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顾清扬：企业出海要“早动手、晚投资”丨出海峰会

一般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年后的“加入WTO”；

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6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作为更有活力的超大经济体外溢；

第三阶段是2020年至今，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不振，中国企业冲向全球市场，寻找更低的风险、成本洼地和更优、更广的市场机遇。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对小巴分析说：“现在中国企业出海不像以前，是有点短期化的行为——有项目有利润就出去，打一枪换一地，现在有长远的策略。”

比如，在海外进行规模性的实业布局，包括研发中心、产业链、供应链平台的建设、人力资源的整合、海外技术品牌的获取等。会从长远的战略视角来考虑海外和国内的相互加持、循环，力求把两个市场都用好。

顾清扬教授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他长居新加坡30年，又在东盟国家不断讲学、考察，完整地经历和观察了中国这几十年跟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因此，他的见解和分析在业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顾清扬

当然，顾清扬也强调：“出海不能只看到正面，也要看到一些困难挑战，甚至不足的地方。”

6月22日—6月23日，吴晓波频道、激荡商学将举办“生而全球·定力未来——首届出海全球峰会”，届时吴晓波老师将与包括顾清扬教授在内的海内外专家团一起与会答疑解惑。不久前，小巴连线了顾教授，不妨先听听他的一些宝贵观点。

巴九灵：您认为，过去两三年时间，中国企业出海成绩单怎么样？

顾清扬：中国企业出海在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是比较迅猛的，我在东南亚看到了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案例。

有两个特点：

◎ 第一个特点是数量比较多。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国有企业出来多一些，但现在不仅是国有企业，大量的民营企业也在出海。

◎ 第二个特点是质量更高，早期的出海是为了消化国内的产能过剩，把国内的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现在我看到很多出海企业都有较高技术含量，是海外这些国家所急需的工业、制造业等升级产业，层级更高了。

巴九灵：对于海外市场的影响怎么样？对哪些国家的带动最明显？

顾清扬：早期的“走出去”，很多是走到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一些并购的方式，获取这些发达国家包括品牌战略、高端技术人才等在内的优质资源，也把例如港口等一些活力不够的传统产业激活。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的出海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缺乏成熟的技术创新，缺乏中高端的制造业或者其他的产业技术，在人力资源等方面也相对逊色一些，而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具有一些较好的优势。

因此，中国企业出海实际上成为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力量，推动他们进行产业升级以及带动经济向高处走，包括带动当地的就业、税收等。这些在以前的国际化进程中是被忽视的，但是现在当地中小企业被激活了。

最明显的应该是越南。越南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但由于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大量地进驻越南，特别是消费电子制造业进入到越南，越南经济近几年的GDP增速高达6%-7%。

另外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以及锂电池领域，为印尼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使其在过去几年内保持了大约5.5%的经济增长水平。

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类似。疫情后，我第一站就去了柬埔寨、金边以及金边周围的一些工业园，还有西哈努克港。

我看到中国企业到处开花，给柬埔寨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企业都没有停止产业园建设和投资的脚步。

西哈努克港

巴九灵：这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吗？

顾清扬：首先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与国内发展两个板块之间，我认为呈现的是一种正向关系。它不是国内去工业化，而是资源的区域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对市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哪些生产的环节应该布局在海外、哪些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对此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是基于比较优势原则，按照经济效率规律，来精准地制定生产布局策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中国来看，一些内部的资源实际上也有一些瓶颈，比如土地资源紧张、劳动成本较高等。面对新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重新定位——走向更高端的产业链。

当然我觉得确实有潜在的风险存在。假设我们的“走出去”策略缺乏协调或节奏把握不当，可能会对国内的产业发展或者就业造成一种负面的冲击。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企业一方面“走出去”，既要按照市场规律和效率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但也需认识到这并非全部，我们需要在整体的原则下进行统一的协调和规划。虽然这一过程不宜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但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建立奖励机制等方式去做一些协调。

对于哪些产业环节应该走出去，走到哪里去？这需要有一个全局性的战略布局，像一盘棋一样精心规划，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平衡“走出去”所带来的利益与其可能产生的冲击和问题。

最终，中国应该致力于占领研发和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高端领域，但这个新旧模式的转换，要有一定的节奏，不能走出去过快，你把笼子过早就腾出来了鸟，新的鸟还没有飞进来。

巴九灵：中国企业出海对于新加坡这一发达经济体，有什么影响？

顾清扬：首先，中国的投资者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但是对新加坡的投资跟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对新加坡来讲，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卓越表现。

中国企业到新加坡投资主要不是为了进行生产，是为了利用新加坡这样一个国际平台进行研发和资源整合。因此，中国企业对新加坡的投资，主要促进了新加坡总部经济、研发基地以及高端产业领域的发展。

众多投资流向东南亚时，往往选择新加坡作为中转站，这一趋势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众多区域的运营管理活动，包括财务、知识产权、物流以及法律事务等，都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这些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新加坡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为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巴九灵：从数据来看，欧美的企业对新加坡的投资金额其实是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您觉得中国的投资现在对于欧美企业有冲击吗？

顾清扬：这要从两个方面看，像欧美日韩对新加坡、东南亚的投资起步更早。因此他们的存量投资比中国要大得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每年的新增投资量正在迅速增加。中国与他们相比，是处于一个不同的投资阶段。

那么，我想中国的投资和欧美日韩的投资各自拥有着优势，这些优势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中国企业家和投资家们深谙市场计算的精髓，他们的投资决策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充分评估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与欧美日韩的投资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共同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由于市场还是一个有限的市场，就会面临竞争，这个竞争应该是良性的，通过竞争才能够筛选出优质投资者，通过竞争才能迫使投资者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先进性，对双方都是一种选择和倒逼的机制，我觉得这更有利于新加坡和中外企业长期发展。

新加坡港口码头

巴九灵：咱们提到中国企业出海对东南亚的一些正面影响，您也可以谈一下一些负面冲击。

顾清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出海不能只看到正面的机遇和收益，更要全面审视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挑战及存在的不足。

比如说中国的出海，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企业家习惯于从自身供给能力的角度来考虑出海，具体来说就是有什么强项，甚至有什么地方过剩了，在国内觉得消化不了的，就出去。

这种战略思维实际上是不够领先的。投资不管是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它都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需求导向。你必须要遵照需求，因为有需求才会有最终的市场，满足了需求才能确保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

所以我觉得企业一定要从需求的导向来考虑投资战略、产品及布局，而不是从供给的角度。

我提出来：出海一定要早动手、晚投资。你要早早动手进行探路，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上下游关系以及潜在的需求客户，并做好充分的人力资源准备，这需要很长的过程。

但要投资的话，不能够仓促投资，必须要晚一点投资，准备工作就绪了之后才去行动。但是很多企业是反着操作的，出国考察一两次，看到别人的示范效应，受到别人的鼓舞，就仓促投资，结果就出现巨大的战略失误，出现了亏损。不要以为外边遍地都是黄金，外边的市场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在当前国际形势多变、中国国内运营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企业必须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布局。

此外，很多企业家只是把出海当成一种产品的市场经营活动。产品卖不出去了，到海外去卖，在国内卷了，就到海外去，这些考虑在一定程度是合理的，但这不是全部。

企业出海或者国际化最高的目标远不止于简单的市场拓展，真正的最高目标在于：在国际和国内大环境变化下，如何从新的战略及视角来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怎么把国际的先进理念、先进资源以及先进人才带到企业发展中？要找到一种整装待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是中国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如果企业的高度不够，缺乏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那么其战略的前瞻性、可执行的品质和质量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新加坡，格芯公司晶圆厂制造间

最后一点，跟当地的融合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必须深入到国外民众及消费者之中，真正融入国际生态体系。

必须要了解当地民众及消费者的感受，把他们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服务对象。要以人为本，关注并尊重不同国家消费者和民众对企业的看法和观感。不能过于强调利润，而应更加注重ESG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如果企业没有获得当地民众及消费者的认可、支持，未能与当地上下游建立良好的生态体系，并且没有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福利，那么企业很难长期发展，甚至会处于不利地位。企业的产品必须跟人品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企业在规模、力量和能力上具备较强的优势，但在拓展至发展中国家时，必须深刻理解并尊重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和感受。企业应当采取以当地人民需求为本的思路，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技能，改善民生。

巴九灵：中国企业出海容易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顾清扬：首先，部分企业过于依赖政商个人关系，尽管一定程度的政商关系是必要的，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和规则的基础之上。不要过度强调与特定政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因为政治环境常常伴随着换届和权力更迭，这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个是要对当地的法制监管非常熟悉，比如说用工制度、产品本地化的要求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制度不完善，变化也比较多，要从一个比较牢靠的角度来加强对自身企业的保护，而不是当监管改变了，就束手无策。这些都需要仔细地进行研究，并且制定对应策略，因为海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都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

巴九灵：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发达国家，能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哪些经验教训呢？

顾清扬：首先，新加坡自建国之初就坚定地走上了全方位国际化的道路。对于新加坡来说，国际化不仅是一个战略选择，更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因为新加坡的无关税政策，使其企业直接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加之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这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国际交流，使得新加坡企业能够轻松了解全球同行的动态，知道它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是如何做的。这样就给新加坡企业带来了倒逼机制，就使得它们不断创新，不断寻求改进，同时也带来向全世界企业学习最佳实践的过程。

我们中国企业为什么也要“走出去”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将视野从 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扩展到全球舞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找到更佳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这是一个与新加坡企业相类似的过程。

第二，新加坡企业通过国际化可以获得最优的生产要素资源。比如要运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的方式从全世界来寻觅和招聘所需要的人才。

第三，在新加坡，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共同构建了一个企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不能孤军奋战。通过国际化，新加坡企业能够深度融入全球的商业生态体系之中，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借力，这种企业间的紧密联系与协作，为新加坡企业带来了显著的优势。

通过国际化，向最好的一些同行学习，站在它们的肩膀上，这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如果企业在思维方面只固守中国意识，是无法应对当前挑战的。

巴九灵：现在新加坡更换了领导人，会影响中国企业投资新加坡吗？

顾清扬：首先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这种特性赋予了这个国家高度的可预期性。例如，对于新加坡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策略，人们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预判。新加坡拥抱全球的政策，不是某一些领导人的选择，这是这个国家生存跟发展的必然选择。我认为这个国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在新加坡会持续受到欢迎，只要中国企业遵从新加坡的新的发展战略以及新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当地市场，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下，中新两国在经贸合作和企业“出海”拓展方面，无疑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机遇。

6月22日—6月23日，吴晓波频道&激荡商学首届出海全球峰会，吴晓波老师将携海内外专家团为大家分享更全面的出海干货。欢迎您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