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坐地铁时想出来的故事

环线

今天出门有点着急，没好好搭配衣服。走在路上，穿衣镜里一闪而过的影子一直在我脑里晃。一双穿了多年的旧靴子卡在小腿肚，露出一截编织纹路长袜，上面是暗橙色的细条绒半裙，黑色针织开衫，外面套一件夹棉牛仔衣，脖子上还系了条姜黄色领巾。这会儿已经是春天了，虽然室内还有些阴冷，但户外已尽是暖意。走在前面的女孩露出了一截腿，一步一步反射着午后的光。我老在家呆着，好像都忘了地球在绕圈转动。到了地铁站，安检员拿着手持扫描仪在我身上一通划拉，我就觉得自己像个中年文化记者，事业高峰期在2008年左右，后来因为性格散漫，不求上进，反复换了几家杂志社后，从专栏作者变成了公众号小编。这会儿干脆辞了职，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籍籍无名地做采访，采访前反复介绍自己的供稿单位。钱倒是攥了一点儿，因为物质需求不高。大的花销主要就是出门旅游，早几年爱去西藏，后来去欧洲，在当地不起眼的小酒馆里说残破的英语，喝个烂醉，倒也没出过事。

这个女记者，就叫她袁苹好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糊涂虫，她对自己挺有意识。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她认为自己是悬崖笔直的峭壁上突出来的一块石头。朋友们坠落的途中经过她，一伸手攀住，往往就能得救。他们知道袁苹爱喝酒，不时约她出来喝点上一杯，无论男女，都收拾得精致利索。明明是来诉苦的，但不怎么说苦，反而有意无意地提起近来成就。新书快出来啦，准备婚礼呢，昨天刚看了那谁的新片私人放映特别牛逼，女儿贼有天赋，连家里的猫都成精了。袁苹窝在座位里听他们说，就穿着这件牛仔外套，戴个帽子，指甲也没剪，磕在玻璃杯上咔嗒咔嗒地响。天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些大学同学，前同事，工作伙伴，全都活得特别有方向，后退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后退，走偏的时候也知道正路在哪。只有她，像某个蹩脚编剧写丢了的人物，在广袤的虚空里来回转悠。

比如上个周四晚上，一个女朋友约她见面。对方神采奕奕地赶来，把健身包往座位里面一推，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一连串行业八卦，谁签了谁，谁出了国，谁曾经才华横溢，现在却毫无节操。行业是袁苹不再熟悉的行业，八卦的主角袁苹一个也不认识，但她听着听着，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在一个公司干久了心生厌倦，想换个地方却又觉得哪都一样。“还有班上就不错，”袁苹说，及时而恰当地以自己为例，提醒对方一切还不算太糟。对方很受用，停下来，抿一口酒，问袁苹最近怎么样。袁苹刚起头，就发现对方的眼神飘忽了，于是她就胡说。她说，昨天自己在地铁站里捡了一只狗，因为无事可做，干脆领着它原地坐下等了大半天，结果发现是大学时的前男友丢的。那一位跟妻子一起急急忙忙找过来，模样还在，但脸已经大了一圈。见了她，面露尴尬，说感谢，说没事，说转账，说不要，最后递上一张名片，说有机会合作。“世界真小啊，”听到结尾，那朋友掩饰着自己走了的神，赶紧接上说：“我也是。就上个月，我大学时喜欢过的一个师哥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想不想见见他。哎你说可不可笑？毕业都十几年了，他在想什么呢？男的怎么就这么有自信啊？还有那个追我的男孩……。”袁苹点点头，看对面这熄火的发动机终于重新又点着了，便安心地继续往座位里缩了缩。她又要了一杯威士忌酸，喝一口，抹掉嘴唇上的蛋清，心满意足。待感觉到人生又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掌控中，朋友开始将会面导向尾声。她赞美袁苹，说：“苹，有时候真挺羡慕你的，了无羁绊，还过着跟年轻时一样的生活，真潇洒。”“失败者有失败者的活法呗，”袁苹说，对方推她一下，没当她不在开玩笑。大家最后闲扯几句，然后各自埋单叫车。她最后再使一把劲儿，把这些跌落的朋友们给拖上去，好清清静静地看会儿云吹会儿风。

那个在信口胡编中回来找狗的男朋友是袁苹唯一一个真正的恋爱对象。刚上大学那会，糊里糊涂的，一起做了几次小组作业，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他叫大卡，跟袁苹一样，从一个半大不小的北方城市考到这所学校。两人父母以前都是普通工人，袁苹的妈妈下岗了，大卡家是他爸。袁苹跟大卡说，你看这大城市，花花绿绿的，咱同学们好像都有备而来，怎么就我晕头转向的，除了自习室和图书馆，不知道下课以后该去哪呢？大卡说，就喜欢你这种淳朴的心灵。袁苹看着大卡的脸，想到了小时候邻居家里的方方哥哥。有一次她下楼买报纸，正好撞见方方他爸从走廊上拖着他回家，门猛地一甩，皮带声啪啪地透过油腻的窗户纸传了出来。“我不敢了，爸！我再也不敢了！啊——！”

那天袁苹本来想跟大卡说，周末咱们也一块出去玩玩吧，但是她又咽了回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她突然决定不用把心里话都告诉大卡。后来，她甚至开始享受这个过程，表演一个单纯的女同学，让人喜欢，让人放心。她觉得这有点色情，如果不是有点下流的话。毕业就分手了，在学校南门的奶茶店，袁苹说，你都不知道，我大三就学会抽烟了。

从此以后，袁苹再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她总能从喜欢她的男人身上看出大卡的影子，但她已经不想再玩游戏了。曾经有个男同事对她说，我觉得你不错，虽然显得傻，其实把人生看得很透彻，我喜欢。袁苹听了有点出戏，虽然一时也找不出毛病所在。“透彻的问题在于，”她琢磨着说，“我看不上任何一个会喜欢我的男孩。”袁苹猜想，让她喜欢的男孩肯定会像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一样神秘，他将永远不会知道袁苹的存在，他压根就没见过城市。

这会儿，袁苹正坐在地铁上发愣。刚把老妈送上回家的高铁，几句家乡话拖着长尾，流弹一样在脑袋里纷纷划过，她的心灵需要战后重建。到站了，但是不想下车，反正是环线，不如再坐上一圈，她想。家乡的母亲是一切梦幻的终结者，妈妈一来，袁苹就不得不想到自己已经四十岁了，生于一个确切的地方，长着真实的皮和肉；这些皮和肉已经开始松弛，松弛的皮肉构成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这张脸用来见人。她皱起眉，又伸手把眉心抚平。要不是这张脸，袁苹觉得自己活得很自在。就是这张脸要遭人审视和忽视，承受没理由的同情和避让。

“怎么就不想要个孩子呢？老了可怎么办呀？”一颗流弹忧虑地说。“妈，你生了我，我也不回家，还让你操心，要个孩子有用吗？”“你们不一样。你们有文化，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一颗流弹坚决地说。袁苹一时没明白这是赞美还是诋毁，就当没听见。这会儿，她脑中的自白已经校准成了普通话，对着安静下来的天空说，这就是妈妈的悲剧性，你怎么有胆量去教育一个人呢？谁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呢？

妈妈总把自己的人生失败归结于没文化，没见识。“一点儿没给自己留条后路，没那个心眼儿”，她说。其实，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看得上那种精明打算的人的。她以前喜欢三毛，喜欢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经常幻想自己的爱好是旅行。她有时候还专门出去淋淋小雨，回来记点日记。那些陈旧的日记本袁苹偷偷翻过一次，一行秀丽的钢笔字极力拿着自己的样子，又悄悄地说：“也许我是一滴毛绒绒的小雨，因为太轻的缘故，不急着落地。”自从袁苹落了地，渐渐长成形，一切都沉重了起来，妈妈把自己轻巧的人生整个弃之不顾了。袁苹觉得，妈妈在心里深处明明认可自己的生活，嘴上却非得咬住主流价值观的说辞，屈服于那样一种安慰剂的效用，这更让人生气。“你现在就喜欢那种俗气的活法呗？”有一次跟妈妈拌嘴时，袁苹这样说。说完就后悔了，她知道自己其实拿不出另一方面的筹码，她手里只有一种虚空，比雪人还不可靠。

袁苹抬起头，扫视车厢。斜对面坐着一个男孩，穿一件工装外套，耳朵里塞着耳机。袁苹猜他在听什么歌，想象他有多大可能性属于那种有希望的男孩。她说的有希望就等于没希望，只能到三十岁就死，再活下去就不堪入目。

袁苹去年跟一个弟弟登记结婚了，他叫阿兰，是gay，形婚，说好了的。袁苹觉得这多少也能安慰下老妈，既然要玩人间游戏，那就玩纯粹的。跟阿兰是几年前在朋友家聚会时认识的，阿兰一开始还不太想理这个姐姐，没想到几句聊下来竟然特别投机，后来两人就成了好朋友。阿兰最后干脆搬到袁苹家的客房里来住了，象征性地付一点房租。难过的时候两人相互安慰。阿兰不敢跟家里出柜，又被逼婚逼得紧，袁苹一冲动，就提出干脆咱俩结婚。“这是对我的拯救，阿兰。你是老天对我的一点仁慈，你是我举起的反抗大旗。”这么说的时候，袁苹想到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们，五颜六色，特立独行的，再过上五年都会去结婚，没有一个人敢像她这么干。“那就让我们相互利用吧，大苹姐。”见家长的时候，两人手挽手亲亲密密，双方父母都没看出什么破绽。

穿工装外套的男孩在电子城下车了，袁苹在心里摇了摇头。没有一个有希望的年轻人应该在电子城下车，在这儿上班不行，住在这儿不行，来修电脑更不行。电脑坏了可以去蹭公司的电脑，也可以去东边的门店里修；网上约上门服务勉强可以，不远万里坐公共交通到电子城去修绝对不行——太精打细算，太小心翼翼了。年轻的时候就活得这么踏实，老了可怎么办？她脑子里一条青少年的神经被激活了，释放出残余的反叛冲动，有苦涩的味道。

关于好好生活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没劲。活个屁，她想，这些洋洋得意的移动的陈词滥调。一人一口吐出平庸的二氧化碳，真实的生命就要窒息了。近来，一种疲乏感伴随着袁苹。它先是从肩部沉重地降落，又从前脚掌沿着小腿慢慢往上爬，如同夏季膨胀的木门，在围绕合页反复转动时发出抗拒的呻吟。这不是过度运动带来的疲惫，这是一种关于迟滞的疲惫。袁苹渴望速度，超快的速度。

地铁里的灯光极亮，根本不知道外面进行到哪一时刻。带着袖标的人不时出现，一个个审视所有的乘客。这是一种杀菌式的光线，如果你每天乘坐环线地铁，你的脑子就会被切成一截一截的小积木，一个接一个排列整齐，首尾相接永远转下去，跟你那台加载不动的破电脑一样。她多希望这其实是黑夜里一趟破烂不堪的地铁，老鼠在脚下乱窜，阴谋藏在角落，堕落的思想恰得其所，不必接受虚伪文明的电椅。

袁苹终于呆得不耐烦了，从最后一节车厢下了车，趁人不注意爬到了地铁顶上。这下好了，一切明晃晃的光滑的白色都变成肮脏粘稠的黑色，从洞顶上往下滴。

地铁启动了。袁苹俯下身来，风从两侧划过，领巾被吹走了，她头发蓬乱，脸上的肌肉逐渐失去控制。袁苹用双手牢牢抓住车厢顶上的凸起，将头略略放低，像一个俯在马背上的女骑师，也像一个准备好战斗的A片女明星。

很快，她看见前面有一个人，用像她一样的姿势匍匐着。那人转回头来，双目射出光芒。

“喂——————！”

袁苹发出长长的一声叫喊，使出了她全身的力气。声音全部被甩在了后面，但前面的家伙还是回应了一长串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回声相互撞击着。地铁里的乘客或许察觉到一些异样，有人抬起头看了看，大部分人神情麻木。

就像看星星，越看越多。袁苹逐渐发现前面还有好几个人，在车顶上形成越来越小的凸起，延伸到远处。前方有人突然间脱手，一个身体贴着她的脊背滑了过去，在墙上摔成了肉泥。血液滴在车顶上，几乎没有声音。“喔——吼！”大家齐声从喉咙里发出这样粗粗的喊声，仿佛一种祭奠仪式，更像鼓舞人心的口号，随即淹没在列车的呼啸声中。也有人在到站时翻身跳进人流，大家吹起口哨致意，表达后会有期。

列车继续开，不知道转了多少圈，直到咔嗒一声，彻底停了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清站，互相说着跟工作无关的闲话，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袁苹出了一身汗，她脱了牛仔外套，缓了缓，慢慢往前爬。前面的人翻了个身，将双手垫在头下，支起一条腿，把另一条腿搭在上面。袁苹爬到那人旁边，侧身过来，用一只手撑起脑袋，借着微弱的光，看着他。

他的侧面非常分明，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两片嘴唇各有各的位置，看不出年纪。她摸了摸自己的脸，糊成一团，好像还没有一个器官完全挣扎了出来。她压着喘气，还是喷到了那个人脸上。他笑了，转过头来，看着她。

有一种崇慕之情从心里升起，就像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袁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平躺了过来，看着黑乎乎的隧道顶。

那人碰了碰袁苹的胳膊，然后从内侧轻巧地翻身下车，站在隧道边沿，朝着袁苹吹了一声口哨。袁苹跟着跳下来，小心扶住墙壁。那人拉起她的手朝前走。在窄窄的边沿上，她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通过两只手的起伏，他们慢慢协调出一种节奏。

这条环线把城市穿起来，像流水线一样往城市的每一个地方输送要素，是纪律的轴心，是某一种手表上那一圈可以转动的刻度。袁苹有时候想，假如这个城市是一套可拆卸玩具，她就会把环线周围的每一个模块都打散重装，看那些钻出地洞的小人陷入惊慌失措，整个城市因为第一次思考而冒出黑烟。

不知道走了多久。轨道消失了，隧道两边的窄沿合并到一起，形成一条小路。袁苹感到墙壁的弧度越来越明显，黑暗越来越深重。妈妈，阿兰，朋友们，大卡，脑中闪回的画面开始拖着长长的尾巴，像彗星，或者像故障的显示屏一样，逐渐模糊成一团。她离上面的世界越来越远了，她正在一个下降的螺旋之中。那人的手牢固地握着袁苹的手，但并没有多么用力。手掌有温度，不像死神也不像魔鬼。

四下有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些眼睛在地面和头顶迅速移动。那人不时从牙齿里给予一些回应，像一连串辅音，涉及她所不了解的嘴唇和舌头的位置。滴水声充满耐心地持续着，远处似乎有沉重的金属碰撞的声响，传到此处时，频率已经降得很低。袁苹逐渐从中辨别出一些高低不同的调子，一些节奏，令她兴奋异常。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黑暗，适应了不靠眼睛去辨认方向。她觉得身体里充满力量，于是松开那人的手，奔跑了起来，学他们嘶嘶地叫着，引起一片和声。那人在后面稳步地跟着，在袁苹调转方向冲回来的时候，一把抱住了她。

清晰的骨骼，明确的关节。袁苹的头枕在那人左边肩部，双手从背后一点点按过他的脊椎和肋骨，就像盲人也许会做的那样，或者小孩，或者外星人。那人用一只手盖住袁苹的头，保持着握手时那样的力度。喜马拉雅山的雪人住在地底下，袁苹想，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只有刚好足够的骨和肉。可以移动，可以触碰，可以爱。

“你为什么下来？”那人突然说。袁苹吓了一跳，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语言。

“我以为你在叫我呢。”袁苹使劲儿想了一会刚才的情景，一个春日晴朗的下午，她从环线地铁最后一节下车了。

“我叫我的，”那人说，“你来你的。”

“你会一直在这里吗？”袁苹有些清醒了过来。

“我现在在。”

前面是一扇铁门，门上有一个圆窗，凸起的玻璃几乎被锈迹、脏污和苔藓覆盖，透出微弱的一层光，仅仅足够让它在周遭的黑暗中显示出来。

那人将手伸向了门。

袁苹吻了他的脸颊。

一道强光射进来，一种熟悉的刺鼻的味道涌进来，一股强大的吸力把袁苹拔了出去。袁苹跌进地铁站的人群里，没有人注意到她。

换乘站到了。我的前方突然形成一大片空地，然后迅速被一些涌入的身体填满。我立刻站起来，拨开人群冲了出去，有人骂了几句，门紧张地叫着在我身后关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刚才那班列车，顶部被屏蔽门上方的广告严实地挡住了。我走到对面月台，给朋友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不去了，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下次再聚。然后我迈上另一个方向的地铁，匆匆打开手机记事本，开始写一个故事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