得不依附于某个一级学科和学术体制存活。(2)掏空式跨学科：以部分文学研究为例，当前流行以文学为材料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统计学研究，而作为本体的文学研究却不知所踪。(3)随意式跨学科：包括中国在内，在一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相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对科学理论和概念随意引用却不论理论的适用性。近年来兴起的学术黑话，试图用物理学、数学理论“指导”中国的人文学术，便是这种症候的反映。(4)虚假式跨学科：跨学科产生了大量的伪问题和虚假知识。当缺乏应有的警醒意识和自谦精神，跨学科会成为凌空虚蹈或“学术表演”，反而强化了学科偏见和封闭。

本文指出，评估跨学科的效度应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开放的学术环境和知识观是前置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跨学科是否解决了外部世界对之提出的问题；跨学科是否带来学科增值；跨学科是否最终带来人类知识和思想增量。当前，跨学科仍需化解好问题诊断与方法适用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学科与跨学科这一对“欢喜冤家”之间的关系，解决好跨学科研究与成果评价不匹配的难题。

本文原载《澳门理工学报》2024年第3期，原题为《跨学科：人文学科的救命稻草？》。此处为推送版，有所改动，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跨学科：人文学科的救命稻草？

▍人文学科的危机与生机

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于1926年提出“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差不多已经过去了100年。经过近100年的发展，跨学科已经成长为学术领域一股令人瞩目的力量。伴随着跨学科的出现，关于人文学科危机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在西方，历史学家J.H.普拉姆（J.H.Plumb）在1964年就编写了一本名为《人文学科的危机》（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的书，他认为，在人文学科中，这种身份和合法性的永恒危机部分源于学科定义的模糊性。王汎森在《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书中将传统人文学科的生存危机概括为：人文学科科学化、高等教育的指标化、电子文献数据化，这几项突出的变化使得人文学科的优先性、主体性和多样性日趋丧失，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在新近的文章中，朱国华将人文学科危机概括为招生人数的萎缩、教职岗位和科研经费的削弱，人文学科不再处于大学体制的中心地位，大学的商业化威胁着人文学科的生存。除了上述危机，中国的人文学科还需要解决自身独特的问题，即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人文学术长期笼罩在西方学术范式的阴影中，自主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是对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贡献，相比自然科学部分领域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文学科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整体水平还存在着巨大落差”。与朱国华这种拿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比照的观点有所不同，张宝明恰恰认为，人文学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自人文学内部的不正常的心态，即人文学者“深沉的自危性”，特别是与自然科学齐头并进的心态导致了人文学的危机。张宝明认为，长期以来人文学者习惯于用科学的方法裁量人文学，忽视了人文学的独特价值，特别是问题意识之外的“问道意识”。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把人文学科的危机归结为这种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思维方式，欧洲人文与自然科学院副主席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就不以为然，他认为人文学科的危机有更加深层的原因，那种自斯诺（C. P. Snow）而起的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立的两分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具有误导性的学科对立”观点，遮蔽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其仅仅捕捉到问题的体制方面，然而对于其文化、个人层面还是涉及到诸如这些重大挑战的现象层面都没有涉及”。

如果说朱国华、张宝明的考察还是在一般和整全意义上打量人文学科，那么拉森则提醒人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内部的差异可能要比两大学科之间的对立还要大得多。拉森的观察很具启发，以文学学科为例，相较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科际整合的艰难，文学学科内部二级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更值得深思。项义华在对文学内部学科合作的状况梳理后发现，文学学科分割的情况相当严重，“语言学与文学的分割、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的分割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各二级学科的分割，以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割”尤为严重。

除了学科体制和学科内部的问题外，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人文学科往往无法对外界发生的变化及时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其结果是人文学科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以历史学为例指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迟至17世纪才结束，但历史学家关于“文艺复兴”的表述要在两个世纪后的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工业革命起源于17世纪，而历史学家开始积极探索工业革命则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如此，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把那些流动的体验分门别类地塞进不同的专业，并通过专业协会和刊物等对行外人“竖起了‘不得擅入’的警告牌”，布尔斯廷进而认为，只有当新事物已经平常到“不再威胁学者端方庄重的思维模式后，历史书才会记录它们”，“不可避免地，伟大的变革在这个体系里找不到体面的位置，因为它或是横跨了既有的分类，或是完全不在旧类别的范围内。如果一些事实恰好能归入传统章节标题下，那它便不太可能是激进的新事物；若不能归入，则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雪上加霜的是，作为人文学术生产流程之关键一环的学术发表，情况也不太乐观。在当今中国，人文学者发表越来越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拘泥于学术期刊评估指标，趋利避害式的思维导致人文类学术期刊阵容越来越萎缩，可供人文学者发表文章的版面越来越少。庞大的人文学科从业者与可供发表的版面稀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

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难题，既包括学科内部的问题，也包括所需承担的使命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难题。人文学科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为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的危机提供思路、寻找出路。这些危机包括戴维·帕金（David Parkin）所讲的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一是世界处于变局之中，世界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依靠单一的力量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二是与时代赋予的使命相比，人文学科以学科为名筑起高墙，难以有效响应社会关切，在面对现实世界提出的真实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成伯清把人文社会科学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形象地描述为“悬浮型学术”——“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换言之，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

面对人文学科的危机，不同的学者开出不同的药方，有些方案甚至南辕北辙。比如邓正来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出路首先是去学科。当然，更多的学者采取了一种相对稳妥的方案，即一方面对学科本身的问题作出必要的反思和警惕，另一方面主张积极向外拓展，将跨学科看成是化解人文学科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近年来，人文学科老树发新芽，在危机处焕发生机，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新变体现在各种转向上，比如人文研究的情感转向、空间转向、地理转向、人类学转向等，更不用说在中国大陆风靡近20年的文化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的数字人文研究、由一批文史哲学者联合推动的人文语义学研究、基于后人类理论的后文学研究，以及已经进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名录、在各高校蓬勃发展的创意写作等。这些新生的跨学科彰显了人文学科研究求新求变的新生命力。

▍新一轮跨学科的特点

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因为学术兴趣或者市场经济的作用催生的跨学科研究相比，中国当下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以新文科为代表的新一轮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逻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学科早已经被引入中国，不过在学科和学术体制霸权下，作为一种萌发于边缘之际、具备革命性先导力量的跨学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仅无法得到传统学科正眼相看的待遇，反而被僵化的学科与学术体制视为搅局者。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或游离于学科门类之外的跨学科研究，或寄生于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跨学科门类，在常规学科力量的挤压下，几乎濒临断炊解散的命运。不过，这种状况在今天得到了好转，在国家强势推动下的新文科示范效应下，各式各样的跨学科门类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跨学科热潮。近3年间，以《新文科建设宣言》为标志，新文科从概念到行动，全方位响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文学科带来的挑战，这种自我调适对中国高校文科乃至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相比于1980年代以来的冲击—反应模式下、与体制若即若离的跨学科，当下的跨学科更像是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行政部门主动为之、高校学者上下呼应的集体行动。新一轮跨学科不仅是对传统学科自身缺陷的不满和改进，更是为了回应日常生活世界变革对人文学科调适的呼吁，迎接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比如基因编辑背后的科技伦理反思浪潮、ChatGPT背后知识生产的重新定义，其本质是在不确定时代，人们尝试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个通道和手段。当然，从国家角度，这一轮跨学科关系到更为重大的主题，比如日益剧烈的国家竞争，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所需要的人文知识创新等。

回首百年的人文学术发展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科，可谓文科1.0版，它是以现代性的追求为核心，以现代对传统的不断超越为主要标志，以确立民主与科学两大支柱为主要使命的现代学科变革，核心目标是解决民族存亡危机下的社会和思想文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自己的文科体系，可谓2.0版。而文科3.0版是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肇端，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重新确立。文科3.0版的重要使命是重新界定学术和政治关系以及建构中国人文学术的自主性。1990年以来的人文学科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学术化的努力，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后文科的自我调适。吊诡的是，在确立了人文学科在学科体制中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这种体制化的做法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文学科整体上的数目化、功利化、内倾化、不及物的状况。文科4.0版则是以新一轮的跨学科为锚点，“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价值目标是，文科4.0将在坚持学科自主的前提下，重新构建自己的公共属性，为现代社会以及蕴含其中的思想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价值锚定物。新文科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以一种整全的视野重新来打量日常生活世界，架构起沟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一种价值道义和人文关怀。总体而言，这一轮以新文科为主导的跨学科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第一，国家强势主导。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今天无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是新文科视野下的学科融合，抑或已经正式成为一级学科的新学科如区域国别研究，几乎都是国家主导、行政部门强势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响应下的产物。在重大项目、巨量经费、集群式学术力量的投入下，与几年前作为兴趣小组或者在某些头部高校成立的高等研究院所开展的松散的跨学科研究相比，抑或与西方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的跨学科相比，今天中国的跨学科主要是由行政力量推动，由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等名义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跨学科研究和机构，已经声势壮大、浩浩荡荡。这种由行政部门强势推动、协同攻关、项目制式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种类繁多的学术产品，但实际效果如何，恐怕还要留待实践和时间检验。

第二，技术强力推动。新一轮跨学科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新技术的强力推动，带动了研究方法的巨变进而引发人文社会科学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新的技术手段带来了新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面貌，不仅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扩容，更是研究领域的扩展。新的研究范式极大扩展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容量和质量，不仅传统研究视角下不成为问题的话题再次被问题化，而且传统的研究领域、研究材料，比如古老的简牍学、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研究，也因为研究手段的更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而作为新生代研究力量的青年学者，因为对技术的天然熟悉和亲近，在学术研究、发表等方面具有前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借助于跨学科，他们得以在前辈学人皓首穷经研究的领域之外，另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园地。笔者对近10年5,000份青年学人来稿作出的分析和研究也表明，随着90后青年学人登上历史舞台，今天的人文社科已经呈现了与前辈学人不一样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气象。新技术的引入，加速了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更新迭代，也加速了学术研究队伍的新老交替。因为技术的门槛，前辈学人很容易被挡在新的学科之外，而后代学人则可以放手施展拳脚而不必顾忌前辈学人可能的干涉。这种状况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讲究的是师承和积累，这也不可避免导致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而这场跨学科运动打破了这个逻辑，其最大好处就在于青年学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来开展和规划自己的研究。一些有学术抱负的青年学人，凭着对新技术的敏感和熟悉、在东西文化语境熏陶中所形成的天然的语言优势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中采用贯通的研究方法的学术自觉，促进学术研究形成新气象。技术进步带来的跨学科，其动能是革命性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极大促成中国人文学术范式的转向，推进中国人文学术真正的更新迭代。

第三，学术共同体协同推进。在20世纪，很多人试图将跨学科制度化，比如成立一些非正式的研讨小组，1920年代就曾经在巴尔的摩成立了第一个观念史研究俱乐部。今天这种俱乐部式的研究模式已经有一个更具有人情味的名字——跨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形形色色的研究共同体已经在各个领域成立起来，比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数字人文研究共同体、情感研究共同体、人文城市研究共同体、空间研究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往往由几位学界前辈发起，青年学人作为中坚力量，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学术会议、综合性学术期刊或者同仁刊物、评价机构，形成一个松散的、但是又颇具凝聚力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实际上，一批学术期刊已经注意到了当前正在发生的这场跨学科运动，他们从固有的以学科为中心的办刊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大问题、小综合的专题研究为抓手，聚焦跨学科研究。这方面，一度被边缘化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其天然的跨学科性正可以大展身手，可以预见，有相当一批综合性学术期刊，将借助新一轮跨学科运动，重新调整办刊定位，推进功能转型。

除了官方大力推进的新文科，一些敏感于人文学术之变的有识之士正在身体力行，尝试依托一些新成立的研究机构推进跨学科的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一直在为人文学鼓与呼，呼吁中文系敢于打通校园内外，勇于进行跨界研究。陈平原于202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而这个机构成立的直接起因就在于，“有感于最近二十年来，北大更注重古代中国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术建设，相对忽略了‘现代中国’，资源分配和人才培养方面均相对滞后”。着眼于人文学术尤其是中文学科面临的危机，陈平原提出四个“三足鼎立”的设想，为北大的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广阔的、同时也具有操作性的规划路径，这些思路包括上文所说的打破学科内部的藩篱，推动语言学、文献学和文学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同时各自拓展视野；强调古典研究、现代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者并重；学术研究上，实现文字、图像与声音的跨媒介研究；构建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三合一的模式。

▍跨学科的若干形态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西方学者将跨学科分为不同的类型。辨析每一种类型的优缺点不是本文的目标，但是这些分类确实对考察国内跨学科研究形态提供了某种启发。在对当下中国的跨学科研究现状审视后可以发现，中国语境下的跨学科具有自己独特的样态，大致归纳为横跨、斜跨和内跨等三种形态。

第一，横跨。以对话为中介的跨学科，类似于克莱恩（Julie Klein）提出的工具性跨学科，是相对独立于学科之外进行的团队合作活动，是为了应对现实挑战而推进的跨学科。跨学科是由“interdisciplinary”组成，inter意味着一种对话的姿态，有学者将“interdisciplinary”、“interdisciplinarity”译为“学科互涉（性）”。这里起码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跨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涉、对话和交流，是突破知识上的“边界监察”的行为，这种突破不仅意味着对视，还意味着冒险。相对于安分守己、步步为营的学科知识生产而言，跨学科的魅力在于在边缘处绽放光彩、在水穷处窥见云初起，这是一个向未知和不确定性探索的冒险过程。其二，跨学科的目的是一种融通，借助他者之境，行为我之实，因此双方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它意味着跨学科坚持的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力量，遵循的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正如罗伯塔·弗兰克（Roberta Frank）所赞誉的那样，跨学科“暗示知识是一种温暖的、相互促进的、协商性的东西。”其三，跨学科的游离性或者流动性。相对于学科知识的固化，跨学科是一种流动的知识，也是不断增殖的知识，“‘跨学科’一词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跨学科的形式可能和学科一样多”。

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以及青年学者的涌入下，近年来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多个维度取得突破性进展，突出体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嫁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深入融合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的学科融通三个向度。前者的典型是引入空间理论、风景学理论、文化地理学等所形成的声势浩大的人文地理学、地理诗学和地理批评，引入生态理论、生物学理论形成的生态批评，以及引入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图像与可视化技术等手段进行人文学研究的数字人文就是中国人文学科领域最为活跃、最为成功的跨学科实践；中者以已经在中国风行20多年的文化研究以及大量引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方法的人文城市研究为典型；后者的典型有思想史研究及其各个分支、“试图融通语言学、文学、逻辑学、阐释学等学科”的人文语义学研究等。以人文语义学研究为例，沈卫荣提倡侧重语言、语词和文本的历史性研究的语文学，潘光哲主张对于跨语际实践物的新名词和关键词研究，张宝明主张扩大到对人类语言交往实践、沟通语词、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语义学研究。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殊途同归，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过去那种封闭式、单一式的研究已经没有出路，人文语义学亟待开拓一种“多元化理解的意义空间”。正如张宝明所言，需要在历史纵深和人文广延上推进人文语义学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其目的就在于，“聚焦于人类交际中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语际实践，为人文研究寻找新的学术视域和理论框架”。

第二，斜跨。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跨学科天然承担着知识批判的功能和使命。跨学科有自己的辩证法，它从学科的丛林中斜刺过来，面临的是一种横站的命运。跨学科并不一定要站在舞台的中央和聚光灯下，而真正的跨学科恰恰是站在边缘位置，以一种冷静的边缘立场四处打量，透过学科的门缝向遥远的空域投射出去，往往能有新的意想不到的发现。如乔·莫兰（Joe Moran）观察到的，之所以很多开创性的跨学科工作是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学者完成的，是因为这些学者甘愿处于成熟学术界或公认学科的边缘位置，因为“位于学术边缘既是问题，但也是机会”。从这个纬度上说，从事跨学科研究有点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不安分的闲逛者。闲逛者是大都市的好奇者，他以好奇者的心态打量陌生的都市，兴奋地追逐他所感兴趣的一切，他小心翼翼收藏城市。而跨学科的学者，自觉站在学科和学术边缘，他实际上是知识的闲逛者，是知识的拾荒者和集邮者，是知识的“流浪汉”。

不仅如此，当我们使用跨学科一词时，实际上暗含着对学科所凝结的知识和权力关系的某种批判意识。斜跨则是一种批判的立场和姿态。如果说横跨式的跨学科主要是解决学术研究的难题，侧重的是一般性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斜跨式的跨学科则在人文学科之何为的深度反思上，重新探寻和建构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以及重塑其与现实世界的深刻关联、介入与互动。以文化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斜跨型跨学科的大致景象。文化研究诞生在英美，起初它是“一种坚定的、承负着智识—政治的实践，这缘于它企图描绘文化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关系特性。它想要生产出（政治上的）有效知识以便理解事态的难题和问题。它希望帮助人们反对和改变权力结构，以促成激进民主关系的实现”。当文化研究旅行到中国时，所遭遇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批判性被极大弱化，但是它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正如周志强所观察到的，“表面上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讨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公众教育等问题，实际上却宿命地潜伏着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冷静反思、强烈批判乃至妥协性对抗的冲动”。

第三，内跨。内跨是一种内生型跨学科，这种跨学科以学科为基，但不固守在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是久居一隅、深耕一方后左顾右盼、旁敲侧击，以问题中人、拿来主义的方式，以不跨的姿态行跨学科之实。内生型跨学科，与主张跨出去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同，它更注重将目光迎回来，以一种内倾和内省的视野将学科重新问题化，重新激活学科的潜能。内跨型跨学科更加注重跨学科对学科的冲击和偏移，因此它更加关注学科本位意识，即跨学科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学科问题，而不是变成其他学科跑马圈地的附属地。

内生型跨学科是以问题域为中心、与现实语境保持复杂互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其要点有三：一是内生型跨学科主张学科的问题化，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和跨学科研究中的真问题，反向激活了学科内部被凝固的力量，一度被死灰尘封的问题在别样的目光打量下重新激发了活力。霍尔（Stuart Hall）就把理想的文化研究看成一种独特的“问题域”或“问题架构”。二是内生型跨学科强调的是知识之间的横通和纵通。有感学术体制人为分割导致的学科分化，日常生活世界所提出的问题是整全的、综合性的，并不以学科分工为准则。因此从学科出发，将学科和日常生活重新勾连的内生型跨学科就显得尤其必要。内生型跨学科主张整体论和横通。哲学家斯穆茨（Jan Christian Smuts）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整体论与进化》中提出整体论，斯穆茨认为，现代学科分化已造成了精神、生命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提出“整体论”思想，本意描述的是生物系统的整体性，认为系统的性质是由系统内部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整合的作用来决定的。今天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大多主张一种将等级森严、四分五裂、画地为牢的状况重新连接起来的整全的、贯通的研究方法，跨学科正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力。这种整全的、贯通的研究方法，跟中国人学问中的横通、纵通之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是内生型跨学科更强调不同学科、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的对话和转化机制。当跨学科成为一种整天挂在学者口头上的流行语时，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孙歌有感于这种状况，提醒人们对当下流行的、浅层次的跨学科保持一种警醒的姿态。她认为跨学科要建基于广博扎实的学养之上，否则便是抖小机灵式的随便“跨”。换句话说，跨学科需要深厚的学养和功力，只有到了一定的深度，不同知识特别是思想之间才能形成深度对话和交流，因此只有在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和掌握后，真正的跨学科才有可能。孙歌的这段忠告发人深省，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与浅尝辄止的跨学科相比，内生型跨学科是一种深层次的跨学科，它首先要建基于深厚的学术学养和学科自觉之上，否则很难发现和抓住真正的问题。其次，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对其他学科特别是产生在域外的知识和理论不是简单移植，而是要小心翼翼作出辨析和剥离，要仔细梳理和辨识这些知识和理论以及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土壤，在剥离后再与本国的语境结合，重新作语境化、历史化理解。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跨学科特别是跨文化研究要提出可供本国或者本学科转化的问题意识，在本国语境或者本学科中重新激活旧话题。无独有偶，在新近的文章中，王尧在关于如何在思想史下开展文学史研究的论述中，也提供了一条大致类似的思路，即把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中，不是要让文学史成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要将思想史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不仅要关注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学如何传达和创造了思想。这里实质性地指向了自觉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内跨型的跨学科，要善于把外部研究，内化为内部研究，形成独特的问题域，即“更侧重关注‘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

▍学术泡沫抑或救命稻草：“青霉素等价物”的跨学科？

毋庸置疑，跨学科确实具有独到的优势，“它们可以挑战传统的、过时的思想体系，而这些思想体系是由制度权力结构维系的；它们可以产生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现有学科开辟新的视角；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更具创造性地思考自己的学科与大学内外其他做事方式之间的关系。”跨学科给人文学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只要对人文学术有所关注的学者，都不得不惊叹文化研究、数字人文等新的跨学科类型给人文学术带来的冲击和活力，在打通人文学术和社会现实的内外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跨学科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流动的、难以把握的。这种居无定所的开放状态，保证了其活力和可能性，但是旅行到不同国家或与不同的文化结合时，还面临着变形的问题。跨学科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有时会面临变形的命运，而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有所考虑，限于篇幅，本文择取四种变形略作分析。

第一，依附式跨学科。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都对应于学科，是以学科为基，朝向其他学科的联合。而作为批判性的跨学科，它虽然往往也身在学院，但是对于既有的学院和学科体制，总是保持着警惕、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以确保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为批判性的跨学科在旅行到他国后，其批判性被弱化或者丧失，不得不依附于某个一级学科和学术体制存活。比如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其在西方诞生之初是游离于主流学科之外的，具有极强的反学科和超越学科的批判性力量。虽然它旅行到美国后也出现了学科化、封闭化的倾向，但就整体而言，依然保持着相对较强的批判锋芒和独立姿态。但是在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以及大量吸收了文化研究方法的专业学者，大多数还是首先作为学术体制内的学者而存在，对于传统的学科、学术发表机制和评价机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其出发点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更普遍地是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用于进行符合体制需求的学术生产。以致有学者批评，这种依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慢慢耗散它的“宏阔的社会学视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品格”。不仅如此，文化研究还面临着表层化、简单化的问题，正因停留在表层的跨学科研究，忽略了文化研究的东西方语境和文化差异，一些文化研究者在运用文化研究分析中国的文化现实时，往往不做历史化、具体化处理，辨析其中的异同，而是照搬照抄或者机械挪用，其结论有时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掏空式跨学科。掏空式跨学科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再依托于学科，更像是完全脱离学科的本末倒置式的研究。以文学研究来说，掏空式的跨学科研究，则是以文学作为材料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和统计学研究，而作为本体的文学研究却不知所踪。文学沦为其他学科的婢女或者其他学科理论的跑马场，文学研究者沦为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所说的“道德学家、治疗师、政治顾问和全球变革的推动者”。这种鸠占鹊巢式的偏差在文学研究领域愈演愈烈，近年来文学理论界所反思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的场外征用等命题，便是这种症候的反映。这种跨学科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跨学科为名的掏空式的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主体性的消解。

第三，随意式跨学科。所谓随意式跨学科，就是从别的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中挪用和嫁接理论、方法，而完全不考虑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语境、适用性及其意义。这种随意式跨学科突出体现在一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相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对科学理论和概念随意引用，这种做法引起了科学家的强烈不满。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就曾在美国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以恶作剧的方式发表了一篇杜撰的“谐拟”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讽刺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等哲学家。其后艾伦·索卡尔又和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合作著书详细批判了这些哲学家的“疯狂”做法，受到其批评的有拉康（Jacques Lacan）的引入拓扑学、虚数、数理逻辑的精神分析“数学化”；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诗性语言与数学结合论，被讥讽为“卖弄学问的肤浅方面，更甚于拉康”；德勒兹和加塔利作品中的数学哲学“无所不在的伪科学语言”；隐喻性质的、“既不存在于数学中也不在于物理学中”的“鲍德里亚式的发明”；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对物理学和相对论的引入所呈现的“科学”是“极大的混淆与疯狂幻想的混合”。艾伦·索卡尔称这些哲学家的做法为对科学的“滥用”，这些滥用包括“对于顶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发表长篇大论”、“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带入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却不提供一些概念上或经验上的正当理由”、“毫无忌惮地在完全不相干的语境里滥用专业术语，借以展现浮面的博学”以及“操弄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语汇和句子”。这种倾向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比如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模仿后现代理论家们强行套用物理学、化学的原理来图解人文学科，形成了一些学术黑话。而在中国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不独是人文学科，某些科学家们也似乎热衷于跨界，用物理学、数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人文学术。近年来有一种跨学科研究取向是用自然科学来强解人文学术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且不用说其论证是否科学，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强作解人，实际上完全无视传统文化出场的历史语境。1980年代所谓方法论热已经留下类似的教训，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再次迅猛发展，这种随意“逾越边界”、借跨学科之名抽离历史语境的蛮横式的嫁接、无视先决条件的随意建构以及在人文学者这些非科学家面前滥用科学术语的随意式跨学科，恐将沦落为艾伦·索卡尔所批判的“时髦的空话”。

第四，虚假式跨学科。孙歌认为跨学科产生了大量的伪问题，也有可能产生虚假的知识。孙歌没有详细阐释这种虚假的知识的生成方式和机制，不过吴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孙歌的判断：“文科跨学科（建制）的表面化、形式化问题严重，如有名无实的高研院、所谓文科实验室、重大项目数据库可疑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等。”此外，很多所谓的跨学科对话，只不过是固守在学科内的自说自话和皮相之见，受制于学科思维的惯性，跨学科对话缺乏应有的警醒意识和自谦精神，学科傲慢导致跨学科成为凌空虚蹈抑或一种“学术表演”，其结果反而强化了学科偏见和学科封闭。虚假式跨学科违背了跨学科研究的本意，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跨学科研究了。

▍跨学科：一个依然待访的他者

1991年国际跨学科会议发表了《巴黎宣言》，该宣言在文明论的视野下提出未来跨学科性的目标，将是跨越科技与人文的裂痕，跨越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跨越民族性差异，跨越文化和宗教的界限，创造一种全球性文明，这种文明将体现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30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我们惊叹《巴黎宣言》的前瞻性，其所提出的命题，依然是未竟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正如乔·莫兰所转引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所说，跨学科会成为一个“既时髦又令人担忧的术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是，跨学科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也不是拯救人文学科的唯一途径，相对于学科的整建制、大部队，它更像先遣队、特种兵。在人文学科中，那些敢于迈出学科体制的人，往往被视为人文学科的叛徒、不安分守己者的异类或者哗众取宠者。确实如此，跨学科的复杂性、开放性、协商性、群体性，与它的神秘边缘、游离不定、先声夺人的天然气质的叠加，往往给人一种不可靠的印象。跨学科的这些气质往往掩盖了它的实际效果，以致有人讥讽跨学科研究是一个咒语，一项人权，“正被吹捧成青霉素的知识等价物”（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Siegler）。

跨学科若要获得跟学科一样的名声，需要建立自己的度量衡。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要不要跨学科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跨学科的效度问题，即在何种意义上，跨学科是必要的且是有效的。在笔者看来，跨学科的效度包含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跨学科是否具备足够的前置条件，包括开放的学术环境和开放的知识观，二者缺一不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跨学科研究比学科研究更需要足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足够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足够宽松、温和的学术考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从各自学科中的劳顿中解放出来，走出学科藩篱，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做充分的对话和交流。当然，在跨学科研究中还需要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持一种开放的知识观，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充分对话、交流和碰撞，并以这种开放的知识来反观、反思、反省自己的学科。第二，跨学科是否解决了外部世界对之提出的问题。跨学科源自外部世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挑战，跨学科成功与否也必然要在是否能够切实应对挑战、提供方案中的有效性中来加以检验。第三，跨学科是否带来学科增值。跨学科以深厚的学科学养为根基，一方面，没有坚实学科支撑的跨学科必定是游学无根、行而不远；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最终要反哺学科建设、激活学科的能量和活力。第四，跨学科是否最终带来人类知识和思想增量。作为一种学术和知识生产方式，跨学科最终要为人文学科在内的人类知识和思想提供增量，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方略和思想支撑。

作为学科基础之上的知识重组和制度重构，为我们考察人文学科与跨学科的关系提供了一条路径，即我们需要在学科和制度、知识和组织、研究与评价等多维度上作出思考和判断。待访的跨学科抑或作为澄明之境的跨学科，需要在如何实现“跨”上做文章。从大的维度说，我们当然呼唤恒通的知识、人文学的想象力、复杂思维的能力等，但是从人文学科链接和跨学科发展的操作维度，则需要解决三道难题。

第一，解决好问题诊断与方法适用之间的矛盾。跨学科如何有效抵达并形成自己的问题域，从大的维度而言，它涉及“制度刚性与学科自主”，遇到其难以克服的知识悖论，比如库恩（Thomas Kuhn）认为，在跨学科研究本身理论中存在悖论，不同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充分的交流，他们的合作必然存在空隙和新的裂痕，弥补裂痕必然产生新的裂痕。克莱恩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为打破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此外，人文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实际上是比较艰难的，不仅是在应对“错综复杂的问题域”中存在明显的知识储备不足，还要克服人文学者所固有的偏见和优越感。实际上人文学者有一种过于膨胀的济世情怀与过度萎缩的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样的自大式的自卑如震耳欲聋的“不响”，其结果是，人文学者采用“一种单一褊狭的文化向度试图去把握复杂社会学维度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无异于削足适履”。跨学科需要解决好日益碎片化、固化的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悖论，解决如何在“人—后人”的夹缝中找寻到跨学科生存空间的难题。数字时代我们从事跨学科研究，如果还固守于启蒙理性时代的人的主体性，显然与“人类世”的主潮产生了隔膜，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并不能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的生命世界中。人—后人，为我们考察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启蒙立场，回归日常，回到常识，找到那些被压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人已经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众生平等的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世界之一元，在一个后现代和后人类的语境下，我们重新审视人和世界的关系，这是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基点。

第二，处理好跨学科与学科一对“欢喜冤家”的关系难题。毋庸置疑，学科依然是最为基本的力量，其地位无可撼动。但是以学科为代表的专门化的知识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或者‘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有时这也阻碍了新发现和新理论的诞生。”其一，避免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化冲动。如果说学科是“依身起念，依念作茧”的产物，趋向封闭和保守是其难以克服的宿命。那么跨学科则是破茧而出的腾空一跃，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是从学科中打开一扇窗户的变革性力量。跨学科之所以有它的魅力，是因为“跨学科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人文学科中一些最有趣的知识拓展”，与其将跨学科研究看作一门学科，不如将之看作一种方法。比如对于人文语义学谋求学科地位的做法，张宝明认为应自觉守住人文语义学的跨学科边界，抑制学科化的冲动，“人文语义学现在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超越学科门类和语言文化限制的研究问题的视野与方法，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协同互动、联手推进。”其二，作为方法的跨学科，理应反哺学科，厚植学科基础。正如在人文学术中引入和推进数字人文研究，显然不是要代替人文研究，这种外部式、鸟瞰式的研究方式虽然极大扩展了人文研究的视阈，但不可能代替人文学术的内部研究，更不能代替“人性、人生、人世”的研究，即“数字人文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有效辅助手段，但不能取缔文学研究的根本与灵魂。”反观今天很多跨学科研究，则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其三，对于学科来说，跨学科不仅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还是一种推动学科变革的力量。跨学科植根于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知识生产机制，会反过来撬动现有学科的薄弱环节，撕开板结化、凝固化的学科裂缝。“跨学科或跨域的要点，并不主要在更新知识层面，而在更新学术文化的生产机制，由生产机制的更新达到重建、重构学科制度的目标。”

关于学科与跨学科的问题，王汎森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学问要有一个“主干”，这样才能如圣诞树一般继续挂东西。如果说以学科为根基的学问是主干的话，那么跨学科对于学科来说，就有点像圣诞树上的装饰。王汎森的比喻很形象，当然，学科并不是了无生机的圣诞树，跨学科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学科像是奔涌向前的江河，没有活水也就无波澜涌现，而跨学科则是那股被注入的泉水，相互涤荡才能保持彼此的活力。瞿骏在新近的著作中对王汎森的命题作了进一步发挥。他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为例指出，从事这一行业的学者往往被浩瀚的史料所淹没，在众多的议题和理论中进退失据、左支右绌，对这一行业的学者来说，“何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议题’，如何凸显出‘主干’，进而使之枝繁叶茂，让琳琅满目的装饰能够‘挂’得上去，就得由从事这一行当的学者做长时间思考和实践”。瞿骏将这种学科与跨学科的互动关系概述为“立干以扶枝”，倒不失为一种形象而贴切的比喻。

第三，处理好跨学科研究与成果评价不匹配的难题。与雨后春笋般的跨学科相比，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评价还处于比较滞后的阶段。在国家的推动下，像新文科这样的跨学科工程已经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成果的评价依然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遇。同样以数字人文为例，在对数字人文的成果评价方面，呈现出众说纷纭、纷繁复杂的一面，学者们围绕评价指标的多元性、包容性以及避免再等级化、跨学科评价与现行学术评价机制衔接和角色扮演、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和批评机制的构建、量化评价指针的创新以及数字人文到底是保持目前的跨领域的松散联盟还是更加体制化、建制化等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和讨论。这些话题已经不仅是数字人文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而是跨学科研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跨学科学术成果的评价是横亘在跨学科研究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难题，没有公正、合理、恰如其分的跨学科成果评价，跨学科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推进。笔者以为，跨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大致需要在四个相关的维度上作出探索。

其一，现有的完全以学科为中心和基准的评价体系必须改变。目前主要的学术评奖机构依然是按照学科分门别类，很少设置跨学科研究的奖项。无论是教育部优秀成果奖还是各个地方的哲学社科奖，以及一些民间的论文评选，留给跨学科成果的空间微乎其微，上榜的跨学科成果也是屈指可数。从主要的评价机构看，从评刊转向评文，已经出现了进步，但是评文的方式依然采取的是学科评价，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相对而言，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选，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内正在崛起的跨学科研究，并在每年的课题指南中加以体现。

其二，评价标准上，我们还习惯于用学科评价的一套方式和标准来评价跨学科成果。与学科成果重视学术积累和传承、学科规范和推进相比，跨学科成果则往往不是为了解决学科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其成果也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价值导向，有着突出的实践性、交叉性、开放性。用学科的一套标准来评价跨学科成果，势必面临被学科肢解的命运，要么面临被低估、被忽视的命运，要么因为跨学科成果溢出了学科视域而被束之高阁。

其三，评价主体上，以学科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很难有能力来评价跨学科成果。跨学科因为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学科，仅仅靠一个学科的专家力量并不能对跨学科成果作有效评估，因此从学科为主的学术共同体转向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就势在必行。“同行评价是一种专业评价，对于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同行评价有充分的发言权。但是对于那些立足于学术前沿、跨学科、跨专业论文，这种以学科为界的小同行评议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这些专家可能对本学科的情况如数家珍，但是一旦超越学科，就很难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亦存在着不少的分歧，有些学者主张构建小同行共同体，有的学者则主张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其四，在评价规则上，跨学科评估依靠的不是权威人士的一锤定音式的评价，而恰恰是来自不同学科的讨论和协商。与学科评价注重对学科学术的贡献不同，跨学科要在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对其成果进行评价。换句话说，不仅是最大程度“追求真理”，更应该“解决现实问题”，它要在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和公共价值、“独创性和共识性”、内部性和外部性等各个维度对跨学科成果进行学术评价。

本文原载《澳门理工学报》2024年第3期，原题为《跨学科：人文学科的救命稻草？》。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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