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斯汀·特里耶：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哪怕是一个角落

可以谈谈《坠落的审判》开头的那场采访戏吗？

女主角桑德拉在采访者面前显得非常自信、强势，整个房间仿佛她的权力剧场，但同时，丈夫在楼上播放的音乐震耳欲聋，似乎又暗示桑德拉是房子里的客人，她并不拥有这一空间。你是如何设计这场戏的？

事实上，开始进入电影剧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找不到头绪。但这很正常，在后面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理解之前没有理解的内容。开头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情景，两个女人在谈论文学，有一个孩子在给狗洗澡，音乐声非常大。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家庭。电影是要让我们再看10遍，才能够理解这最初的一幕。

在电影中，你处理了“语言”的问题，女主角桑德拉是一个生活在法国但使用英语的德国人，当被指控谋杀了丈夫，她也用母语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定？

在电影里我们接受的事实是桑德拉是一个德国人，她是外国人，换句话说，这是关于一个外国人的电影。在我看来，外国人的设定让这个人物角色变得更有意思。因为她更加迷失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

在法庭上，她必须用法语表达自己，但是当她为情感所驱动时，她就转换为英语。这就更好地创造了一个人物，因为她使用三种语言，所以我们很难把握她。那些认为她有罪的人，会觉得她在操纵不同的语言，因为她是一位作家，她掌握这些语言。对我而言，这就创造了一个不透明的人物。

可以谈谈你和演员桑德拉·惠勒合作的感受吗？你会如何评价惠勒的表演？

桑德拉（这里指的是演员惠勒）的确是我的不二人选。甚至在写剧本之前，我都在参考她的形象，她一直在我脑海中。因为我们曾经在我的上一部电影《西比勒》中合作过，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的表演非常投入，也非常丰富。

在这部电影里，她让角色变得很现代。在惊悚片中，女演员的表演时常具有双重性，一个致命的女人总是有两张面孔，这基本是刻板印象。但她的表演非常现代，她很真诚，这就让我觉得更加有意思。在影棚里，你能感到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她的表演是不着痕迹的，有点像大舞蹈家，非常难得。

在《坠落的审判》中，你和小演员以及小动物一起合作，他们的表演都非常出色，有什么与他们合作的有趣故事可以分享吗？

在影片中有一个场景后来被剪掉了，我们需要让小狗跟丹尼尔亲热一下，但小狗不愿意，为了让它过来，我们就在丹尼尔脖子上抹上肉酱，这是一个小插曲。

这只小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知疲倦，它是一只边境牧羊犬，这种狗的精力十分旺盛，跑得非常快。原本我们预计，当小狗跑向小木屋时，可以拍到它身后的一些美丽风景的镜头，但是无法实现，因为小狗跑得太快了。只有等它跑累了，才能停下来。这是这只小狗的唯一缺点，除此之外它特别棒。

在那场精彩的争吵戏中，丈夫抱怨自己为家庭牺牲了太多时间，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来写作，桑德拉却说：“我没听说过哪个作家因为有孩子或者要买菜就无法写作的。”因为女性似乎从来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的，简·奥斯汀一生都在客厅里写作，写在小块的碎纸上，掩人耳目，直到今天，很多女作家都是在孩子睡着之后写作。你自己是如何创作的？你认为女性这种多线程工作的能力、利用碎片时间创作的能力，给女性的创作带来了什么？

的确如此，比如我在写《坠落的审判》的剧本的时候，是新冠大流行期间，我有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我是在婴儿睡觉的时候写作的，可能是早晨或下午。在疫情以外的时候，情况就不太一样，我会一直写作，如果写不出满意的一幕，我绝不上床睡觉。我和亚瑟一起写作，我们也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没有工作时间表的。但我们在家里有一个约定，就是不在餐桌上和女儿们谈论电影，因为女儿们希望我们能在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下。

事实上，女性写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女性的确需要自己想办法寻找创作的时间，尤其在成为母亲、需要照顾孩子之后，这会变得很难、很累。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在早上工作，这是我精力最集中的时刻。但最好的想法却总是在夜晚到来，如果我当晚不写下来的话，第二天就会忘记，所以我也不得不在晚上写作。

还有，我只在床上写作，在床以外的地方我都不会有灵感。但和亚瑟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习惯就会导致问题，因为他不能在床上写作，我们就需要协商，是在床上写作还是在书桌前工作，但在桌边工作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灵感了。

最近几年，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影视作品中，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婚姻题材的一种新的范式，就是一个失权的男人和一个掌权的女人的故事，性别的权力关系在私人领域被反转了。你注意到这种趋势了吗？你如何看待个体与结构之间的这种张力？

我觉得这的确是很当代的问题，女性不想被固定在一个社会角色上，她们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今天普遍的情况是，女性可能还没有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男性和女性如何生活在一起，如何分担家务，夫妻间的关系是怎样，这些的确就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问题，男女主角争吵的那一幕，就是电影的核心。

观众看到这里就会明白这段关系无法持续下去，因为丈夫想要更多的时间等等。在生活中，这同样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到要解放话语，让女性直接谈论它，并且坚决做出选择。

你在奥斯卡的获奖感言中说，感谢这部电影挽救了你的中年危机。你的中年危机是什么？衰老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这是一个好问题。在奥斯卡领奖时我其实是想开个玩笑，自嘲一下。我40岁了，来到了人生的中点。我一直提倡不化妆，保持自然的状态，接受年龄带来的变化。但当我超过40岁，我的态度也会有一些变化（笑）。我希望自己有勇气接受衰老，但同时也会条件反射一般地害怕衰老。在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很棒的话：“40岁之前你的样貌是天生的，40岁以后你的样貌是后天应得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最终你会成为你自己创造的那个人。

你在前两天的映后分享中谈到，创造丹尼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想知道你的女儿们会如何理解家庭的真相。影片也似乎暗示了，丹尼尔才是最终的审判者，他选择相信什么，决定了电影最终的结局。

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下一代可能跟我们对于同一件事情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件事，你做好准备面对你和女儿们可能出现的分歧了吗？如果我们最终都要被下一代审判，你会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13岁。大女儿正处于青春期，和母亲不再那么亲密无间了。我觉得我们养孩子不是为了把他们禁锢在盒子里，我们是想要帮助孩子们获得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当然这是很美好、很理想化的想法。我想在电影里讲述的，的确是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对父母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有点难接受。

我的女儿也会对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或多或少强烈地感到，这是母亲们和女儿们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孩子从0到8岁都和父母亲密无间，但情况会发生变化，在丹尼尔这个角色身上，我想呈现的正是这种变化。这背后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是谁，也从来没有真正准备好去探究他们是谁，在家庭中时常隐藏着很多秘密。

你在昨天的映后里谈到，你发现中国的电影观众更年轻，也对性别话题更有热情。最后想请你对年轻的中国女性讲几句话。

对于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接受，我很感动。同时很让人惊奇的是，相较我在其他地方做电影宣传的感受，在这里，人们多次谈到电影的女性主义方向，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也让我很感动。我鼓励女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女性之间不要互相评判，我也希望男性不要评判女性。

因为每个女性都有权利做她想做的事情，我们并不必须遵循某种生活的完美模式，不管是组成家庭，还是成为母亲。还有我经常提到的，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当然这要根据我们的居住状况、经济条件，哪怕有房间里的一个角落也是好的。即便进入了婚姻，也需要有独立于夫妻生活的、能够书写自己独立思想的一个空间，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