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孤勇者鲁迅：他的杂文是匕首、投枪，是独特形式的诗

2月前

1925年作为关键的一年，既是鲁迅人生的十字路口，更是鲁迅的文学结构和文学秘密的原发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生发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样一个总议题，并将“杂文的自觉”这一理论假设落实在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文学风格的发展路径上。

张旭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上世纪90年代，张旭东赴美求学，其后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任教至今。在新课《张旭东在纽大讲文学：重新认识鲁迅杂文》中，张旭东教授带领我们系统地重读和细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力争在世界文学的语境，重新解释和理解鲁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课程以杂文为章，纲举目张，重新探讨鲁迅文学的全体和整体。“因为杂文并不是鲁迅写作当中的某一个风格或者类型或者体裁，而是事关鲁迅文学的全体和整体，事关他的本质和根本特征。”

作为匕首、投枪，鲁迅杂文的功能是什么？新文学如何找到突破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带着当代人的视野和问题意思，再一次进入鲁迅文学的世界。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代表性著作包括《幻想的秩序》、《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和《批判的文学史》等。

1925年是进入鲁迅文学人生的中途和转折期的关键点，是鲁迅文学人生的困境、歧途、十字路口，是鲁迅整个文学结构和他的文学秘密的一个原发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生发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样一个总议题，也可以把杂文的自觉这一理论的假设，落实在鲁迅的传记，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文学风格的发生、发展等等。

《青年必读书》：“活人”VS“死人”

《青年必读书》这一篇文章很短，几乎都不是文章，是一个问答。青年找到大作家们，开点必读书。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鲁迅的回答，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这是鲁迅给青年人的忠告。这句话到现在还有人拿来做文章，或者引为座右铭，或者作为自己读书思考的准则。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鲁迅文学的转折，第二次诞生的语境里面，可以看到除了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个指导意见之外，鲁迅讲的是一个活人和死人的问题。不读中国书不过不会做古文而已，但是中国人最紧要的问题是怎么样作为人活着，活下去，为自己的未来守住自己的现在。所以文字、文学、阅读、传统、经典都已经是次要问题，其实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白话文。

鲁迅不言而喻地说我的问题同样不重要，也可以不读。首先文学就可以不读，如果你们有更重要的生存斗争要做的话，就应该勇往直前。第二是说如果要读，当然应该读知识等等，读的话我们要读活人留下来的文字。这就是鲁迅经常讲的，中国哪怕活人写的东西也像死人写的东西，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男尊女卑，还是那些老调子，所以没有任何活力。哪怕是写的西门庆式的活力四射，在鲁迅看来也是死人的东西。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青年必读书》

读外国书不仅仅是读外国书的问题，而是要把阅读，进一步讲也可以说是写作，切切实实地落在存在、活着，为人生、为未来而奋斗的一种存在的本体论上。

《咬文嚼字》：俗vs雅

相关还有一篇叫《咬文嚼字》，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不只是古文，包括士大夫体的，文人雅士体的，名士体的，矫揉造作、拿腔作调的文字的不耐烦，他说，这种都是叫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你越读越不明白，因为你越读越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人的经验的真相以及感觉的真相。所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如果要问它的功能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种高度像手术刀一样的，一刀切入现实的机体，要切到骨头，要碰到实质，要把一些无谓的伪饰、矫饰的东西统统剔除干净。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咬文嚼字》（二）

要达到一种直接性、尖锐性，要化繁为简，化雅为俗。这个俗是比喻意义上杂文的俗，因为杂文好像不好看，美文好像很好看，杂文好像说的都是大白话，说的都是论战性的、政治性的，冲突的，对抗型的文字。而艺术好像应该是温文尔雅的，是优美的。但是杂文内在的逻辑恰恰就是化雅为俗，这个俗是反讽意义上的俗。这和新文学白话革命的理想，所谓化俗为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好像是相反的，实际内部是高度一致的。

白话革命的理想就是化俗为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普通人的白话打造成真正的文学，那个叫雅，打造成文。这样的文在新文学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对标就是西洋近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两个最高点，在这样的一个参照系下面，新文学怎么写，怎么走，鲁迅一生都在想怎么写的问题。也正是这样的问题驱动着鲁迅，逼迫着鲁迅，摆脱各种各样的次要问题，比如文体的问题，类型的问题。比如“我要写小说，还是要做诗人”，“要不要用古体诗”，“怎么保持优雅，怎么写得美”等等，这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而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为新文学找到，就是保持它的内在的创造性和突破的可能性，这个叫雅。而为雅而雅的雅都是俗。这是杂文和在鲁迅写作日常人生里面以及其他的那些在文学场域里面的位置，杂文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

2019年秋季在纽约大学表演艺术中心剧场主持斯拉沃伊·齐泽克题为“天下大乱”的讲演

《咬文嚼字》里面还有两段有意思的话，第一段是在《通讯》的杂文里面讲到的，这里面提到一个形象，叫活埋庵，庙叫活埋庙。

怎么讲呢？鲁迅有一天进出胡同的时候看到老是有煤灰，北京冬天要取暖，烧的煤灰倒在哪儿，倒在胡同口，越积越多，把它搬走的工作永远赶不上把它堆起来的工作。“几所老房子有一半就露在街上，正像预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见了中国人的历史。”这也是杂文的以小见大，以偏盖全的手法的表现。还有一段我念一下：“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我们能听到早期的白话文化，新文化“五四”时代鲁迅的思想和立场，文字的回声。但是在1925年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的语境里面，我们还能理解到杂文和整个环境，不只是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文学环境、美学环境都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对立和对抗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鲁迅杂文又提供了另一个意象。

这一个意象同样是在《通讯》这篇文章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

……

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

——《通讯》

在杂文自觉出现的时候鲁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在杂文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必定是一种孤独的、散兵游勇式的、游击式的、偷袭式的，对堡垒的攻击，但是它确实是对堡垒的一种有效的攻击。而那种成建制的大部队往往是灰色的，是中庸和平的，有利益的考虑，人际关系的考虑、面子等等，倒不如这种孤勇者，单兵突进地在暗夜里对黑暗的堡垒进行偷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