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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读书的留守儿童,能不能走出命运这座山?

会读书的留守儿童,能不能走出命运这座山?

8月前

本文由【看客inSight】授权转载,微信公众号:pic163

留守儿童最常被看到的命运分化,往往分布在两个极端:或是考上高校,成为“寒门贵子”,或者早早辍学,沾染恶习、暴力甚至逾越法律。
 
阿远则是夹在这两种命运中间不被看到的大多数。长大后走出山村,大专的学历让他一次次被心仪的工作拒之门外,但他也不愿意子承父业,进厂打工。
 
小时候,他分明是亲戚们口中的“读书种子”,肩负着整个家族对“出个大学生”的期待,却在学业阶梯上两次滑落。他开始叩问自己的命运,读书的种子没能成材,错究竟在谁?
 
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为父辈拍了部纪录片,读了不少研究,也随着年龄渐长体会了生活的苦。过去模糊的感觉在他脑海里渐渐成型:对他这样的留守儿童来说,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然而这条路上几乎没有容错的空间。而像父母这样外出务工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即便有很高期望,也不具备相应的投入能力。
 
“读书种子”在教育阶梯上的攀升,就像播种本身。即便种子本身健壮,如果土地贫瘠,如果风雨骤来,那么庄稼人也就只好看天吃饭。
 
父母不应被怪罪,社会又无力改变。他觉得,与其像现在这样痛苦,自己还不如从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阿远还记得小升初的那个暑假,热浪袭人,比人还高的玉米发蔫地站在地里。他在河边洗衣服,洗到一半,爷爷来了。

“你九阿姨刚才给你打了个电话,说有事情找你。”

阿远手忙脚乱地把剩下的衣服呼噜呼噜地过几遍水,稍微拧了一下,然后就跟着爷爷回家了。

他生活的村庄在西南边陲,离越南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四周都是高低起伏的山,瓦房间散落着一两分田地,只够村民自给自足。直到1997年,村里才通上电。

九阿姨命好,从山村嫁到了县城,在县城的重点初中对面上班。那天,她中午下班,在中学门口看到了小升初的录取名单,上面有阿远的名字,就马上来告诉他,接着又给他在深圳打工的父母打去了电话。

一周后,妈妈又像往常一样,来接阿远和哥哥去深圳一起过暑假。她在车站买了一大碗玉米粥,在车上喝了几口以后,妈妈就问阿远:“在哪里读都一样的,是吧?”

阿远坐在大巴的卧铺上,看着妈妈的脸,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点点头。

一个月后,阿远独自坐了20多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从深圳回到了村里。爷爷用扁担挑着前一个月就买好的木箱水桶席子等行李,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初中。

小时候的阿远和哥哥在阳台上玩,身后是就读的小学

阿远从小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是他最亲的人。
 
农村没有幼儿园,阿远在山间地头玩了7年泥巴以后,才被进了学前班。第一天上学,老师教学生们写“牛羊”。他写了满满的一纸的“羊”,虽然写得乱七八糟,但老师还是给他打了100分,还用红色的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钩。阿远很高兴,下课以后,一路小跑,拿给正在种地的爷爷看。
 
爷爷也很高兴,虽然他只能看懂纸上的对钩和数字。
 
一生在山村生活的爷爷是个文盲,但他是最关心阿远学习的人。刚上小学,阿远数学学得吃力,爷爷就会抓起一把玉米粒,分成两堆,教他算术——这也仅限于50以内的加减法,再大的数,他也不会了。
 
对阿远教育上的很多事,爷爷都有心无力。四年级的某一天,爷爷以为阿远以前的课本都没用了,就全部当废纸卖了,换回了2块钱。等到阿远上了五年级才发现,没有课本复习了,只能和同桌借。

20年后,村里的小学焕然一新

为了鼓励阿远好好读书,爷爷尽力向他描绘出了自己所能想象到的光明前景:“毕业出来当了老师,你吃荔枝也行,你吃鸡蛋也行哦。
 
在阿远之前,家族里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堂哥,考上了市里的财经中专,工作包分配。爷爷总让阿远好好向表哥学习,“出来去到新华书店工作,一个月赚1000多”。
 
爷爷的这些话,在小时候的阿远听来更像是模糊而遥远的故事,然而他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一定要认真读书。
 
到了中考时,阿远和两个同学并列全校第一。但到头来,三个人都没上成县城的初中。
 
镇中离村子不远,但山路坎坷泥泞,有时路旁就是十几米深的狭窄的山沟。于是阿远寄宿在了学校,只在周五的时候等着村里派来接学生的三轮车。有时车不来,他就冒险走山路回家。
 
而所谓宿舍,是无限接近危房的瓦房,硬生生塞进了18个学生。
 
夏天,夜来香随着晚风飘进屋,很容易让人陷入梦乡,然而冬天就很难熬了。风大的时候,需要用钉子把几块木板拼起来,像两扇木门一样挡住寒风。但风还是会从巴掌大的缝隙冲进来,冻得人哆嗦中半睡半醒。
 
天冷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午睡,但是阿远不睡。十年前家里的祖屋着火,红十字会捐了一条厚厚的棉被,爷爷特地给阿远带到了学校。他就披着那条棉被,露出两只冻得紫红的手,趴在床上写英语单词。
 
初一第一次大考,阿远考了全年级第一名,直到初二都经常考全校前三。他曾经获得过200元的助学金,那是香港的一家企业捐助的。钱发到手上,他首先跑去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瓶30元的洗发水,因为那是那里最贵的东西。

学校会组织获得奖状的学生合影留念,这样的照片,阿远有6张

一张一张成绩优异的奖状拿回家,亲戚们开始经常在阿远耳边念叨:“你是我们李氏家族目前啊,唯一的一个读书的种子了。其他人都不行啊,学习差,又不听话。”

有一次,叔叔代替在外打工的父母来给阿远开家长会。到了班里,班主任大力夸赞阿远成绩好,叔叔的朋友也去了,他的孩子和阿远同班,却一直在被批评。叔叔回来后很高兴,对阿远说:“哎!你让叔叔脸上有光了。”

于是阿远也和读了中专的堂哥一样,成了家里的正面教材。而阿远的哥哥则落到了反面——他从小调皮,经常去偷别人家地里的甘蔗,到了初二就辍学跟着父母去深圳打工了。爷爷苦劝无果,无奈之下去学校里把哥哥的桌椅用扁担挑回了家。那是入学时学校要求学生买下的,桌子侧面,还用红漆写着哥哥的名字。

在一片夸赞声中,阿远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这次,父母没有反对。因为乡镇的教育水平只到初中为止,只有县城才有高中。

阿远高二时,父亲回村照顾重病的爷爷。有天,他发现阿远床头有一台磁带机,打开看到里面放着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英语磁带,于是又满意地合上。

“不然我给它砸烂哦。”回深圳之前,父亲特地和阿远说了这件事,还给了他一个苹果作为奖励。

阿远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台磁带机是他跟朋友借的。

这是他记忆里,父亲少有的一次“管”了他的学习。
爷爷去世的那天,阿远在上学。后来听爸爸说,爷爷死前,把藏在内衣里的积蓄紧紧地攥到手中,说是给阿远念书用的。爸爸和叔叔好说歹说,他才肯松手。

那叠厚厚的纸币,有百元大钞,也有零散的几毛钱,加起来总共832.5元,后来都用来交阿远的高三学费了。

身边再也没有人念叨着要他好好学习,去当老师、吃龙眼了。但为了满足大人对他“做个好孩子”的期待,阿远还是绷着那根好好读书的弦。“网络游戏”在他眼里,成了洪水猛兽般的存在。

同村有两兄弟,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脑,到县城念书以后,逐渐流连于网吧,成绩从全镇前列一落千丈。最后哥哥的高考只考了200多分,弟弟没有达到本科线。或许是因为家境不好,或许是因为无颜面对亲友老师,他们没有复读,最后都去广东打工了。

阿远并非纯粹的好学生,他也很想玩游戏。但听说了这些故事,他害怕上瘾,所以就不允许自己玩。

埋葬着爷爷的山坡

但阿远拒绝不了电影,这是他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村里的电视盒早就坏掉了,整个村都没电视看。直到上高中,阿远才通过同学的mp4播放器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小小的屏幕上,是想象力无法抵达的世界。
 
有次,他偶然看到了一部电影的介绍:“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内心忽然掀起波澜。后来,男生宿舍施工,他就趁午休,偷偷通过脚手架爬出去,溜到网吧看那部惦念以久的电影。电影很长,他花了三个午休才看完。
 
高中大门旁立着的光荣榜,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为他标记了外面的世界。10米长的公告栏,一半贴满了学生照片,下面写上了一所所985高校的名字。
 
另有几个牌子,单独介绍了杰出校友:考上清华北大的,到早稻田大学读博的……但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再往后,就没人考上清华北大了。于是老师和校长把那些考上顶尖名校的学生挂在嘴边,一再强调他们如何努力学习,改变了命运。
 
鸡汤故事听久了,阿远开始幻想自己的未来,似乎努力一把,自己也能成为老师口中的榜样。
 
但从初三开始,阿远的数学就有点跟不上了。镇上买不到教辅,更没有辅导班,最后他靠找同学请教加勤奋刷题,才有惊无险地上了高中。一个学期后他就自觉数学没救了,靠文化课根本不可能考上那些光荣榜上的大学。
 
在美术课上,他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老师说,艺考可以让文化课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考上二本甚至一本的院校。于是阿远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艺考大军,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泡在画室里画水果和石膏像,直到快熄灯时才回宿舍。

高中时的阿远

然而三年后,一出成绩,阿远傻眼了:突袭一年半的专业课刚过及格线,文化课靠120分的英语撑着,只能上三本院校。

他自己靠百度检索,选了一所据称是“北京最好的三本”,每年的学费要3万多。他犹豫地去问父亲,父亲反而安慰他:“没事,我跟几个老师也打听过了,这个学校还行,你填吧。”

高考后的暑假,阿远去深圳找父母,在路边等车的时候,父亲慌慌张张地来了个电话,叮嘱阿远赶快打电话到北京的学校去,确认要去上学,不然就不发录取通知书。

那通电话让他更加确信,父亲是支持他读大学的,哪怕只是三本。

等他到了父母身边,一家人开始讨论怎么解决学费。

母亲说:“学费太贵,还是复读吧。”

父亲一听,急了:“谁不让我儿子去北京念书我就杀了谁!”

那几天,父亲很高兴,到处去和亲朋好友喝酒,每天喝到晚上十二点才回来。

直到后来的某个晚上,父亲忽然对阿远说:“我们家没这么多钱,你还是回去复读吧。”此刻的他似乎酒醒了,或者是梦醒了,接受了自己没那么多钱供儿子去北京上大学的现实。

在阿远高三时,哥哥和女友开始谈婚论嫁。父母先是出了六万块给哥哥买了车,然后又开始修建新房子。

家里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父母从没想到过要攒钱给他当学费,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村子周边没人上过大学,没人知道学费要多少钱。

阿远3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祖宅,妈妈赶回来时,阿远正和哥哥站在邻居家门口,怯怯地说想要鞋穿,因为那时家里烧得连一双鞋都拿不出来了

在阿远高考前,家里的房子修了一半,哥哥的女友却和他分手了。女方家给出的理由,很快传到了阿远家里:“不要嫁到他们家,房子还没建好,而且还有个弟弟在读书。”
 
在这之后,哥哥总时不时地抱怨阿远上学费钱。阿远猜想,在哥哥心里,这次分手有阿远一半的责任。这让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上大学,对于家人来说是一种负担,甚至是耻辱。
 
面对父亲的决定,当时的阿远最终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新房终于建成封顶时,一位亲戚来帮忙,看到阿远,就问:“你不是去北京上大学了吗?怎么还在这里?”
 
“我爸没钱,又让我回来复读了。”
 
亲戚连声说:“哎呀你这孩子是考上了,但家长考不上,没办法。“
 
但他那时并不怨父母,只是想着,明年再努力一点,考个更好的成绩,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学费可能会便宜一点。指导老师劝他去画室培训,他想着省钱,就只是自己跟着画册临摹。
 
又一年过去,复读的成绩陆续出来了,阿远的专业课没过及格线,文化课成绩和去年一样,就连英语也还是120分。
 
阿远认命了,再怎么努力也是一样的结果,他也不想再浪费钱复读了。
 
他填了3个大专院校,结果被第三志愿的学校录取了。虽然心有不甘,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报道了。后来有了专升本的机会,他也因耻于再花家里的钱而放弃了。
高中时,阿远去同学家吃饭,同学的家长问起他家里的情况,他老实回答:“爸妈都去广东打工了。”

“啊,留守儿童啊。"对方说完,笑了一下。

那笑,也许是戏谑,也许是怜悯,也许是尴尬。他分辨不清,只想着叔叔阿姨之前对他很好,应该不是在笑话他。

然而笑声过后,阿远才知道,原来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村子附近十里八乡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也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没有接不接受的选择。

阿远始终记得初中时一个“惊为天人”的同学。音乐课上,她听到老师唱出来的旋律,就能把简谱写下来,最多只写错一拍。

但这样的天资,在山村并没有得到被精心栽培的机会。

同学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早早结婚了。婚后,她每日照顾完孩子和公婆,就去洗家里的矿,铲到车上,再洗下一堆,如此循环往复。丈夫则终日不见人影,不是去喝酒就是去赌博。

她想离婚,但是丈夫不签字,一拖再拖,还隔三差五去她娘家闹事。

她忍到到孩子大一些,离开家到了深圳打工。做了两年,熬到前夫终于同意离婚,她就辞职回了老家。

离开深圳前,她找阿远和几个同学去KTV小聚,歌声仍然如阿远记忆中那样,惊为天人。

阿远曾经统计过,小学班上一共有38个同学,其中28人一毕业就去外地打工了,大多都去了村里首富在广东办的厂,一个月休息一两天,临近年关就放个半个月的长假,提早回村过年。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县城买车买房,结婚生孩子。

如果阿远从来没被家里人看作是“读书的料”,那这也可能是他甘愿过下去的一种人生。他想,那样的生活未必是麻木的,也会有诸如还房贷、和老婆吵架这样的烦恼,但至少不会像他现在这样痛苦。

大专毕业后,阿远一直想到影视行业工作,也曾到北京闯荡。因为没有光鲜的学历,他被影视圈子拒之门外。唯一一笔相关的收入,是临时帮画分镜赚来的400块钱。

决定要离开北京时,他逛遍了高中时向往过的所有景点和高校,唯独没有去自己考上又没钱读的那所三本学校。他没有勇气,而且也太远了。

离开北京前,阿远还去电影资料馆看了好几场电影

回到南方后,他辗转换了好几份糟心的工作,后来总算稳定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疫情那年,他在封控期间,被扣掉了七成的工资。

这些波折让他心底渐渐生出了埋怨。他想知道,父母为什么一次次草率地对待他的教育,让他听天由命,导致他落到如此地步。

阿远找不到机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父母和他,从来是一件事情,两三句话说清楚就行。在阿远看来,从小聚少离多,他们实在是不太擅长跟自己的孩子沟通,哪怕他已经长大成人。

前几年春节回家,阿远决定给父辈们拍一部纪录片,希望借此理解他们。

在他的镜头前,父亲一边组装手表,一边把时间拉回到了1990年。

那年,父亲放下了老家的修表摊子,进了深圳的手表厂。厂里计件算工钱,一只手表只赚7分,通宵返工是常有的事,同车间的一个工人甚至崩溃大哭过,“哭完还是得接着干”。

就这样每天加班到两三点,一个月只赚300块。父亲干不下去了,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应聘时,他把之前厂牌上的职位改成“技术指导”,为了“看起来真一些”,又在地上蹭了几下。靠着假牌进了面试,老板问起之前的工资,父亲多报了500块,没成想对方开出了再加500的条件。他“心里火辣”,但也硬着头皮上了。

阿远拍摄的纪录片的海报

父亲一向这样敢闯,之前摆摊时就自己动手改大了证件上的经营范围。这多少是技术傍身带来的底气。有次面试,对方拿出五个线圈来试父亲,焊到第二个,父亲就被喊去写字楼里谈工资了。

也许这样的经历,让父亲并不相信读书才有出路。纪录片拍完,阿远几个月没找到新工作,父亲总劝他去富士康:“你表弟小学没毕业都可以做,你也可以的。”

在父母看来,工厂流水线与写字楼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能赚钱、够生活就行,而阿远三十来岁还没有组建家庭,这在他们看来才是最大的失败。

“不要想那么多,先结婚、把小孩生下来再说。”母亲这样劝他。

听到父母这样定义“失败”,阿远爆发了,他大喊:“我的人生从你们没有送我去县城念书那一天就已经失败了!”

母亲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反正都过去了。”

“东叔是你们带出去的,他至少让两个孩子在外面念完了小学……东叔以前就说过,如果我考不上更好的学校,你们就是罪人。”

听到这话,父母沉默了。第二天,他们也没像往年一样早早地拍门叫阿远起床贴对联、做年夜饭,只是等他自己醒来。

纪录片的拍摄,并没能带来想象中的和解。这些年,阿远领教了生活的不易,对父母当年的难处多了一些理解,偶尔心里还会纠缠出另一层羞愧:“是不是不应该对父母有所要求?”即便如此,他的不甘仍然无法平息。

他需要为自己命运的滑落,找到一个理应承担责任的对象。

他看了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研究和纪录片,想从中寻找答案。处在书中所说的那些“结构性的问题”之中,他很难说清那些复杂的感受,只能分辨出强烈的绝望和无力。

那些进厂打工的同学,大多都早早地生了孩子。条件好的,带在身边;条件不好的,就让村里的爷爷奶奶带。那些留在农村的孩子,不听话的、打架的、偷东西的都有,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一切在有生之年,都没什么大改变。

阿远的侄子一直跟在哥哥身边生活,过完年,妈妈就去帮哥哥带孩子了

余下能够被怪罪的,似乎只剩命运本身。

那一张张奖状、照片、录取通知书,还有亲戚们的交口称赞,一遍遍确证着他生来就是一块“读书的料”,这是他的命。然而身为留守儿童,运的流转,让这些都只能在他的记忆中保持鲜活。

至少,这是父亲希望他接受的一种解释。

在阿远的纪录片中,父亲向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36年前,春节刚过,村民们都忙着播种。犁完地,大家坐在田埂上吃饭,一个在镇上当农村信用社社长的亲戚忽然问父亲,儿子阿勇快初中毕业了,让他跟父亲学修手表好还是去学修电视好?

父亲早已忘了自己的回答,但他清楚地记得两个月后,一则通知送到了镇上的农村信用社,让阿勇去县城参加为期2个月的培训,考核通过后,就可以子承父业,进入银行系统工作。

“你勇叔也没有多少文化的。”讲到这里,父亲深深地看了阿远一眼,“他就是命对。”

作者  阿远咕  |  内容编辑  Yashin  |  微信编辑  果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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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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