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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沃森在其所著的《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一书指出，驱使德奥两国走向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既不是侵略意图，也不是猖獗的军国主义，而是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一个层面是英国、法国、俄国的联盟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构成的包围，德奥两国对于被入侵的担忧，要远远大于进攻英法俄的扩张意图；另一个层面则与德奥两国尤其是奥匈帝国内部的复合型矛盾有关。

奥匈帝国是当时最显著的多民族帝国，民族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民族，因此面临着突出的内部矛盾。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门以及军方，都充斥着那种一心想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年轻鹰派。

从奥匈帝国的皇储在贝尔格莱德遇刺，到大战打响，德奥以及英法俄统治精英各自之间并不充分的沟通，加快了战争进程。他们的人民并没有被问询过。这也是各国有识之士普遍感到担心的一点，即战争会否促成帝国（共和国）的解体——这个担心在几年后变成了现实，但在最初逐渐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却一度烟消云散。

为什么这么说？1914年的欧洲，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掌握几年后由美国发明的战争宣传术，所以说一战的战争动员从效果来说，更接近于“自然动员”。

被刺的弗朗茨·斐迪南生前在奥匈帝国国内的形象并不算太好，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公认为愚鲁粗野之辈。《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书中意味深长的指出，当时有外地围观者看到，维也纳市民在围观斐迪南皇储的灵柩时还在大笑，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哀痛或哀伤之情。

但奥匈帝国的媒体已经在拿此事进行渲染。如果皇储本人的形象太糟糕，那就找出可以让市民产生共情的其他角度，比如皇储夫妇留下的三个孩子（10-12岁）。并且，尽管人们并不喜欢斐迪南，却不影响人们将他被刺杀视为帝国荣誉受损的标志。所以维也纳民众开始冲击塞尔维亚驻奥的大使馆。而在首都之外的各地，各民族族群的冲突加剧。

在德国，随着局势恶化——俄国对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下达严苛的最后通牒表示不满，威胁要开战，而此举带动了法国、德国、英国的国内局势紧张——德国民众对可能到来的战争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但因为相应的爱国示威运动频繁举行，恐惧似乎开始烟消云散，年轻人们甚至主动要求开战。此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是唯一抵制德国政府滑向战争的政党，但不久之后，这个政党也迅速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俘虏。战争动员过程中，人们激发出了更多的团结。

德国人，以及奥匈帝国的各民族民众，掀起了参军热潮。“人们公开展示着爱国情怀和勇敢无畏，私下里又感到害怕和悲伤。”相对来说，奥匈帝国进行战争动员要更难得多。因为民族多样性，征兵海报甚至需要15种语言来书写。《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一书指出，虽然如此，奥匈帝国各民族民众响应动员的热情非常高，“尽管在和平时期政治纷争不断，但帝国仍然在人民当中享有相当大的合法性。”

当速胜变得不再可能

也就是说，德奥两国走向战争时，已经成功的实现了战争动员，这还不是在有效的战争宣传术所推动的。但战争的推进，却让德奥两国尤其是奥匈帝国的内部脆弱性不但暴露出来，而且还最终导致了这两大帝国瓦解。

如果说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新式战法和装备的普鲁士军队对战旧军队法国军队，所以前者取胜在情理之中，那么1914年重新对峙的德军和法军，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德军的参谋部依然用旧眼光来审视法国人，所以出台了6个星期击溃法军的作战计划——奥匈帝国的作战计划是在这6个星期内，拖住东部的俄军。按计划，德军击败法军后，再调转枪口，奔赴东线，一举打垮俄军，在英国（对法俄的）全力支援到来之前，彻底掌控局势。

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低估了法国人，而奥匈帝国的指挥官高估了自己一方。奥军的动员调遣甚至要比俄军缓慢很多，以至于无法在俄军发起攻击前，全力布置好战场。《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书中指出，奥匈帝国的军官、士兵素质不仅不能跟德军相比，甚至还不如俄军。

德军在战争打响后，虽然取得了战事的一连串胜利，却不仅没有彻底打垮法国，而且还在比利时出现了大量屠杀平民，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劣迹，这让德国被英法在国际上宣传为野蛮国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战的东线战场上，俄国军队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类似罪行。

奥匈帝国开战时，曾迎来了一个相当有利的“助攻”条件，那就是曾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的波兰，一批复国分子愿意加入奥方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历来是瓜分波兰并实施最残酷统治的一方，这也可以解释一旦摆脱俄国霸权，波兰在欧洲所起到的作用从来就是让俄国各式难堪）。但奥军的军纪太差，在部队进入俄属波兰后，以波兰族士兵为主的一个师居然一路烧杀，这就彻底葬送了当地民众本来可能出现的对“解放者”的拥戴。

真正的“铁壁之围”

《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这本书名为“铁壁之围”，意思是说，一战期间的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参战方，实际上是被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协约国参战方从陆路和海路两方封锁着，“在战争期间被围困在一圈铁壁之中”，不仅丢掉了之前的协约国贸易伙伴，也无法跟中间国贸易。

这种情况下，战争拖得越久，对同盟国就越不利，不仅城乡居民都越来越频繁的面临饥饿，而且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糟糕，从社会上层阶级到平民，对于本国从战争中取胜也感到越来越没有希望。

战争初期，尽管德国和奥匈帝国平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但这还可以因为参战军人来自平民家庭，民众愿意为了支持家人而作出某种程度上的牺牲，达成忍耐。但平民的牺牲、支援并不足以满足战场上的巨大消耗需求，而这种牺牲和支援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德奥政府已经意识到民众的不满正在一步步变得突出，恐惧、疲惫、厌烦等负面情绪不仅围绕着民众，甚至也扩散到了一线部队。

《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书中指出，到了1916年，德国等参战国的城市的生活用品短缺已经相当严重，通货膨胀更是不断搜刮民众的财富。这种状况正在悄然侵蚀德国人等参战国家民众对于支持这场战争的信念——参战国都在本国国内将战争说成是正义战争，并夸耀本国军力优势明显，把敌对国的局势描绘得异常糟糕。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不能快速战胜对手呢？

当参战国的政府和军方不能就此给出解答后，民众就自行脑补出很多答案。比如指挥无能；又如犹太人不肯为国出力（事实证明，无论是德国、奥匈帝国，还是敌对阵营的俄国和英国，犹太人参军比例远高于该族群在上述国家的总人口的比例，但其他族群的民众对此视而不见），还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等等。

这些危险的猜想要么很快就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室将很快被赶走；要么会延迟到几十年后，以更加剧烈的方式爆发，让偏见、臆断终于变成几乎是全欧范围内的犹太灭绝计划。

食物供给和生活必需品的持续短缺，让德奥等国的民众的情绪显然好不起来。心理学家证明，极端情绪会随着群体聚集而传染；而糟糕的心情往往会让人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1917年，当德国政府孤注一掷，意图以潜艇无差别攻击往来英国和法国等协约国的船只来达成反封锁，以战促和，此举的危险之处一目了然，即很容易将本来摇摆不定的美国彻底推向协约国一方，但德国民众却对政府的豪赌行为表示支持。

所以，等到1918年一战结束，再过了几年，原属奥匈帝国的各个新兴国家，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德国的民众，是不可能冷静的面对这场战争的——他们曾经热情的支持这场战争，送家中的子弟参军，支持本国的一切旨在打击敌国的行动，却迎来的是“挚爱的儿子、兄弟、父亲”的纷纷牺牲。他们勤劳工作，努力奋斗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十几代人的积蓄和家产，被战争消耗得干干净净，战争后的通货膨胀继续搜刮民众的财富残存。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自己，拒绝承认环境和运气在起作用，但糟糕的事情却很乐意找替罪羊。

所以，从1918-1939年，20多年的时间里，德国人，中东欧的居民们都在舔舐着战争带来的伤口，在不断重温战败带来的耻辱，在不断强化对自己选定的替罪羊的仇恨。只有这样，才能从心理上完成一丝自我安慰，证明自己以及自己已经牺牲的家人对一战的支持是值得的。

其实，这样的思想桎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铁壁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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