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岛聪自首，一个反法西斯志士最后的战斗

时事

日本

10月前

文 | 刘梦龙

1月26日，被日本政府通缉了半个世纪的原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成员桐岛聪，在日本神奈川县的一间医院表明身份后被警方控制。三天后，日本警方宣布桐岛聪因癌症治疗无效去世。

活跃在七十年代日本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甚至是那段特殊国际共运浪潮，在我们这个时代，属于被刻意模糊淡忘的存在。但稍微了解一下该组织在历史上的作为，恐怕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所触动。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战后左翼运动浪潮的组织，主要是针对日本未被清算的战争罪行进行暴力打击。用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说法，他们是一群一心要扬了靖国神社，送沾满亚洲人民鲜血，又逃脱惩罚的军阀和财阀坐土飞机的日本人。

历数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行动，可以说都是许多中国人恨不得去做，但终究没有人做到的事。比如，他们试图炸毁由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用沾满南京大屠杀遇害者鲜血的泥土所烧制的“兴亚观音”，以及纪念七名被绞死甲级战犯的所谓“殉国七士碑”，而且是专门选在12曰12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前一天。

这个组织的行动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目标始终直指旧日本法西斯的残余。比如代号花冈行动，炸毁了鹿岛建设的建材堆放场的案件。这是为了报复该企业1945年在日本花冈铜矿对被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进行的大屠杀。可叹息的是，这个案件的国内对日诉讼一直坚持到2019年，最终被日本大阪地方法院驳回。

哪怕仅从历史恩怨，出一口不得申的怨怒之气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称桐岛聪和他的战友为志士，乃至义士。日本人对亚洲诸国历史战争罪行的态度，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充斥着傲慢。除了迫于无奈，偶一为之的表演，日本是全然不把受害国和历史暴行当一回事的。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对其他国家是血泪史，但日本人来说，就是一部发家史。没有这些侵略所带来的收益，日本怎么会顺利成为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直到今天，依仗美国人的庇护，日本依旧昂然立于发达国家之列，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对待亚洲诸国，没有因为历史罪恶，受到亚洲被害诸国一丝一毫的惩戒。

如果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构建，离不开救亡图存的沉重压力。日本侵略者作为最穷凶极恶的敌人，造成了最大的亡国危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抵御外辱，洗刷国耻，是现代中国国族共识的基础之一。从历史的角度说，中日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恩怨，是曾经作为世界文明顶点的东亚变得衰朽，被西方侵略殖民，被迫卷入西方所主导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随着西方秩序的总崩溃，亚洲的秩序必然要重建，而中日之间，最终也必然要有一场清算，对中方，对日方，都有其必要性。

甚至可以说，到了如今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日之间已经无法再谈实质性的反思历史罪恶了。批评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这是一种吊民伐罪，团结人民的大义，在中国国内不可能不坚持。但仅靠语言文字的辩论，并不会在当代日本人身上发挥出什么作用。如果中国能对日本所依附的西方秩序，战而胜之，日本人到时候只怕比中国人反思的更深刻，清理的更彻底。

但无论这个未来如何，现实就是中国社会一边不断回顾历史上日本人造成的伤痛，以此来巩固团结，却直到今天，完全没有机会去实地清算日本的历史罪恶，只能把一切恩怨打落牙齿，咽在肚里。在这样极端压抑的民族心态下，一群日本人做了许多中国人想做却没机会做的事情，就像给闷热的房间里开一道小缝，透过一丝凉风。

也许从国家整体来说，这仅是一种情绪价值，事实上就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人吃瘪就是本能感到高兴。哪怕这并不发挥多少实际作用，但人家毕竟给我们出了口怨气，由是感激，我觉得是应当的。

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眼界不妨再开阔一些，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而不是单纯的难得能出一口气。日本共运浪潮的标志性失败，是浅间山庄事件。日本官方一直是这样描述的，进入低潮，不知何去何从的狂热青年在破落的山庄里自相残杀，最终被日本警方喊话“毛主席已经和尼克松握手”，于是青年们在绝望中放弃抵抗。这是典型的日本官方叙事，一群荷尔蒙上脑的年轻人，被极端思想蛊惑了头脑，大闹一通，给所有人包括自己带来了巨大麻烦，最后浪费了人生。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谈这个问题，不妨说一组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剑桥五杰。剑桥五杰一贯被当做资本主义世界里心怀理想，不计得失投入红色阵营，但终究错付了的悲剧人物。这其实是有意无意忽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二战后，美英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直到苏伊士运河危机，美苏联手才彻底干翻了英法维护旧殖民体系的最后一搏。也是在那个时期，英国和苏联有过一段极端亲密的特殊阶段。在这个背景上，再看剑桥五杰的故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视野。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共运浪潮，普遍带有相当明确的民族和现实动机，而不是后来被有意无意，被描绘成的脱离实际的理想与浪漫。就好像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觉得日本在二战后，已经得到了战争未能争取到的一切。但在一部分日本社会精英眼里，美国的桎梏和旧统治阶级的压迫也是切实存在的。

别的不说，中国人一个景明楼事件都消受不起，驻日美军几十年来依靠治外法权，不知道搞了多少更过分的把戏。今天被看做日本安全基础的美日同盟，在当时又会不会是拉日本填反共前线战壕的催命符呢？更不用说，日本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未受到清算的旧财阀，旧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长期垄断。

这种苦衷，站在后来冷战西方大获全胜，大家都光荣正确，亲密无间的背景下，当然没什么意义。但在当时，则未必没有道理。甚至到现在，大势上已经无可挽回，但是不是所有的日本社会精英都甘心捆死在美国的战车上呢？我们恐怕也能不说死。

虽然我们当代有意无意的模糊，脸谱化上个世纪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斗争。很多人觉得，他们在闹腾十多年后失败了，变质了，是瞎闹腾。甚至由此，有意无意否定了暴力斗争，否定了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浪潮。但客观的说，它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迫使西方主要国家采取措施缓和了内部矛盾，使本国人民得到了好处。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上个世纪共运的认知，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理解，而不是当时真实的外部环境。直白的说，过去几十年是中国借着西方整合的全球体系，狂飙猛进的飞跃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高度渴望融入西方秩序，在内部强调稳定、发展，从官方到民间，本能的警惕一切不安定因素。我们恨不得连自己同西方对抗的历史都隐去不谈，更何况西方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反思，分裂。这种客观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还是日本警方的那句话，毛主席已经和尼克松握手了。但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要忘记，终究是尼克松从华盛顿飞到北京，主动寻求和毛主席握手。我国也曾经是全球共运浪潮的推动者，甚至是受益者，不应该轻率的否定那段历史，和那些人。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斗争充满了铁与血，还有一种焦躁与轻狂。爆炸是桐岛聪和他的同志们所广泛的手段。无论基于生活成长在冷战后和平年代的普通人的道德观，还是从中国革命自身的历史经验来说，很多国人都不太能接受这种有破坏无建设，伤及无辜的斗争手段。

包括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手段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在造成了重大伤亡的三菱重工爆炸案后，他们日益重视避免伤及无辜。比如上面提到的对鹿岛建设的袭击，就是为了避免伤亡，特意选取了无人的建材堆放场。

我们可以评价当年的那些手段有待商榷，那些人具有局限性，但不应该把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斗争混同于冷战后所流行的，针对普通人的无差别恐怖袭击。这是俩回事。实际上，也不应该单纯的用幼稚，燥进，冲动，这些定语来形容那个历史时期的青年人及其投身的国际共运浪潮。

有压迫就有反抗，上个世纪的国际共运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面貌。中国革命那么艰难都成功了，难道他们抄作业不会吗？其实，我们所熟悉的中国革命，具备相当的特殊性，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非单纯的放诸四海皆宜。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由于广泛刻意的信息污染与意识形态引导，这个问题不下大力气是很难说清楚的。典型就像红色高棉的成败功过，就不是单纯的穷凶极恶或者好心办坏事能概括的。总的来说，对二战后的共运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事未可效，情实可悯，我认为不妨有这样的态度。对其他国家革命道路，寻求独立自主的不易，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有更开阔的眼界和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

桐岛聪和日本政府斗了一辈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公开身份，这不该称为自首。北齐高敖曹，金国完颜陈和尚，都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自白身份，慷慨赴死，所谓豪杰气概。如果用日本人的专门说法，就是拒绝无名的“草死”，卑微的“犬死”，堂堂正正的光荣死去，用生命表达对敌人最后的蔑视。这是一个反法西斯志士，最后的战斗。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意识形态的不争论和市场经济的狂飙猛进之后，对理想，信念，这些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社会的高度物质化，世俗化，乃至庸俗化，不可避免在几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对传统中国所推崇的志节，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气质已经陌生，隔阂，乃至逆反。

小确幸，一心追求个人生活的物质丰富，在精神上的淡漠，是我们社会在经历了一个镀金时代之后，不可避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这其实才是我们许多人今天面对桐岛聪那一代人，最严重的隔阂。

然而，社会的变化是不会停滞的，又往往是让人猝不及防。很多人认为自己从饥寒到温饱，再到富足，通过一生体验出到了人间真理。但在历史的转折中，这种个体的经验是短暂而不可靠的。我们的社会，随着物质的充实，在精神上正在经历一轮回归校正。

今天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已经能感受到繁荣富裕下的不平不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过去那种崇高理想的吸引力。这不是所谓的吃饱没事干，或者叫没吃过苦头。客观承认这点，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工业化社会，物质的丰富，城市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不争的事实。饥馑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已经是过去式，中国社会不可避免从一味强调物质追求的急迫，进入日益重视精神追求的阶段。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国力的长足增长，新一代国民对国家，社会，世界都有不同前代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追求。我们长久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将在接下来一代乃至几代人中得到矫枉过正式的补课。这种争议不是虚无的表面文章，是不同阶层利害得失的各自表达，更是对社会乃至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认知。这种重塑必然带着社会的震荡。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已经初步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交锋在现实之中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