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显龙时代的新加坡，还值得中产追捧吗？

2024年5月15日晚，51岁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和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走上总统府前的草坪，在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和总理李显龙等约900名宾客的见证下，宣誓就任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的第四任总理。当黄循财发表就职誓言时，时间指向8时12分——2004年8月12日，李显龙正是在同一片草坪上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理的。

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李光耀、李显龙不同，黄循财的背景显得平民很多。他1972年出生在新加坡东海岸马林百列街区的一个普通组屋家庭。父亲是来自中国海南的移民，母亲是新加坡本地的一名小学教师。黄循财自小在公立学校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新加坡五大初级学院之一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毕业后获得了新加坡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PSCC）赴美留学，而后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经济学本科和硕士学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学成回国的黄循财进入新加坡贸工部从事经济研究。此后他接连进入财政部、卫生部、能源市场管理局、国防部、教育部和金融管理局等9个政府部门任职，2005年至2008年期间还担任了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2011年，黄循财首次带领人民行动党团队参选国会议员获胜。他也通过了极为严格的面试和选拔，进入李显龙内阁，担任国防部和教育部政务部长，此后又连续两届连任议员，期间还主持了新加坡建国50周年（SG50）、东南亚运动会以及新加坡植物园申遗等大型项目的筹备工作。

尽管政绩斐然，但黄循财的工作大多在幕后。真正让他走入公众视野的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他和卫生部长颜金勇共同领导防疫工作，既通过因时制宜的社会管控措施，使得新加坡重症率和死亡率低于各国平均水平；又秉持着“与病毒共存”、“逐步开放”的总体方向，率先推动经济复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防疫模范生”称号。黄循财在2020年3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谈及一线防疫人员时动情落泪，被民众评价“共情能力强”、“值得信任”。

可以说，从“铁腕治国”、“说一不二”的李光耀，再到吴作栋和李显龙、黄循财，新加坡领导人呈现出的形象越来越亲民和接地气。

将总理职位“交棒”给黄循财的李显龙也是一位“爱哭”的人。和父亲李光耀、前任吴作栋不同，李显龙的执政风格显得柔软、有人味：任期内最后一次的2024年劳动节演讲，他谈及为国家服务的荣幸时，几度眼泛泪光、声音哽咽。去年11月宣布交接事宜时他也曾激动得流下泪水。

黄循财就任后，《联合早报》采访了他的昔日同事和选区民众，人们纷纷表示他“平易近人”，愿意和选民一起跳舞、开玩笑，能记住办公室所有人的名字，连服务人员也都很喜欢他。他的中学老师也说，黄循财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同时又谦逊、真诚，和不同背景的同学都相处得很不错。

人民行动党执政者风格的变化，追随民意应运而生：2011年该党在国会大选中得票率为60.14%，为建国以来最低；四年后的大选中，因举办了“建国50周年”等凝聚人心的国庆活动，支持率有所上升；2020年尽管成功蝉联执政，支持率又重回61.24%的较低水平，而反对党工人党却拿到了史上最多的10个席位。黄循财“接棒”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本地媒体采访时坦承，他已意识到人民行动党在民意上的挑战，“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一党独大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反对党肯定仍会存在，我们已经接受这会是我们政治制度中的永久特征。”他说，“两个或三个反对党一起取得超过50%得票率，组织联合政府，不是遥不可及的”。

近年来，关于人民行动党“不接地气”的批评日益增多。黄循财虽然出身草根，但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学而优则仕”的技术官僚路径，一路从一名普通公务员走到总理岗位的。

从1965年起掌舵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拥有一套“选贤唯能”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即给优秀高中毕业生提供奖学金，让其接受海内外精英教育后加入公务员队伍，其中表现优异者会得到提拔，有机会走向较高的行政职位。此外，为了避免腐败，新加坡政府实施“高薪养廉”制度。据《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部长级官员的薪酬由该国收入最高的1000人的薪资中位数为基准，再打上6折以显示“为民服务”的属性，一位初级部长（MR4）的月薪为5.5万新元，年薪包含13薪和奖金。李显龙任总理时薪资按初级部长的两倍计算，2012年经过一轮薪资下调后为220万新元，曾被称为“全球最高薪领导人”。

今年21岁的新加坡人蔡慧莹对该国前通讯及新闻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Li Min）的一句话记忆犹新，起因是有网友抱怨新加坡生育率逐年走低，原因是房子太小、不方便生育孩子，“但杨莉明却说，你们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去‘造人’。那句话真的很莫名其妙！她住在大洋房里，却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说明她根本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此次黄循财“接棒”后，将在2025年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议会大选。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Ja Ian Chong）认为，要将人民行动党目前处于历史低水位的支持率拉上去，将是黄循财和第四代领导集体未来的挑战之一。去年当选新加坡总统的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是泰米尔裔，曾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2016年时曾被视为最受欢迎的总理继任人选，民调支持率高达69%，远超几位几位内阁成员，包括曾被李显龙立为接班人的时任财长王瑞杰 (25%)、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等人。庄嘉颖告诉本刊，早前就有人质疑为何尚达曼不能接任总理，若以后行动党的得票率不能接近尚达曼的水平，可能会招致民众对行动党决策的批评。

2022年6月，仍是副总理的黄循财开展了“前进新加坡”（Forward SG）活动，在16个月里邀请20万新加坡人建言献策。庄嘉颖说，如今民间有一定声音，希望新加坡政治更开放、民众能对政府行政权有更多的监督和约束、能更多地参与决策，“过去几轮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都在60%左右，却能在国会占据九成的席位，比例是不对称的，也意味着有40%的新加坡人认为选举应该更多反映不同的声音。”但庄嘉颖也提到，无论是“选贤唯能”的人才培养制度、媒体管控还是新加坡当前的经济模式，都是人民行动党自身认同的核心，黄（政府）不太可能很快放松，“加上新加坡社会对这类公开辩论不太熟悉，而黄循财就任总理才寥寥数日，未来他会如何面对新加坡人的不同意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站在新加坡标志性的鱼尾狮雕塑边望向滨海湾，视线中最显眼的建筑便是顶部宛如一条大船的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金沙闻名的不仅有酒店、商场和楼顶的无边泳池，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庭赌场。在法纪严格的新加坡开设赌场，是李显龙执政期间最具颠覆性的政策之一。

2005年，李显龙表示，在上海、香港等亚洲大都市的挑战下，新加坡必须“提高国家竞争力，否则会远远落后”，其中一条途径，便是在滨海湾和圣淘沙（Sentosa）两地建设度假村和赌场来发展旅游业。如今，2010年开业的金沙、2011年改建完毕的圣淘沙岛都成为了新加坡的旅游胜地，其中圣淘沙每年接待游客逾2000万人次；2023年扩建完成的樟宜机场T2航站楼则嵌入了雨林、瀑布与游乐设施，将原本就是“世界最佳机场”的樟宜机场变成了一个新的景点。

在庄嘉颖看来，李显龙在20年任期里相当重视城市发展与更新，同时也将新加坡从以制造业为重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这些都使得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联合早报》近期刊登的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新加坡的名义GDP已增至2004年的3.5倍；人均GDP达到当年的2.4倍，从4.67万新币增至11.38万新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新币在20年间增值了40%。李显龙在离任前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将新加坡称为“闪光的小红点”，但“小红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还曾是印尼时任总统哈比比为鼓舞印尼青年而轻视“小国”新加坡的称呼。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出席五一集会 发表卸任前最后一次重要讲话（图｜视觉中国）

但庄嘉颖也认为，经济发展不全是李政府的功劳，新加坡的外部环境也有很大助力。他向本刊分析，李显龙就任的2004年恰逢全球化进展最快、经济最开放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要大量向外输出资本，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要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大量制造业，新加坡则作为投融资的“中间人”，帮助了出口资本和进口制造业的经济体进行“配对”；与此同时，新加坡还进行了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再加工后再出口至国外。

这也意味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中美等大经济体与之合作的意愿，和彼此间资本、技术与货物的需求。庄嘉颖举例说，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服务贸易伙伴国，均为美国、欧盟、日本，而货物贸易最大的伙伴国是中国，其次是美国。但自特朗普2016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生变。如今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提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近年来接连提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法案，将制造业转移至美国国内以及拉美地区，以及在特朗普一上任就退出了新加坡一直以来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意味着中美及其盟友间的经济往来和开放程度都越来越有所保留，摩擦也越来越多，新加坡能从中获益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在学者邛威廉（William Choong，音译）看来，新加坡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努力对四面八方的机会保持开放，是新加坡国民精神“怕输”（kia-su）的体现。“怕输”来自南洋华人常用语言之一的闽南语，意为害怕失去机会。2021年邛威廉在《外交政策》撰文阐述了新加坡如何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即新加坡每次向美国走近一步时，也会在同领域向中国迈出一步，连军事防务领域也是如此。

高速发展的新加坡，城市夜景（图｜新加坡《联合早报》）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风波频出，国际舆论常常鼓吹让新加坡“选边站”的论调，但黄循财在“接棒”后也重申，新加坡未来不会亲美也不会亲中，而是“亲新加坡”（pro-Singapore）。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曾任国会官委议员的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告诉本刊，新加坡坚信中美两国都要在东南亚和东亚拥有切实的利益，两国发展都在该地区发展得好，才能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新加坡未来还会与中美两国，在投资、贸易、政府间项目、军事防务合作和民间关系上都要进一步密切往来。

“往后新加坡会要寻找新的市场，还是要变得更加独立？未来的发展模式是黄循财政府要思考的问题。”庄嘉颖说。

若将一切数字“平均”下来，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于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则更高。然而庄嘉颖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影响，由于物价、房价的上升，新加坡也出现了显著的贫富差距。

根据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2023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新加坡有超过33万名净资产逾百万美元的富人，其中78人拥有超过5亿美元的财富，此外有79.6万人的净资产少于1.35万美元，后者占新加坡成年人口的16%。2010年至2023年，新加坡收入最低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从381美元增长至706美元，收入最高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则从9669美元增至14803美元，尽管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者，但两者间的差额有所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大学毕业生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的收入中位数是4200新币，是中学及以下学历人士的两倍多，一名清洁工当年的收入则在1570新币到2210新币之间。

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则是庞大的中产“夹心阶层”。身为学者的笑言，“（新加坡）经济数字翻倍是很好。但作为一个拿固定工资的人，我的工资并没有翻倍那么多，所以（作为普通人）还是会有压力。”

而目前在一家丹麦外资企业新加坡分公司工作的露尔告诉本刊，她时常感慨自己的幸运，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让她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她喜爱烘焙，常常健身、和友人外出露营，每年前往欧洲、日本等不同国家旅行。但今年33岁的露尔目睹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同龄朋友的处境后，她十分清楚现有生活的“脆弱性”，“一旦未来有了孩子，或有其他财务问题，我的生活就可能被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越来越高昂的物价。自2021年4月起，新加坡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连续24个月超过2%（超过3%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尽管2022年9月以来有所降低。由于物价等生活压力不断上升，新加坡也出现了发达经济体和东亚国家普遍出现的“少子化”现象，生育率已从2004年的每名妇女生育1.26个孩子，到2023年下降至0.97个。

陈庆文说，李显龙任期内，因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社会压力增加，因为新加坡“城邦国家”特点而尤为突出。他解释说：“若一位中国人不喜欢北京、上海的生活压力，可以选择去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但新加坡人别无选择，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邦。新加坡也不可能因为这些负面影响而选择减缓经济增长，否则那会给新加坡、习惯了高生活水平和强劲货币的新加坡人带来什么呢？新加坡若不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就可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人们不再来这里做生意、生活和娱乐。”

因此陈庆文认为，经济发展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existential challenge），为了减少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李显龙政府在过去20年里，通过收入再分配、扩大社会安全网、提高移民门槛等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今年22岁的蔡慧莹仍在大学就读，但和伴侣已经预定了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规划的改善型公共住房（即组屋）中的期房（BTO），住房单元将在2027年交付。据她介绍，地理位置相对好的四、五房组屋（对应中国大陆三、四居室）价格在40～60万新币之间，有固定工作者可通过长期缴纳的公积金来偿还房贷。除了源自李光耀时期的公共住房制度、全民医疗保险和免费义务教育外，新加坡政府还时时给民众“派糖”，即发放现金补助：给妇女的生育津贴，给儿童的成长津贴，给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的花红，给全民发放的消费券等等。

2024年4月，新加坡政府为部分国民发放了每人4000新币的职业技能培训补助，鼓励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国民学习数字营销、护理、绿色经济等等，政府予以报销；2023年底，新加坡政府还为290万国民发放了至多800元新币的补贴。

外国移民被高薪、高生活水平和营商环境吸引来到新加坡，带来了新增人口、高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本，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新加坡的就业市场、物价与房价，甚至是人们原本的生活方式。

蔡慧莹曾为小学生做课外辅导，发现学校的作业越来越难，家长也常常倾诉“中国来的同学中文太好了，我们跟不上”。她认为，移民到新加坡的外国家长都相当勤奋，也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卷”的风气，而大量外国人的到来也冲淡了“新加坡人”的国民认同，这些微妙的张力都在2013年1月李显龙政府公布《人口白皮书》时爆发：白皮书预计新加坡到2030年时人口将达到690万人，建议每年需要增加3万名永久居民以及2.5万名新移民来维持新加坡整体人就业人口数量，而对如此前景的不满，当年12月引起了一场超过4000人参加的抗议，“那是我们新加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蔡慧莹说。

新加坡政府2023年的数据显示，该国65岁以上人口在过去10年里从11.7%增长至近20%，加上逐年降低的生育率，《经济学人》援引联合国数据称，从202年到2050年新加坡劳动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而劳动人口减少可能引起经济放缓、税收减少乃至公共福利减少等连锁反应。黄循财对此表示，仍然欢迎外国专业人士来到新加坡，但“数量必须加以控制”，“绝不能像阿联酋那样，本地人只占总人口不到10%……我无法想象新加坡人成为少数族裔的情况。”但庄嘉颖也提到，在引进外来人口和照顾本国国民利益之间“拿捏平衡”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接棒”的黄循财也将面对这一难题。

（应受访者要求，蔡慧莹、露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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