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智”时代的来临，运动健身行业进入深度“互联网＋”时代。在诸多智能健身形态中，健身直播间早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方法的学习途径，以刘畊宏为代表的健身主播群体更是带动了“O2O式”的全民健身潮。不仅Keep、超级猩猩、乐刻运动等互联网健身平台纷纷打造了在线团课，这种健身极化浪潮也一举席卷了抖音、微博、朋友圈等诸多社交平台。据统计，2022年以来，单是抖音平台健身主播人数就同比增加了127%，健身直播间数量的同比增加值更是达到了134% 。
健身教练在健身馆内进行直播教学
然而，在健身直播的观看者中，不乏一批这样的青年群体。他们乐此不疲地观看、点赞、评论，将“看了就是做了”挂在嘴边。有数据显示，这一群体的比例常常高达观众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积极围观健身直播，但并未具身地进行任何健身实践，这种“看而不练”的现象是否可以简单地归咎为网络社会的猎奇行为，抑或个体的身体懒惰？虽然社会学天然带着批判的“利刃”，但将懒惰或不自律的标签随意张贴在这些青年群体之上显然并不妥帖。相反，在澄明观点之前，需要审慎地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绵密对话，去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同时更要觉知到这一现象所映射出的宏观社会问题与现实矛盾。健身作为典型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被公众归入余暇时间之中。就时间投入差异的意义而言，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可以像货币一样被分配和管理，个体也可以选择如何利用时间来产生收入或获得满足。然而，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除去工作和睡眠，我国55.1%的人群每天余暇时间不足2小时，其中24.5%的人群不足1小时，8.4%的人群表示自己并没有余暇时间，用于健身的时间更无从谈起。此外，有互联网行业调查显示，98.81%的受访者有过加班经历，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工作时长在8～10小时占81.59%，10小时以上占15.45%，而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以下仅占2.96%。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延展开来的恐怕正是罗萨意义上的“加速社会”。从理论层面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时间作为一项制度性符号系统，链接起了从个体认知、集体行动乃至社会秩序维系与发展等维度，是沟通个体、社会及自然的重要文明化力量。但是，与之相应的“社会加速说”也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齐美尔就提出：现代都市的速度以及货币流通所带来的交换关系的加速，产生了一种新的时间性。韩炳哲指出，在这种社会时间性的变迁之下，“由休息和时间构筑的'梦之鸟的巢穴'在现代社会日渐消失，再没有‘编织和结网’的活动”。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余暇时间被强烈挤压的社会境遇中，多任务处理、协同工作、时间控制工具等时间管理技术将时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余暇时间也未能幸免于这种剥削与压榨。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余，学习各式各样的技能，一张张积累着证书、一层层刷新着学历，在不断地自我审视与自我监测中竭尽所能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需要指出的是，青年出卖自己当前的时间，往往并不完全是为了当下的收入，更是为了与未来可能的高回报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易，抑或是基于对未来丰厚回报的信仰，但没有人知道这场“豪赌”最终是输是赢。在快节奏的生活底色之上，时间显得愈发珍贵，以至于所有无法带来实际效用的时间占用都被青年们嗤之以鼻，直至在持续高负荷运转后，他们的身体“拉响了警报”。于是，那些能够使自己身体保持强健和韧性的选择，开始成为了他们余暇时间管理中的必选项，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生病和接受漫长的康复治疗。由此，越来越多的青年看着自己或周边人显示异常的体检报告，结合健身文化的深入人心，生发出了强烈的健身意愿。因为他们在健身文化的浸润下，日益深化了对这些观点的认同：健身不仅能够帮助人体消耗多余的能量、改善血脂代谢、减少肥胖症的发生；还有助于人塑造强健的体魄、保持良好的体力、有效地遏止“肉体的退化”。正如英国消费社会学教授詹妮弗·史密斯·马奎尔（Jennifer Smith-Maguire）所指出的：健身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并行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健康也与身份认同和社会流动性一道，被认为是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们的健身意愿不仅仅是为了保持身体强健，更是担忧因长时段的精神紧张、过长的屏幕时间、久坐等问题诱发身心疾病，进而使自己被动于愈发激烈的社会资源争夺与岗位竞争之中。
然而，健身的意愿并未能毫无意外地导向健身实践，换言之，青年们的意愿与行动并非处于因果必然的位置，二者之间既横亘着个体疲惫的身心，也映射着现代社会高强度的市场化竞争。如前所述，极端的社会加速会造成去同步化的症状，表现在部分青年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健身实践之中的同时，还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面临着从健身意愿到健身实践的断裂。值得关注的是，后者在当代社会青年群体中并非少数。
健身房跑步锻炼
从经验证据来看，支撑本文论据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线上访谈，访谈对象为19至34岁的青年，共计28人，所覆盖的社会身份包括学生、公司职员、流水线工人等。他们之中“看而不练”的群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健身直播内容的好奇前来围观；另一类是以健身实践为目标的群体，他们又可细分为两种，其一是在健身意愿和实践之间，主张关注自身感受，即能练就练、累了就歇；其二则是“正念”一派，他们认为仅仅是观看主播健身就能够对自己的身体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基于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关注后一类，即以健身实践为目标的青年群体。社会学研究者郑小雪提出，被市场化浪潮压缩后，在所剩无几的余暇时间里，青年们时时刻刻在践行着自我提升、自我改造、自我管理、自我凝视等一系列自我规训技术。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这种自我规训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然而，事实呈现出来的是一张张看起来无力的、挣扎的青年面孔。“我其实没什么时间锻炼，但是又知道不锻炼的话身体状态不好，再加上最近肚腩有点起来了，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跟私教约6:30，练完冲个澡就去上班了，虽然累但留给我的选择好像也不多，等晚上下班了根本练不动，顶多就躺沙发上刷刷健身视频。”青年想要通过健身实践使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在劳动时间中积压的身心疲惫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他们。亦如两位受访者所描述的：“上了一天班已经扛不住了，虽然觉得锻炼身体很重要，但是身体它有自己的想法，只想休息”、“太卷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上班吃饭睡觉，后来觉得身体熬不住了，想锻炼锻炼，但练不了几分钟就喘不过气，只能歇了，看着别人练也挺爽”。可见，青年们的健身意愿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具他们主观层面也无能为力的疲惫身体。越是延续身体的“退场”，越是难以将自身意愿转化为现实行动，二者之间循环往复的负向反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断裂效应的恶性循环。不过，与上述这些青年不同的是，还有部分青年运用独特的方式与自身达成了内在和解。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在愈显无奈的生存境况中，部分青年们在“躺与卷”的挣扎和自我疗愈过程中发现了积极心理学的应对策略。以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在心理层面对行动进行积极重塑和正向强化，能够在现实层面提高行动的效率与效果。这与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那些可以被个体知觉的现实世界被称作“物理场”，而个体知觉现实所形成的观念则属于“心理场”，人们对周遭事物形成的整体“知觉”都是由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后结合形成的结果，即是对“心理场”和“物理场”的统一。换言之，在同样的“看而不练”的行为之下，部分青年能够通过调节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方式来影响自身实然层面的变化。受访者中不乏抱有这样的心理状态的青年。她们提到“看了就是练了，我虽然没跟着跳，但那些动作套路我都清楚，即使听他喊口号我也能感觉自己身体状态很亢奋！反正看看比不看强。”；“最开始我确实也跟着练过，但后来觉得自己根本跳不动，那个时候还有点自责，觉得我很差劲，连最简单的跟练都做不到。再后来我安慰自己觉得能把正经事搞好就不错了，健身什么的看看就好，没那么高心气儿。结果我发现，即使只是看看也觉得自己变得比原来更有活力了。”可见，在面临个体无能为力的现实境遇时，通过心理调节去达到自我精神的抚慰与和解，也不啻为一种青年们积极面对生活的有效策略。这种生活策略验证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个体化命题“人们被要求甚至被迫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to live a life of one’s own）”，这解释了当代青年“看而不练”健身图景背后的无奈抉择。对“看而不练”现象的剖析，并非为了简单粗暴地弥合青年群体健身的意愿与实践，而是旨在以“看而不练”现象为棱镜，映射出当代青年群体在宏观社会结构和时代变迁之下，时常面临着自身力所不逮的社会现实。进而，尝试从制度、个体层面提出为青年释压，并使之重新审视其“看而不练”的健身选择。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崛起、“数智化”的迅猛发展，青年群体的生活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伦理”与“优绩主义”的市场话术，他们的余暇时间不仅被工作挤压，还被不遗余力地用来使自己成为一个“优质打工人”。这种被资本包装出来的理想形象，不仅在工作中高质高效，同时也会利用非工作时间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例如学习办公软件技能、语言与社交技能，以及保持健康少病的体魄。而这，也正是企业专门为员工安排培训课、配备健身房的逐利性底层逻辑。
办公室健身
诚然，上述这种现象正契合了个体化理论中所阐述的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基本特征之一，系统的问题被化约为个体的选择，从而导致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这种个体化的变迁，也无形之中致使青年们开始更加果断、笃定地将个体层面的事与愿违归咎于自身的不努力、不自律抑或缺少运气，由此弱化了对宏观社会结构和时代变迁的审思。事实上，当代青年早已卸载掉计划经济时代身份的各种兜底，与市场经济进行着“面对面”的搏击。非虚构作家黄灯就曾表示，青年们认定个人奋斗的真谛，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生存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地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之上。由此，他们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必然承担着首要责任，这也驱使青年们欲求在千头万绪的忙碌中找到时间用以锻炼身体、抵御疾病，其健身的意愿也就愈发强烈。更进一步地，不仅时代的车轮并未停歇，青年们也在经历一场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他们辗转在工作伦理、工具理性的明码标价之中、体会着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力感。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gst）”之特征，即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非例行化”成为必然趋势，由此生发出来的焦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焦虑（或由于某一具体问题、情境而造成的暂时焦虑），而是由于人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或被剥夺引发的深度精神不安、忧虑状态，是超越具体生活条件和需求的一种来自心灵深处对社会、他人、自身等的不认同、迷茫与无助。但归根结底，健康是人类生活与工作的基本保障, 影响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丁香医生发布的《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人均存在4.8个健康困扰，情绪与身材排在前两位，并且年龄与患病担忧成反比，甚至在众多主观非健康的选项排名中，00后和90后都包揽前两名。并且，工作时间超过每日12小时的人，担心自身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也更高。青年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健康焦虑、身材焦虑、工作焦虑，凡此种种均深化了其对自我的不认同感，在不安与无助的叠加之下，青年们的个体焦虑愈发成为社会公共议题中不容忽视的一隅。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向宏观层面时，能够发现上述这种社会样态并非毫无来由。正如理论家韩炳哲指出的“功绩社会”那样，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每个人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面临着被淘汰的焦虑，社会更是业已出现了倦怠的病灶。黄灯指出，在现代性进程中，青年越来越直接地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承载者，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被资本“绑架”，自己也被嵌入到“996”“大小周”式的工作制度。并且，青年们在愈发绵密的绩效管理之下，只能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以创造更多价值，以保障自己能够继续待在制度化的“升级打怪”的流水线上。韩炳哲口中“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于是，有些工作演化为一种无休止的自我消耗，而健康则被青年们无奈地置于“眼前”“手头”工作之后，进而用来锻炼身体的时间亦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看而不练”成为他们力所不逮的个体选择。在青年群体选择“看而不练”的健身形式时，无论是出于挣扎中的自我规训，抑或是正念中的自我和解，都使“看与练”的健身行为出现了割裂。其中的“看”不仅蕴含着对身心健康的呼唤、对理想身材的期待、对屏幕中健身者的艳羡，也反映出青年们对自身健康与身材管理的责任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隐忧。同时，青年们借助互联网技术围观健身也是在积累“积极生活”的信号，健身场域中以各种口号、动作、神情为表征的正向激励，对负载个体成长义务的青年群体来说，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慰藉。相较之下，“练”的时间成本与精神成本就相对更高。一方面，不仅在健身跟练的过程中会更多地消耗行动者的体力与精力，并且在结束健身后，还要消耗时间恢复身体状态。另一方面，在场景需求上，“练”较之于“看”也有着更高的要求。“看”可谓随时随地均可进行，但“练”则需要考量锻炼场地大小、是否会扰民、影响家人休息等等。可见，“看而不练”的个体选择不仅受制于青年们的社会处境、心态，同时也与其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和场景息息相关。但是，后者的限制或许能较为容易地突破，而前者则需要制度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共同努力。迎面而来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构青年们在加速社会中被解构的余暇时间，为实现余暇时间回归的目标，首先需要理顺抵抗时间异化的逻辑。马克思在分析异化时指出，一旦进入了生产和劳动过程，那么资本考虑的往往并非人的需要及其能力发展，而是利益最大化。更进一步来看，人的自由是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可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人们将始终处于操劳和忙碌之中，那么意味着毫无自由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始终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更是人的发展之空间。值得一提的是，纵观人文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伟大创造，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创作者在其余暇时间中完成的。马克思认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的时间”相较之下，过度劳动则可谓是加速资本增值、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以此获得固定资本的最大限度的节约，却是以“对人身材料”非常浪费的方式获得的。它浪费的东西，不仅是“血与肉”，同时也是“神经与大脑”。并且，与余暇时间相应的休闲的价值，在柏拉图时代便得以明晰，对于处在生命周期靠前位置的青年，他们正在经历自己创造和开拓能力最为丰盈的时期，他们理应享有必要的余暇时间。从具体的策略来看，余暇时间的回归离不开制度层面的保障，也离不开社会文化与个体层面的对时间的认知重构。在制度层面，亟待对时间的需求端，即劳动成果的占有方提出更严格的监督机制，通过更多人性化的方式，例如劳动工具的迭代、标准作业程式（SOP）的更新，而非盲目延长劳动时间来保障、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供给。在文化层面，当代青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其幼年时期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时间速率之下，有必要对其时间认知进行有意识地调试：将那些被现代社会长期忽视的“慢文化”的价值观重视并有意培育起来，如耐心、循序渐进、从容不迫、遵循规律，等等。在个体层面，青年有必要认识到极端的社会加速会造成“去同步化”的症状，需要自觉抵制社会时间的过度规训，避免因加速节奏极限化造成对生活与工作的消极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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