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莉莉：我的工作是在台湾照顾老人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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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前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台湾移工的故事。台湾移工，指的是通过「移动」、「迁移」到台湾求职或工作的外国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开始开放引入移工。这三十多年来，到台湾来打工的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目前约有 80 万名移工居住在台湾，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他们一般需要通过中介公司，这些公司在本国招募他们，然后送到台湾去当建筑工人、工厂流水线工人和老年护工等。

过去，台湾人把他们叫外劳，但这个词慢慢地带上歧视和排外的意味，所以为了表示尊重和表达更准确，现在改称为移工。

这一次我们制作了上下两集移工故事，今天播出的是上集，本周三会播出下集。

今天这个上集的讲述者莉莉（Ririn Arumsari）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台湾生活了近 12 年，她平时住在老人家里，做老年护工。远离家乡的莉莉，有过快乐，也体验过艰辛，她一直在书写自己在台湾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经历。

我叫莉莉，我是印尼人，到台湾已经 12 年了，目前在台北工作，我的工作是照顾阿嬷。从第一次来到台湾直到现在，我都在做照顾病人的工作。

除了工作以外，我喜欢写作，也喜欢看书。

■ 图 / 莉莉和印尼甜点

我在印尼的时候，住在东爪哇波诺罗戈县，是一个小村子。我父母是农民，我小时候喜欢在农田里帮他们干活。

我以前想要念大学，可是因为我父母没有钱，只能放弃了。因此我高中毕业之后，在印尼工作了一年就来到了台湾。

我为什么选择来台湾工作？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电视剧流星花园(Meteor Garden)，觉得电视里面的台湾都很美，我刚好也很喜欢言承旭，就开始想，我以后可不可以去台湾找他们？

来台湾之前，我们要先申请中介公司，在中介公司学中文，学怎么打扫、怎么照顾病人之类的。我们在那个中介公司待了三个多月，之后才飞到台湾。

到台湾之后，我的老板不算好。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中文，他们要求我一定要快点学会中文，可是我的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好，学不快，他们就每天都一直念叨，一直骂我。

后来我就跟中介公司说我要换老板，刚好有一个新老板家里有三个小朋友要照顾，在他家工作时，我就慢慢地跟他们学中文。

至此，我在台湾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阿公、阿嬷这两个词在台湾的闽南语中指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它也指一般的老年人。

学习中文本身就已经够难的了，但莉莉必须学习一些闽南话才能和她照顾的老人交流，因为台湾的一些老人也不太会说普通话。

住在雇主家里，莉莉的空闲时间很少。所以她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语言班。她必须寻找不同的学习方式。

老板有三个小孩，因为小孩很喜欢讲话，所以我就慢慢地跟他们学习中文，看电视啊，写字啊等等。我还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台湾朋友，我用翻译软件辅助自己写中文，我们很聊得来。

那个朋友都会很认真地看我写的中文，然后说：「这一个字写得不对啊，你要改。」再加上我喜欢看书，买了中文书慢慢看，还在软件上查这个字怎么念，是什么意思，标记在书上。后来我就慢慢地开始能够看懂中文。

尽管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迄今为止，莉莉在台湾的时光也留下了很多快乐的回忆。由于住在雇主家里，她也体验了台湾的家庭生活，并和她所照顾的人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我和三个小孩的关系都蛮好的，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公园，我们每次都会合影，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到现在我都还有跟他们联络。虽然他们都已经是大学生了，但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很亲，我们都是很惦记情分的人。

我之前照顾阿公的时候，在花莲住了一年，住在一个诊所里面。那一年我写下了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们要怎么推拿、按摩，每个中药有什么用之类的。

在花莲的日子真的很开心，那时候我喜欢跟阿公出去玩，就在附近走一走。阿公虽然讲话没有声音，可是他有表情，可以看他讲话时嘴唇的形状。经过路边的芭乐树的时候，我都会跟阿公说，那边有棵别人的芭乐树，我们拿个袋子偷摘几个，然后放在老人家盖在腿上的的小毯子里。

阿公离开的那天晚上，他一直看着我，一直扶着我的手，扶得很紧。把他送到医院之后，直到最后一口气时，都只有我在他的身边，他的家人都不在。他一直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去世后手才慢慢地松开。

来台湾工作的 12 年以来，我跟这个阿公的回忆最多。

莉莉照顾的这些人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孤独感。她照顾的一些老人得不到家人的太多关注，生活与外界隔绝。

莉莉试图给他们一些陪伴。

他们很孤独，就像我照顾的一个阿嬷，她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买菜，这时候总是会跟我说：「等一下我小儿子要回来吃饭。」可是她每次出去把菜买回来了，小儿子却没有回来，因为对方刚刚打电话说不回来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两次，因为我陪伴了他们很多年，所以看到了很多次。阿嬷一直很失望，而对于阿公来说，他一直很疼小孩和孙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没有照顾过他，从他生病开始，到他咽气，都是我在陪他。后来他看我的表情已经跟看家人不一样了，他看我的时候表情很开心，可是看自己家人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不开心。

莉莉决定把一个故事献给她照顾了很久的阿公。她曾多次参加台湾的移民工文学奖，上届比赛她提交了《孤独的故事》作为稿件。

移民工文学奖已经办到第八届了，从第一届到第八届我都参加过，第二届的时候我好像入选了，可是没有得奖。因为今年我打算回印尼一趟，临走前我想到之前有写过一些别的故事，但是都还差一点点，没有完成，我就突然想到了之前照顾的阿公，因为我照顾了他五年多，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我和阿公的回忆。

于是凭借我的记忆，我开始写下我们的故事：阿公是怎么样的人，他离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都写了下来。一个晚上就写完了，重新看了一遍之后，我觉得这个比我之前写过的故事要好，于是就拿这篇去投了文学奖。

我见到的很多老人家都很孤独，他们需要小孩关心。但很多人说：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因此时常会忘了关照父母。可是对父母而言，他们总会惦记，我儿子吃饱了没？还希望他每个礼拜都可以来探望自己一次，但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我照顾的阿公阿嬷虽然很有钱，可我觉得他们是很孤独的，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个关于孤独的故事。

■ 图 / 莉莉接受移民工文学奖颁奖

今天的故事还有两位讲述者，就是和移工打交道多年的云章和张正。他们也是莉莉的好朋友。云章和她的丈夫张正是移民工文学奖的两位组织者。云章现任天下杂志编辑，张正也一直从事媒体工作，并担任东南亚研究领域的教授。他们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台湾的移工社区。久而久之，云章、张正和莉莉成了好朋友。

对于云章来说，发现台湾的移工社区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最早是大约二十年前，她认识了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工，这是她第一次在台湾遇到移工。

云章：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很晚才去吃午餐。吃午餐的店里有一个印尼的小姐，她的工作是照顾老人，但她的雇主会请她顺便帮餐厅的忙。因为我常常是店里最后一个客人，她来给我上菜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有眼神的交汇，我就会跟她说谢谢。

我们不算朋友，但有一次她问我叫什么名字，于是我也问她叫什么名字，才知道她叫 Lisa。那时候还没有脸书，我们就交换了我们的电话号码。后来，在台湾 SARS 很严重的期间，有一天她问我：「小姐，你礼拜天有没有空？」她想约我一起出去玩。

我先生张正那时候已经在东南亚所做研究了，他在研究越南移民，我自己常常听他讲些故事，因此对这里的移民情况比较敏感。

她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会想要和一个在餐厅认识的、不算熟悉的台湾人一起出去玩？但我当时又想：会不会是因为她在台湾不认识什么本地人，想要拥有一些本地的社交关系网？于是我就说：「好啊，礼拜天我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她就说好，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在这个餐厅碰面，一起出发。

早上我去找她的时候，她和她的老板娘一起站在餐厅门口，她的老板娘看着我说：「她跟你出去啊？这样的话可以，不然我不要她放假的。」我问说为什么不让她放假？她说因为现在疫情严重。

现在回头想，那时候疫情真的很严重，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意识到，还是打算出去玩。我们戴着口罩，老板娘说，跟我出去可以，不要跟什么其他的朋友，因为不希望她被带坏。

我们正准备出门，老板娘又问我，你确定你要跟她出去？我说对啊，她又问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就准备跟她去看看。老板娘就一脸同情地看着我说：「你都没有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一个移工出去玩？」我说，她就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新朋友，她想要约我出去，我对于目的地也很好奇，所以我要去。

坐捷运的路上，车里有好多人。那时候在台湾，很多穆斯林还不太包头巾。但是那一天有好多人包头巾，盛装打扮，彼此互相拥抱。

我问：这是你朋友吗？那是你朋友吗？她就说，对，他们都是我朋友，整个捷运里都是我朋友。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天是开斋节，他们全部的人都要坐捷运去台北车站参加开斋节的活动。

我们就一路坐捷运到台北车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万人挤在车站大厅里。在场的全部都是印尼人，我们就很开心，互相拥抱、打电话什么的。后来她把我带去介绍给她的朋友，说：「你看这是我的朋友，跟我一起来的，她是台湾人。」我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开斋节对他们而言是相当于过年，是最重要的节日。

当时台北车站二楼有一个百货商店，不是现在的微风广场，那时候就有好多东南亚小店、杂货店，她就带着我去吃东西、买东西，后来我们还跑到了现在的北平西路那个地方，叫做小印尼街的地方，在一家自助餐店吃完东西之后她跟我说，我们去二楼吧。

二楼是一家夜店，很多人把黑色的窗帘拉起来之后在里面跳舞。有男生，有女生，有印尼人，有泰国人，有越南人，我感觉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很神秘的空间，里面只有一个台湾人，因此我觉得这次的经历很有趣，他们的星期天是这么的丰富，跟我们日常看到他们帮我们做事，非常安静、沉默的样子很不一样。

■ 图 / 云章（中）和移工在一起

云章和张正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把移工社区与台湾社会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还在台湾北部的新北市开设了一家名为灿烂时光的综合书店和图书馆。这个书店收集了各种东南亚语言的书籍，成为移工社区和各种活动的交汇点。这里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莉莉的地方。

云章：我们办了一个移民工文学奖，在前一两年的评审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一些得奖的人，这些朋友说，他们在台湾常常没有假期。其中有一位印尼的看护，她第一、第二年都得奖了，第一年我们在台南文学馆颁奖，她来的时候就很高兴地说：「这是我两年来第一天放假，我从来没有放过假。」我们问，为什么你会两年都没有放假呢？她就说：「其实我的雇主没有虐待我，但他们跟我商量说可不可以不要放假，我们给你加班费啊。」因为她非常需要自己赚钱来资助她的家庭，所以她就同意了不放假，于是就两年都没有放。

可她也是需要休息的，她说：「阅读让我快乐，写作让我自由。我只要可以读书，可以写东西，我就很开心，我放不放假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张正就觉得她的故事实在太惊人，怎么可能可以两年不放假？所以那时候他就问说：「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她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寄书给我看，我就会很开心。」可是在台湾很难买到她的母语书籍，因为很贵，她的钱需要寄回家，不可能花钱去买书。在台湾，如果要买东南亚的书，价格是他们本国价格的好几倍。

于是我们就在想，如果可以找到书给他们看的话就好了。一开始，我先生就托朋友从东南亚买书，但发现书运到台湾蛮贵的。后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在东南亚的台湾人：「请帮我带一本你看不懂的书回台湾，然后把书交给我，我再把这些书转交给不能放假的移民工看。」

那这个运动其实还蛮受欢迎的，这篇文章在天下独立评论受到很多的好评，而且很多刚好在东南亚旅行的人得到了这个讯息，觉得很开心：太好了，我们来东南亚旅行，原本从来不会想要去书店，因为你这个呼吁，我觉得我有一个理由去书店了，可以在书店很高兴地跟老板说，我要带一本我自己看不懂的书到台湾。

老板问为什么要带你看不懂的书回去？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故事再说一次，就会给他们的旅行加上一层有意义的光晕，让他们认为这是一趟有使命感的旅行，在吃喝玩乐之余还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买了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送给自己不认识的移工看。

看到运动蛮成功的，很多人带书给我们，我开始觉得不能把书都放在我们家里，而是要创造一个流通的地方来放书，所以我们在靠近华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华兴街位于台湾新北中和区的一个缅甸区，这里有很多的缅甸的移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店，但这里只能借书，我们的书是不卖钱的，只是借走看的时候需要付押金，还书的时候就会把押金退还给你。

■ 图 / 「灿烂时光」书店里的读者

我们希望让没有很多钱的人也可以阅读，让这些善意可以流动，所以我们的一楼是书区，二楼是有着木制地板的一个空间，小小的，有温暖的黄色灯光，会办很多很多的东南亚讲座，很多台湾人会来分享他们的东南亚经验、文化或是语言，当然也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会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还有一个三楼，是一间小教室。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语言沙龙，让新移民、新住民来这里教台湾人他们的母语。因为我们觉得学习应该是双向的。整个环境都在逼迫他们学中文，但是我们却不学东南亚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来学东南亚的语言，同时也鼓励这些移民成为老师，让他可以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去教授别人。

我们想要做一个小小的社会实验，虽然这非常反主流，也不太能够赚钱，可是它会创造出很有趣的火花，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些有趣的连结。

虽然台湾有很多人和组织都在支持移工，但移工还是面临着不同形式的困难。

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以及台湾主流社会的普遍歧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张正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更加了解和尊重移工的贡献。

张正：对东南亚人的歧视是由来已久的。以前就是觉得他们是来自落后国家、落后地区的野蛮民族。事实上，特别是在我们自己了解东南亚之后，就会知道人家也有很丰富的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有聪明的人，有好的人，也有坏的人。

我们希望台湾这个社会对外面来的人可以尽可能地一视同仁，因为这些人做的事情对台湾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或许懒惰，或者需要去别地方上班，所以需要外籍人士来帮忙照顾老人家，哪有人是自愿来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其实应该要心怀感恩吧。

■ 图 / 移民工文学奖典礼，中间讲者为莉莉，左边讲者为张正

张正：理想状况是，比如我这个本地人娶了一个外籍配偶，家里请了一个帮佣，其实我也要努力学 TA 的语言，因为语言是沟通必备的，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就隔着一座山，你叫 TA 赶快学好中文，等于是叫 TA 赶快挖一个山洞，挖到我这边来才能跟我讲话。

可是 TA 很忙，外国人来这边人生地不熟，什么都要学， TA 一定会学中文，一定会努力学本地语言，但 TA 的能力也有限，所以这边的山洞很久都还没有挖通。

但这是我的家，我的社会，我有余力，就应该我也来挖。两边同时挖的话，两个人就会早一点开始真正的沟通。

如果你说，我就是有钱，我就是不想挖，你比较穷，你来努力挖。可以是可以，但这会一直拖延双方的沟通，可能拖一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如果双方可以一起挖，我也努力去了解你，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

其实移民是一定会努力了解社会的，但 TA 中文不好，这些责任全都落在 TA 的肩上，就会让 TA 很头疼。

所以这是对主流社会的呼吁，我理想中主流社会的人应该勇敢地、更积极地去理解身边语言有障碍的异乡人。

莉莉本人对自己在台湾的生活还是相当乐观的。她有过糟糕的经历，也有过美好的经历，但最终，她是把这里当做了她的家。

莉莉：因为我在台湾很久了，快十二年了，算是已经融入进这个社会啦。有一些朋友说我已变成了一个台湾人，可以跟台湾人一起玩，一起生活。我在工作中确实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情，我如果要去一些地方，都不需要问其他人。甚至有一些人会找我问路，好的回忆还是比较多啦。

可能不好的是，有些人还是看不起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办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人还会说：「你是外劳啊？」但他知道我会中文、我会写字之后就不敢欺负我了。如果你有能力又勇敢的话，大家就不敢欺负你。

莉莉还是想长期留在台湾。但即使对于像她这样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也学过中文的人来说，那也不容易。根据台湾的法律，她只能在台湾工作 14 年，而这个时间现在也快到了。最近，一些让外籍劳工能在台湾长期居留的合法渠道已经开通了，但这些条件却很难满足。

有一个 Program，要先申请一个居留证，申请成功之后继续住五年，然后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可永久居留证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申请到，因为它有薪酬水平的条件。

我很想留下来了，因为我已经很熟悉台湾了。回印尼的那一天，我甚至觉得印尼有点陌生，像去国外一样，不像我自己的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不认识了。

在台湾过了几年，什么都已经习惯了，反而是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已经变得不习惯了，如果能留下来，我是真的很想留。

我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可不可以找到一个陪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对象？如果想要凭借这份工作留下来，成功的难度比较大，可是如果找到对象，有对未来的计划了，这样就一定能留下来。

寻找台湾籍配偶是莉莉留在台湾最安全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如果莉莉要在台湾寻找配偶，跨文化差异和对移工缺乏尊重是她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印尼老家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在台湾，莉莉也面临着孤独。所以，「孤独的故事」也是她的故事。对莉莉来说，写作已经成为她在台湾生活时对抗痛苦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也让她找到了一个空间，可以把她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放在这里。

写作是我的自由。因为有一些话，可能是连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讲完，可是从写作里面，我能完成一个故事。

我可能想要骂人，或者我可能喜欢谁，都可以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不看我们故事的人不一定知道你喜欢谁，可是你已经讲出来了，心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再加上我不喜欢跟别人讲我自己的事情，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这样，有什么难过的，跟谁吵架了，我喜欢谁啊，都会写下来。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写下来，心里就会好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