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朋友,听到我们在做的事时,通常都是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直呼这件事太有意义,“中国社会就缺这个!”第二种反应,则是担忧:现在教育这么卷,孩子们的时间这么有限,谁会来为「批判性思维」买单?
C计划的C,说的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我们是一家致力于推广批判性思维、思辨教育的机构。
那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们课堂上的对话。在课堂上,我们跟孩子们一起读了一本非常有名的顽童小说《玛蒂尔达》。这本书说的是一个非常早慧聪明的小女孩,在一个专制的学校里面的遭遇。我们就借助着文本所创设的场景跟孩子们聊起了体罚这个话题。当我们谈到“连坐制惩罚”——因为某一个学生的行为而无差别地惩罚所有同学时,教室里简直炸开了锅。每个孩子都有很多的话想说。当时有一个孩子就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件事:他所在的学校舞蹈教室门口有一块地面在修缮,工人们在上面搭了一块铁板。学生们进教室,都会走过这块铁板,就会发出一些声响。有的孩子就比较皮,故意使劲地跳上去,发出很大的声音,觉得特别好玩。维护秩序的班主任看到了,就制止大家,结果没有用。于是老师就发飙了,惩罚所有男生做20个俯卧撑,做完才许上课。这个孩子说起当时的场景,特别生气,也特别委屈。因为他是尽可能安静地通过,他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被惩罚了,这很不公平;而且惩罚吧,又只惩罚男生,不惩罚女生——双重不公平。他还进一步指出,老师这样的做法会破坏师生关系,制造男女生对立。你看,这个孩子有理有据地批判了老师的做法。没有因为对方是老师、是权威,就理所当然地觉得老师的要求、指令都是合理的。这是批判性思维最直接的一种体现,质疑。在对孩子的愤怒和委屈表达充分的接纳和同理之后,我们的老师,接着问了他一个问题:既然连坐惩罚有这么多问题,班主任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就是想树立自己的权威,让我们都服他。”“他就是跟我们男生有仇,就想拿男生出气。”孩子们七嘴八舌,一个个代入感都很强,而且是越说越生气。但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例如,有没有可能这个老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惩罚方式是有问题的,可能他从小受到的也是这样的教育?还有没有可能,他知道这种惩罚方式不对,但不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一个孩子马上质疑了,怎么会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谁犯了错,就惩罚谁。可是,现场只有一个老师,却有很多学生走过去,老师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噪音是谁发出来的。怎么才能知道是谁在发出噪音,而只惩罚那些违规的人呢?孩子觉得这不难处理:老师可以询问班里的同学啊,让大家相互指认到底谁在发出噪音,实在不行还可以去调监控。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这样做的话,老师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搞清楚是谁发出的噪音呢?——很可能要整整一节课。所以,比起明察秋毫地调查判断,一股脑惩罚所有人显然是效率最高的。可老师为什么又只惩罚男生,不惩罚女生呢?发言的男孩想了想,告诉我们:当时故意跳上去发出声音的,确实是男生居多。只惩罚男生,惩罚的准确率就又高了一点。这个时候,班主任面前其实是有一道选择题的:你更愿意用一节课的时间去实施公平、公正的惩罚?还是会为了效率,而委屈一些并没有犯错的学生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仍然相信,公平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那为什么班主任会觉得效率比公平是更重要的呢?孩子们分析道:他可能身上有很重的教学任务,学校对老师有严格的考核;例如他每天面对这么多学生这么多事,每一件都去追求公平真的会特别累……各种现实条件限制,老师可能确实很难找到更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引导孩子们分析老师行为背后的这一系列原因,背后其实有一个框架:知、能、愿。当通过这样框架,看到这么多可能的原因后,最初发言的男孩感叹了一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生气了。一开始是质疑,然后,孩子们走向了理解。理解并不是说,认可老师做的事就是对的,或者认为他的行为都是情有可原的。而是通过更全面的归因和分析,看到问题的复杂性,看到现实生活的局限性。但走到这步,还不够。这些年网上有一个梗是说,质疑——理解——成为。所以最后一步是成为吗?不,应该是建设,是超越。老师连坐惩罚全体男生,存在即合理吗?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最初,班主任老师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行动的目标,是如何更好地解决噪音问题,而不是惩罚学生。于是,我们也自然想出更多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可以去解决铁板:铺上消音垫、铺上地毯。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解决发出噪音的人:为什么孩子们要故意发出噪音呢?因为好玩啊。这是孩子们的天性啊。怎么改变他们的意愿呢?老师想到的方案,就是增加踩铁板的坏处——如果你们踩,就会被惩罚。但还有个角度,我们能不能增加不踩铁板的好处呢?如果不踩铁板,可以得到某种奖励。或者将不踩铁板变得比踩铁板更好玩呢?例如,可不可以让孩子分组比赛,哪个组在经过铁板时发出的声音最小、最少?重新审视行动的目标,发现更多可能的手段,最终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势批判性思维。遇到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情绪化地抱怨、发泄上,也不止于批判、质疑他人,而是能够就事论事,基于逻辑、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采取积极的行动。
批判性思维像是一台X光机,它通过一些分析框架和步骤,将我们思考的过程显性化,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审视、反思我们的思考,得出更好的结论,所以它是一种反思性的思维方式,rethinking of the thinking。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或自然习得的。它需要刻意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思考问题的整个过程显性化之后,从定位问题、获取信息、应用信息到表达观点,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方法,帮助我们基于更准确、全面的事实,进行更相关、充分的推理。但方法论的学习和应用,都得结合具体的场景、问题和案例,否则就是抽象的空谈。因此,第二种训练路径,是在学科学习、项目式学习或者议题讨论的场景下,引导学生应用方法论去回应真实的问题。那我们也找到的一个特别棒的方式,那就是和书籍、和阅读相结合。这是我们为从一年级到初中的孩子,精挑细选的一套分级阅读书单。大量的经典好书,为我们提供了诸多重要的议题。例如开场我们关于体罚的讨论,是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玛蒂尔达》这本小说时所引发的。例如《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后,大侦探波洛发现车上13人皆是凶手,杀死了逃脱法律惩罚的恶人,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把他们都交给警方?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私刑吗?程序正义和个案公正,到底哪个更重要呢?又例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简·爱》,如果你是这位卑微的女教师,你会拒绝庄园主罗切斯特的求婚吗?在爱情当中理性究竟有多重要呢?那个被关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到底为何发疯?真正桎梏女性、将她们关进阁楼的,是怎样的社会规训?除了基于书籍所创设的场景来展开讨论,我们也从孩子们日常生活中挖掘出各种挑战性的议题。例如他们成长中的困惑:有了喜欢的人,该不该谈恋爱;我的朋友总让我不爽,该不该跟他绝交。在学校里遇到的争议:教室里该不该安装摄像头;学校应否强制学生穿统一校服。在新闻中接触到的各种社会议题:恶犬伤人、该不该扑杀流浪狗;地震当前,丢掉学生先跑的老师该不该被谴责?最后再到他们感兴趣的、经典的政治伦理议题:代孕该不该合法化?死刑该不该被废除?动物们在受苦,人类还该不该继续吃肉?在思考讨论这些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给孩子们分享思考、回应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框架,让他们在阅读、思考和讨论中不断提升说理论证的能力,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C计划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八年,前后上万学生参与过我们的课堂。但直到现在,很多家长在把孩子送来时还是会有迟疑:我把孩子培养得那么有自己独立的观点,那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不会反而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例如,孩子会不会有一种智识层面优越感,看什么都想去批判、质疑的杠精,变成一个被周围人排挤、厌弃的“杠精”?再例如,孩子太清醒,反而在现实中更加感受到无能为力。就像我们开头说到的连坐惩罚的问题。他意识到老师做得不对,他想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他回到校园生活中,发现可能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会不会反而因此更加痛苦?其实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它背后也有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你是愿意做混沌而快乐的猪,还是成为清醒而痛苦的苏格拉底?但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们并不必然只能在二者中做选择。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份我们学生写给老师的一封申请书。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真的很可怜,很多学校的课间十分钟,孩子们是不能下楼或者出教室的。这个孩子在学校,课间也是不让下楼的,因此他们就在座位上打扑克。结果老师觉得他们打扑克动静太大,而且课间玩得太high上课收不了心,把扑克牌也给没收了。于是我们的这个学生,就给老师写了一封这样的申请书。他先写了课间玩扑克牌的好处,12345列举出来。提前预判了老师的反驳,想到了课间玩扑克牌可能的坏处、产生的问题,并针对性地一一提出了解决方案。然后他郑重地在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写下了自己的承诺和保证。结果是什么呢?老师收到这封申请书非常惊喜,在这封申请书下签了名,同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批判性思维绝对不是培养杠精。我觉得学校的做法有问题,老师的观点不合理,我要批判、我要去硬杠,然后被周围的人排斥。不是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所倡导的,是一种明亮的对话。学会选择恰当的时间,以适合的方式,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完全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写了这样的信,对方也不接受他的观点。我们在理性的思考,平和的表达,却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和平等的对待。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在课堂上,我们也曾经和孩子们一起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遇到固执己见的人,该说服还是该闭嘴?
孩子们很快形成共识。我们需要区分情况,是什么人在什么事上固执己见,是否值得我去争论。例如,在公共舆论场上,遇到蛮不讲理的杠精、喷子,我们应该和他们争论吗?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不值得,这种情况下闭嘴就好了。但是我们正方的同学提出了他的观点:因为真理是要越辩越明的,我不说话,这不就相当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那些更偏激的人吗?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审视,我们在公共舆论场上去发声,去讲理,我们的目标和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要说服某一个特定的杠精吗?我想不是的。我们就像是来到了一个广场上,拿着大喇叭,我的听众是在广场上面无数的沉默的人。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去跟某一个杠精、喷子缠斗,而是拿着大喇叭说出我想说的话,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去影响、感染、说服更多的人。我们现在回到日常生活中,如果对我很重要的人,在很重要的事情上蛮不讲理、固执己见,我又该怎么说服他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需要抽离出来去想一想,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是却不愿意改、不愿意认错呢?他卡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呢?他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心理诉求?确实,说理要有用,是有前提的。它要求对话的双方,都能够以一种谦逊、开放、平等的姿态,就事论事,尊重逻辑、尊重事实,愿意妥协让步,承认自己可以被说服。而我们会看到很多固执己见的人,在关系中,其实是有一定的权力优势的。或者对这种权力地位有着更高的预期,也有可能有着更脆弱的自尊。一旦认错,他会觉得没面子,会感到自我价值被否定。如何放下权力的傲慢,学会去尊重别人,如何学会去正视自己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固执己见的人要修炼的课题。对于想要去说服他的人而言,我们要想说服他,就得先去尊重他的感受,理解他的情绪,在让他感到被接纳、被肯定的基础上,再去尝试说服对方。即便最后没有成功,我也能清晰地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错,而是对方有他自己的课题要去处理。所以,批判性思维并不会让我们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反而会让我们更多一些同理,多一些包容,少一些内耗,找到与他人的相处之道。
通过明亮的对话和说理,用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这是我们在C计划的课堂上,不断想要引导孩子们去做的事情。例如,我们读了一本关于吉普赛流浪家庭的小说,然后回到中国的现实新闻当中,一个城市该怎么去对待流浪者呢?当你看到新闻里面人行天桥下面堆满了这样的水泥锥的时候,你会对此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会发表什么样的观点呢?例如,我们在课堂上和跟孩子们讨论地摊经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应该取缔路边摊吗?你会对城市管理者提些什么建议呢?又例如,当我们和孩子一起读了有关流动儿童的纪实文学,我们也在讨论,如果你是教委领导,你会不会去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当你看到新闻里,北京又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如果让你给教委的领导写一封信,你会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每一次的讨论和练习,我们都在训练孩子进行清晰地公共说理,看到这些公共政策,会影响到哪些利益相关方,好处坏处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参与到公共讨论中的人,都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争论,会不会更好地推进公共议题的向前发展呢?我知道,当我举出这些例子的时候,有的伙伴、有的家长就已经有疑问了。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要去关注流浪汉、地摊小贩、关注流动儿童?成年人可以有很多答案来回应这个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带来更高犯罪率,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又例如贫困地区的儿童没有接受足够的、合格的教育,这些缺乏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的劳动力无法支持中国的经济转型。但是当我们在课堂上把这个问题抛给孩子们,他们最多的回应是什么呢?是同理心。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都是小孩。他们出生就陷入到这样的境遇中,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其实会发现,同理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很多人都生活在信息的茧房和阶层的区隔之中。网络确实帮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人,但更多的时候看见的却是一些标签化的符号。大量的偏见、歧视、网络暴力、仇恨言论,其实都源于对他人的生活缺乏想象,对他人的境遇缺乏了解,忽略每个个体行为背后结构化的社会因素,而过快地做出道德判断。这些生活中的例子,也经常会变成我们课上的讨论和练习。例如,那些经历严重家暴还不离婚的女性,就是意志软弱、不够独立吗?孩子们读了《天生有罪》,南非脱口秀演员崔娃的传记。看到他的妈妈在家暴中的痛苦与挣扎,看到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和法治的落后。我们要做的,绝对不只是简单地指责她,你怎么不反抗,你怎么不离开。又例如,那些在战争中选择离开自己家乡的难民就是弃自己的国家于不顾逃兵?他们看到战争的残酷与复杂性,看到难民们离家的悲痛与无奈,看到他们一路经历的艰辛与他们令人尊敬的、身上强大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阅读帮助我们打破阶层、国籍、种族,与更广阔的世界产生连接。而批判性思维,则帮助我们看到个体境遇背后的复杂因素,而对他人更多包容与同理。这是我们一个初中的学生,在上了四年C计划课程后所写下的感言。她开始将目光投向外部广阔的世界,她开始对歧视、性别平等、刻板印象、社会公正有了更多的思考。我看这座城市彻夜未眠,高楼大厦,灯火通明;
我看这个国家卯劲奔跑,高速发展,熠熠生辉。
我看键盘侠们,躲在网络背后,行侠“仗义”;
我看拐卖、性侵、校园暴力被频频挂上热搜。
唉,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女性总是被禁锢在行动的枷锁,
每日担心受怕,接收着更多的恶意;
唉,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学习汉字不能用,偏要用字母来代替……
总是有那么一群人,愿意自己翻山越岭,铤而走险,寻找真相,让他们寒心的不是来自自然环境的险峻,而是站在旁边指指点点,七嘴八舌的人们。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义无反顾的走上这样的一条路。轻轻推动发展,悄悄改变足迹。这些孩子的成长、改变,是我们一直坚持去做C计划的动力。
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只是去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优绩主义的逻辑下,那些深陷贫困和苦难中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不够坚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希望年轻一代,特别是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不仅仅活在自己的特权中。他们能够关注现实、关注公共,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自己更强烈的意义感、使命感。而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说一个人利己不利他,不关注他人的苦难、公共利益。还在于他的利己,他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单一标准下的成功。作为学生,追求的是分数、是排名,是更好学校;作为成人,追求的是收入、是职级、是阶层地位。在无止境的社会竞争和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总是害怕被比下去,而行为的动力,都来源于卷赢他人的渴望,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挚的兴趣和热爱。结果是什么呢?焦虑,倦怠,意义缺失。批判性思维不是万能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更稳定的内核,抵御时代的焦躁。例如,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看待外部评价?在C计划的课堂上,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上的第一课,就是区分事实和观点。这也是很多家长反馈给我们,让孩子特别特别受益的一课。一个孩子有一次做错了两道数学题,同桌直接说他“笨死了”。他是怎么应对的呢?我做错了两道数学题——这是事实;但这不代表我很笨,说我笨,只是他的一个观点。我做错了,是因为这个知识点我确实没理解,我理解了就不会错。就算我在数学方面表现笨点,我也有其他不笨的时候,不能直接说我是个笨人。这位家长的原话是,孩子就像有了一个金钟罩,它能够辨析什么是合理的评价,相信自己的价值所在,不被那些无理的标签、否定所伤害、所左右。又例如,到底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所有人都在卷课外班,我该去卷吗?所有人都觉得该拼命上某所学校,我该去上吗?所有人都说这个是热门的专业,我也该报吗?这是我们五年级的一个孩子,在面临升学的问题时,自己做的利弊分析表。用到的是我们在课堂上不断练习的权衡论证:看到不同选择的利弊,评估每一项利弊对自己的重要性,思考保留好处、规避坏处的兼顾方案。当他学会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他遇到人生路上大大小小的各种选择,他不会简单人云亦云、被主流价值裹挟、卷着走,他会成为一个为自我负责的、坚定的人。因此,批判性思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会;它是在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
在创立C计划之前,我是财新传媒的公共政策记者。我大学毕业进入媒体时,是传统媒体最后的黄金时代,我们一路见证所谓精英媒体话语权的旁落,反而是那些热衷于传播假消息、阴谋论的账号,轻而易举地制造对立、煽动情绪,却收获流量。大量基于性别、性向、种族、宗教、地域的仇恨言论、偏见歧视,在舆论场上一呼百应。出路在哪里呢?培养一个个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 ,才有可能成就一个更加理性、多元、良善的社会。我周围的朋友,听到我们在做的事时,通常都是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直呼我们做的这件事太有意义,“中国社会就缺这个!”
而第二种反应,则是担忧:现在教育这么卷,孩子们的时间这么有限,什么样的家长会让孩子专门学批判性思维?谁会来为你们的理想买单?
我们确实是在做很小众的教育。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路走来,我们找到了很多的志同道合者。
大家能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做题机器,他们是完整的人,我们不想再让他们被卷进抑郁症的病房,而能拥有更加丰盈自洽人生,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产生有意义的链接。八年过去,我们从最初的三个人,成长为一支有着50人的专业教育团队。每一个学期,都有上千名学生从我们的课程中受益。我们始终相信,我们在今天所种下的一颗颗关于理性思考的种子,它们一定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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