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从二本学生看“普娃”痛点，努力不是他们和清北学生的差距

7月前

看点继《我的二本学生》后，二本院校教师黄灯，又在近期推出了新作《去家访》。多年后回访，她说很高兴看清学生的坚韧和勇气。但与此同时，学生们的困境依旧存在，不止二本学生，这甚至是当下大多数年轻人的困境。教育给了他们什么底色？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应对“内卷”的世界？黄灯2022年的这次公开演讲，我们依旧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思考。

文丨黄灯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 berlawrc)

我是黄灯，特别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对年轻人的观察和思考。

2020 年 8 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

很多人问我，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

二本学生和重点大学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异？

还有人说，二本学生都这么难，那些专科生怎么办？那些中职生怎么办？那些初中毕业、甚至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人怎么办？

面对这些追问和质疑，我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通过写作，说清“二本学生”这个庞大群体的全貌，尽管从我课堂走过的学生多达四五千人，尽管我曾真实地和他们共处不少时光，但我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在场者的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我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黄灯学者、作家，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我 2005 年博士毕业，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 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 1987 年左右；

2016 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 1996 年。

换言之，我见证了 80 后、90 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我对我的学生，也曾有过偏见

虽然我也是二本学校毕业，但我首先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

我是湖南人，广东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比家乡富裕很多的地方。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都衣食无忧，直到 2006 年 5 月 23 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

当天我给计科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我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真相：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却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学生，居然还有人正在承受和我童年阶段同龄人一样的困境。“贫穷”这个词语，我以为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没想到身边的孩子，正深陷其中。

这次课堂的偶遇，不但调整了我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我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但有不少人都面临邓桦真同样的困境，他们可能来自粤北、粤西的偏远乡村，也可能来自一些更加贫穷、混乱的小镇。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我的学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学，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直到 2010 年下学期，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我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

她是一个西北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尤其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不管不顾，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得以考上我任教的学校。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孩子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类似的经历，我在其他孩子那儿也听到过。

有一位学生叫陈雪，来自潮州，她告诉我念高中时，为了多一点时间学习，洗完澡连吹头发的几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总是一头湿漉漉地跑进教室；

另一位学生罗益鹏来自梅县，他在课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见底的“万金油”，告知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赖这种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顺利度过。

黄灯在《十三邀》，图自腾讯视频《十三邀》

我后来还注意到，我的学生，确实很多来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这样的大学，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已拼尽全力。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他们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

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

来自台山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她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80年代。

两个孩子和我说起这些，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城市，但背后却依然背负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

被无形绳索牵住的 90 后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

2018 年，在我任教第 13 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那我到底观察到了什么呢？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 90 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 80 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80 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 90 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

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我问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

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

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

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黄灯在课堂上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我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我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有人问起时，会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所念的大学。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大中专学生被当做为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会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后，国营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时光的闲暇，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学历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和应试教育的提前。

这种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见的素质，而是注重他们论文、课题的炮制能力，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在这种境况下，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但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读书改变命运，还成立吗？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我观察到，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

尤其对农村孩子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2010 年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 52 名学生中，90% 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 17 名。

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其性价比和我 1995 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 2019 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

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

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 985”“非 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 后那批学生，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但到90后这批孩子，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老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

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学生差不多，但 1995 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国家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2002 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年轻时候的黄灯

2005 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害怕长久的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意识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的情况下，就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安居立业。

想起来，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是否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是否能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学生这儿，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

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

我知道他们在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

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批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被漠视的二本院校和二本学生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案。

1992 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 75 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 814 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 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每年 3000 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 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 1640.48 亿，其中清华大学 310.72 亿，浙江大学 216.2 亿，其他学校也都在 100 亿以上。

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 F 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 8 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 39 所广东F学院。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 84% 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尽管高校承担的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的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学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事情的真相是，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和中国大地的紧密联系，加上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

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