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割掉网红毒瘤的人，自己才是最大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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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割掉网红毒瘤的人，自己才是最大的毒瘤

7月前

文丨漫天雪

山东菏泽的郭有才在火了几天后，遭到了举报；媒体记者发文要“割掉危害孩子这颗全民网红毒瘤”。听听这个口气，“割掉”、“毒瘤”，言语中充斥虚伪的正义满满和暴虐的杀气腾腾，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其实要说起毒瘤，这些举报者和要割掉别人的人，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毒瘤。说网红低俗的人，他们倒是看起来一本正经，实际上最下贱。

说网红低俗，是社会毒瘤的人，首先就是出于嫉妒心。

嫉妒心人人都有，当它化作正确认知自身、扬鞭奋起的动力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化成一种郁愤的情绪，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变态。

我天天打螺丝，一年的收入比不上人家一场直播；我都戴眼镜有文化当记者了，怎么就没有一个屌丝的泼天流量？于是这时候在嫉妒心的作祟下，不是去思考正确认识自己、如何提升自身、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是自己不好，见不得别人好，希望别人倒霉。这就是“傅里叶变态心理”。

这是一种严重的官能障碍精神疾病。有病就去看医生，不要拒绝治疗，药不要停。别人的倒霉，并不会让自己处境变好，也不会治好自己的精神疾病。

当个人无法克服这种精神障碍，各种仇恨资本、仇恨市场的观念就会产生，就会变成一股毁灭社会的力量。

市场经济，人人权利平等，公开竞争，这里没有了古代社会的贵族与平民一生注定的阶层等级，富豪可以沉沦，屌丝可以逆袭，一切凭借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取胜。于是，不像在等级社会里，一个人还可以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为出身卑微与被限制的自由，而是再也无法找到正当的理由，因为它就是消费者在告诉他：你不行。

但是让一个人承认自己不行，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失意怪罪于市场和社会的不公。认为别人的成功都是投机取巧偷奸耍滑，而自己的失败都是因为自己太过正直善良和怀才不遇。他们沉迷于自己编造的谎言中自我安慰难以自拔，形成了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他们会要求强权出面，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所谓平等——其实就是为他们赋予不劳而获、不接受消费者评判的等级特权。这就是干预主义的群众基础和观念来源。

其次，说网红让孩子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观，必须割掉这颗毒瘤的人，又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喜欢甩锅的巨婴心态。

请问危害谁的孩子了？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管好，为什么要通过举报、呼唤强制力出手的方式让利维坦去管呢？一个父母无法正确地引导孩子、教育孩子，是你自己做父母的失败，与国家什么关系？“引导孩子进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难道你自己不会教育孩子脚踏实地吗？为人父母，自己不给孩子做榜样，指望别人做榜样，让国家来管理自己的孩子，你是想实现孩子也国有化的柏拉图乌托邦吗？

你看来看去才发现，他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断不了奶的巨婴，永远希望国家给他一个奶头乐，以逃避自己的责任。

那么，到底谁才是危害我们社会的毒瘤呢？恰恰是这些爱举报的人和这种装腔作势的媒体。

他们是信奉强权即真理的人，是认为只要权力出面，做的事情就必然正确，权力偏好什么，什么就对，唯权力意志马首是瞻的狗腿子；是只要认为自己看不惯，别人就休想看的专断分子；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规范他人，替他人选择和做决策的，有强烈的独裁倾向的反社会分子；是希望全社会千篇一律齐步走，一切听从号令指挥的计划控制狂魔；是与权力勾结合谋，侵犯他人正当权利的共犯。

这种人是非常下贱的，他最适合当的是鹰犬，而不是人。

一切权力的扩张，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正是这种人呼吁的结果。权力有天然的扩张倾向，它本来就想扩张到管控一切的程度，只是因为受到人们强烈反对进而崩盘的危险，所以才有所收敛。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存续，在对待民间事务上，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不是说他们有多么谦抑，而是说，他们总想维护自身，并且拿最多的钱，干最少的事——但是正因为有人不断地呼吁，凡是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希望它出手，所以权力才得以行使和扩张，并且有了所谓正当的理由——民意。

所以，正是这些举报者和记者，是权力扩张的助推手，他们充当了为其递上刀子，割掉所有人的自由的可耻与邪恶的角色。

网红纵然有再多不符合自己价值观和审美之处，也不是让强权出面取缔他们的理由。

他们没有侵犯他人产权，一切交易都在自愿之下发生。以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要求强制力出手，对一个没有侵犯他人产权、自愿交换的行为进行干涉呢？

难道仅仅因为你不满意，所以就应该消灭？这世界上令人不满意的事情多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要求权力出手，将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统统消灭掉呢？

曾几何时，邓丽君的歌曲是靡靡之音，跳交谊舞是耍流氓，女性露胳膊露腿、化妆烫头是有伤风化，追求享受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要被统统禁止。整个社会一点都不低俗了，由此清纯得一逼，结果是什么呢？样板戏，和一切行动听指挥。

当我们把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的评判权力交给一个主宰一切的机构的时候，带来的必定是武断的干预，墓地般的死寂。到时候，你想追求高雅而不得。所以你本来以为能追求高雅，最后的结果是真正的腐朽与庸俗。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但是你不能举报人家，这是底线。市场经济从来不强求所有人的价值观统一，而是在互不侵犯产权的黄金法则下，追求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的互利合作交换共赢。自由社会也从来都允许你在产权范围内自由地歧视与杯葛，不看他们就完了，选择权永远在每个人手中。为什么要把自己弥足珍贵的选择权拱手相让，并且通过强制力的方式让别人也别无选择？

让我们再次重复米塞斯的箴言：

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
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那些认为网红没有创造价值的媒体记者，以为自己可以定义什么应当是每个人的价值，才是最荒唐可笑的一群人。

价值是主观的，并没有千篇一律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情绪价值，有钱难买爷高兴，当然是一种价值。

说情绪价值不是价值的人，其实就是把人比作动物。他们认为只有不断地劳作，不断地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吃的喝的，才是价值，这与动物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反对享乐，希望所有人都过一种清教徒般的苦寒生活，他们是加尔文宗的宗教极端分子。

认为网红又不能制造光刻机和芯片，毫无价值的人，是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为虚幻的集体荣耀高潮迭起，唯独忘记了每个人切切实实的偏好与需求。高科技的东西固然值得追求，但是科技并非越高越好，满足人类需求的才是好，而且，也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必须自给自足。

他们不明白的是，正是互联网平台，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让一夜爆红和暴富的神话得以延续，这说明我们社会有着强大的激励人们向上的动力和机制，有着各式各样的上升通道。这就是自由。

高科技来自于财富创造，财富的创造来自于自由。网红的“搔首弄姿”，与高科技的创造，非但没有相互抵触，反倒相辅相成。如果消灭了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带来的就是阶层的固化，财富的毁灭。这时候，人没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不会有资本积累，当然也不会有他们心心念的高科技。

今天消灭了一个网红，其实就是在消灭一份自由；明天消灭一个穿和服的，也是在消灭一份自由。当自由被不断地消灭，连灵魂都不再有，你又如何指望出现高科技？朝鲜没有网红，你指望它出现高科技吗？

不懂得自由创造繁荣这个长逻辑链条的推理，难道连“参差百态乃幸福生活的本源”这样的包容心都没有了吗？

媒体记者永远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就可以对他人的选择指手画脚。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社会和平合作的基本原则，他们天然地倾向于报道阴暗和负面的东西，不了解交换合作的经济生活才是人类生存的常态。

他们自诩为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希望“良好的社会风气”，希望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但是他们并不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是指望国家出面，以侵犯他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理想，或者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的方式表演自己的情怀。他们天然地有着社民主义的倾向，是输出平均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主力军。

他们唯一的武器是嘴，而对嘴有最大需求的机构是谁？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记者，大都委身于国家，从税金中分享优渥的收益和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维护当前体系，才是他们的底色。他们充当了权力的知识卫队的肉喇叭角色。

所以，说网红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他们，自己才在追求流量，自己才是不择手段。说网红没有创造价值的媒体记者，自己才天天在创造垃圾。

相比于网红自食其力，不偷不抢，服务于消费者，不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媒体记者这种委身于利维坦的人，有何脸面指责人家？

他们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毒瘤，会牺牲掉人的自由和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因此他们才应当被彻底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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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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