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大选对法律行业的影响

哈里斯接棒选举三周后，民调显示，她在几个关键战场州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

随着哈里斯的支持率逐渐攀升，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如果这位前检察官在11月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她的政策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影响？

哈里斯的职业生涯始于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并于2003年成为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

2010年，她成功当选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第一位南亚裔的州总检察长。

从1990年到2016年，哈里斯担任了26年的检察官。漫长的司法工作生涯，促成了她言辞犀利、观点鲜明的特点。

回顾哈里斯担任加州首席检察官期间的工作经历，一位律师曾评价，她的工作方法既包括采取大胆、积极的行动，也包括认识到何时应该采用非执法策略。^[1]

例如，2010年加州因止赎危机而获得40亿美元的全国抵押贷款和解金，哈里斯拒绝签署协议，以争取更大的金额。尽管有人指责她哗众取宠，但她还是成功为加州房主争取到了200亿美元。

在任职检察官这段时间，哈里斯多次代表普通消费者和公共社会机构，向金融巨头和大公司发起了一系列法律诉讼，在美国民众心中树立“高级警察”和“进步检察官”的政治形象。

对自己鲜明人设的不断打磨，也为她迎来了进入政治的机会。2016年，哈里斯从检察官转投政界，当选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成为加州第一位黑人女性参议员。

2019年，哈里斯参加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虽然最终退出了竞选，但在2020年被乔·拜登选为竞选搭档，并在拜登赢得总统选举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乔·拜登于退出总统竞选，并支持其副手，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目前，在REALCLEAR的平均民调中，哈里斯超过特朗普0.4%，美国多位选举分析师都押注哈里斯。

从政策上来看，因缺少外交政策经验，外界普遍认为哈里斯在税收和外交上将更多地继承和延续拜登的政策。

结合最近几个月数十家美国律所关闭了大中华区办事处的形势来看，哈里斯政府不太可能改变这一趋势。

一位在大中华区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即使哈里斯真的成为总统，因为有较大可能会沿袭拜登的政策，她也不太可能带来大中华区所需要的积极动向。^[2]

分析哈里斯过往的发言和行动，可以观察到她在贸易、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方面，与拜登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贸易方面，哈里斯更加保守，反对自由贸易。

例如，拜登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加墨协定（USMCA）的支持者。而哈里斯是 TPP 和USMCA的反对者，哈里斯曾常表示任何贸易协定在签署前都必须足以保护美国工人和环境。

2021年拜登上台，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301关税，还提出了《削减通胀法案》《中国竞争法案2.0》等一系列不利好中美经贸关系的法案。

同时，拜登还提升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贸易协定和伙伴关系。

这些也是美国律所在华办事处“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家瑞士律师事务所驻新加坡的合伙人说：“我认为美国律所撤离中国市场也是因为美国正努力在东南亚的增长和实力方面与中国竞争”。^[3]

而哈里斯很有可能延续拜登的政策，更加努力地建立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的关系。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和绿色经济转型上，哈里斯比拜登更加激进。

哈里斯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加州，在呼吁制定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法规方面，比拜登更为积极，关注的领域包括深度伪造、算法偏见和虚假信息。

在 2020 年竞选期间，哈里斯提出一项耗资高达 10 万亿美元的气候计划，致力于让美国在 2045 年成为清洁能源经济体。

哈里斯在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可能会推动美国更严格的相关法规。

而这，可能意味着哈里斯如果大选成功，其政府将对华实行更强的制裁手段。

经济制裁、反洗钱法、反犯罪法已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工具。

以《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执行为例，根据腐败法信息中心网站的统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是2013年至2022年FCPA执法案件发生最多的国家，案件数量高达41件。^[4]

长期研究在美中国跨国公司表现的李继教授在其书中指出，短期内，特别是对于华为和TikTok等中国公司来说，在美国的诉讼和合规工作可能会增加，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持续，那么相关的诉讼工作可能会减少。目前，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的进入速度已经放慢。^[5]

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逐渐减少，只是经济战暴露出的一个风险。

同时，在美国制裁体系下，企业常选择美国律所解决法律问题，例如美国律所科文顿一直是字节跳动在美国应诉的首选伙伴。

由此，经济战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风险是，美国律师的职业秘密保护制度并不利好受到经济制裁的国家。

欧洲公司长期以来不相信美国律所的原因之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法律和利好美国监管机构的律师职业秘密保护制度，常让欧洲觉得是美国打压欧洲经济的手段。

美国律师制度禁止律师公开客户信息，但是有四种例外情形。

其中一种指在监管部门强制要求提供客户信息；若客户拒绝，律师可对监管部门的强制要求提出合法性质疑；而监管部门则可能诉诸法院，请求强制提供有关信息。如果律师及其客户败诉，律师则只能将信息提供给监管部门。

因此，在美国，当监管机构的施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律师只能选择听从，将客户信息交给司法机关。

前法国经济情报跨部门代表认为：美国律师就是这样渐渐失去对案件的主动权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名誉受影响，律师从客户合法利益的维护者变成了无孔不入的调查官。^[6]

而随着哈里斯的胜算加大，如果她在11月的大选中胜利，她很有可能延续拜登的外交政策，以及实施更保守的贸易政策，这也许会让在华美国律所的数量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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