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错误信息，我们是否感到道德恐慌？

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健康组织宣布我们陷入了同时发生的第二场灾难之中：一场信息疫情（infodemic）。这场全球危机的特点是虚假或错误信息的迅速传播，主要集中在数字空间。令人担心的是，不准确会让公众迷失在虚假的海洋之中。最终，这种大规模的迷失会导致人们伤害自己和他人。

为了遏制不断上涨的错误信息浪潮，一些机构已投入大量资源来量化错误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和影响。一些相关的报告产出已催生立法，旨在限制网络虚假新闻。

但是，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不相信错误信息有如此大的威力，或者认为与过去相比错误信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事实上，他们认为，我们可能过早地陷入了一场错误信息的道德恐慌之中。

“在我看来，似乎我们是从‘存在问题’的结论出发，”伦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家、因果关系研究员克里斯托斯·贝克利瓦尼迪斯（Christos Bechlivanidis）谈到，“但我认为，在惊慌失措之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思考。”

研究错误信息特别棘手，部分原因是语义上的，对于什么构成了错误信息，即使是科学界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剑桥大学认知心理学家玛格达·奥斯曼（Magda Osman）说：“这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错误信息通常被定义为事实上不准确但无意欺骗的任何信息：换言之，人们说错了。然而，它经常被称为虚假信息和宣传信息，前者是恶意传播的不准确信息，后者是为了在政治上影响人们的、充斥着偏见辞藻的信息。尽管奥斯曼对错误信息与定义更清晰、明显更有害的宣传信息做出了明确区分，但有些研究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与其它形式的故意误导信息混为一谈。而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棘手的地方了：即使在通常定义下，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视为错误信息。

例如，一次天气预报称某一天会达到55华氏度的高温，如果这一天到来时温度高至57华氏度，这则天气预报能否被视为错误信息？没有准确报道某人衬衫颜色的新闻故事呢？又或者，就像是新冠疫情期间实时上演的，那些曾被人广泛接受但后来被更好的新数据更新的科学假设呢？问题在于，试图量化或测试人们对错误信息敏感性的研究往往会同时包括相对无害的不准确信息和危险的阴谋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定义，错误信息都已经存在很久了。自从人类语言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谎言、荒诞故事、神话、伪科学、半真半假和完全不准确的信息的世界里。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动物寓言故事中，除了独角兽和螳螂，还描绘了熊和黄鼠狼等动物。反疫苗团体已经存在了超过200年，远在互联网之前。在20世纪初，“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年代，不少记者编造故事。

*注：黄色新闻指在报纸出版中使用耸人听闻的特写和新闻来吸引读者并增加发行量。

“我不喜欢‘我们正生活在后真相世界’这种论调，仿佛我们曾经生活在真相世界一样。”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逻辑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员卡塔琳娜·杜蒂尔·诺瓦埃斯（Catarina Dutilh Novaes）说。

自黄色新闻年代以来，新闻和书籍的标准已经全面提升了。但日常交流不会遵循同样严格的标准，你不太可能在和祖母一块吃晚饭时拿出一本参考书目，开始核对她说的话是否是事实。当下，许多这样的人际交流发生在线上。在一个给定的网络空间内，简单地量化错误信息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奥斯曼所说，“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准确的”。并且，要证明错误信息对于个人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还会更加困难。

量化错误信息、确定谁容易受其影响的大部分理由都基于一个假设，即吸收错误信息会改变人们的信念，导致人们表现得不理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新冠疫情的错误信息，这被认为是许多人后来对于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原因。大量研究揭示了吸收错误信息和对接种疫苗感到犹豫之间的关系。但是，要证明二者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棘手的。例如，有证据表明，早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许多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人就对科学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会搜索错误信息为已有的偏见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吸收不正确的信息导致了不信任。其他研究表明，诸如内群体团结和国家认同等因素是预测某人是否会接种新冠疫苗的更有力因素。

事实上，一项近期的研究表明，只是让人们接触新冠错误信息对于决定是否接种疫苗影响很弱或没有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让他们的接种意愿略微提升。

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穷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还是其他人，试图找出最容易接受错误信息的特定群体往往也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我们所有人都容易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这只是取决于信息如何呈现。

奥斯曼将这种恐慌与过去几十年对暴力电子游戏的恐慌进行比较。尽管许多头条和政客宣称像《侠盗飞车》和《使命召唤》这样的游戏让青少年更具进攻性了，实际上没有研究真正发现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奥斯曼认为，我们对于错误信息的集体担忧某种程度上是对互联网的道德恐慌，结合长期历史来看，我们对于每一种分享信息的新方法都有过类似的担忧。几乎每一种交流技术都遭遇过公众反对。在15世纪中期的反古腾堡浪潮中，欧洲人摧毁了几十家印刷店。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兴起，导致一些美国家长担心它对于孩子有不良影响。即使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不能免于那个年代的道德恐慌。“他一点也不喜欢写作，这很可疑。”杜蒂尔·诺瓦埃斯说。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担心完全合理。在我们知道一项新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之前，谨慎使用是有道理的。而最近，我们几乎没时间这么做。过去的三十年里，信息分享技术飞速发展，从手机到电子邮件再到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使之达到了顶峰，我们能够用一台时尚且便携的设备访问所有信息。信息分享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在许多情况下也令人害怕。

“我想，人们仍然在试图意识到的是，初期人们对于互联网是很乐观的。”杜蒂尔·诺瓦埃斯说。我们期待，更加自由地获得信息能带来更大的透明和更少的混淆。然而，我们失望地发现，即使是在信息黄金年代，人们还是会犯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上错误信息的传播总是良性的，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尝试以任何方式监管它。奥斯曼提到，如果我们要以全面推行新立法或让科技巨头们自己施加限制的方式加以应对，我们需要确定问题到底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虚假新闻、虚假信念和道德恐慌并不是新现象，社会已经有数千年的经验，无论经验好坏。贝希利瓦尼迪斯（Bechlivanidis）说：“我认为，我们能很好地处理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