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之高：父亲节话父亲(之一)
今天就是父亲节了，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
过去父亲健在时也不觉得这一天有什么特别，不像过母亲节那样轰轰烈烈，不是去餐馆吃一顿就是自己大展手艺弄一桌。就在疫情几乎就要过去之时，去年底我父亲还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身体看起来也不是那么严重，可是对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也是致命的，在入院治疗了两个月之后他还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他很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据说是因肺结核而去世的，所以我父亲全靠我婆婆（北方称奶奶）与族人的帮助长大的。我父亲不仅身材高大魁梧，有一米八二左右，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绝对是人上人了，而且聪慧过人。一次在上小学的路上看见族人在称稻米并计算价格，他随口而说出了其金额的元、角、分，与后来用算盘计算出的结果分毫不差。在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小菜一碟，而在过去一斤可是十六两呀！三两就是 3/16 斤，如果三块钱一斤，四斤三两是多少钱？有几个人能够心算得出来？从此以后，几十号人的大家庭的买卖计算就落到了我父亲身上。
在杨振宁的回忆录里他曾经提到在他出生时的1922年的合肥市，当时能够识字的城市人口不到百分之三，更别说农村人口了，可见识字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由于我父亲从小就有聪慧的萌芽，在太爷爷门下的十多家大家庭都乐意集资供我父亲一路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学杂费与生活费。他也不负众望一举考进了广西大学。
那时上大学可是要收学费的，穷人家的孩子能够吃饱饭就不错了，哪里有闲钱去读大学？所以他与另外两位高中同学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师范专业，准备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不仅可以免学费还包吃包住，给家里省却了许多的费用。我父亲时常同我们说到他的一位堂哥，就是我们称他为八伯伯的，给他的接济最多：不仅给他了自己的棉衣棉裤，还将自己祖传的一枚金戒指也给了我父亲，他们希望我父亲不要有后顾之忧，努力学习，为家族光宗耀祖。
父亲大学毕业时正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国家建设更需要人才，所以他就阴差阳错的进入了工业界，去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的太原药厂北京筹备处工作。正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时，因为中苏关系渐渐疏远，这个项目被迫取消了，我父亲与其他几位同事就辗转去了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医药研究所工作。
重庆虽然地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渝地区，不过也不乏人才济济，他们大多都是抗日时期来到重庆的知识分子，而且当时的时局也不稳定，许多人就留在了川渝。其中有一位是民国时期天津医学院药学系主任郑寿教授。他是在日本读的中学，天津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他不仅日语非常好，英语也非常好，他是我父亲的导师。在他的领导下我父亲他们参考美国药典的条目试验、探索、检测、人体试验…为共和国开创了许多的新药。根据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们主要集中在外用杀菌、口服打虫、消化道、胃溃疡等方面的药。
（未完待续）
2023-6-18
郑之高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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