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由的海报
作者：自由的海豹
长江以南地区是中华文明首先整合的区域。学界普遍认为，自早商二里岗文化（今河南郑州）扩散至盘龙城（今湖北武汉）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网络已经延伸至长江流域。然而，中华文明对南方的整合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统治时间也远比集体记忆要晚。据考古资料显示，随着二里岗因过分扩张而衰败，商王朝在前1300年丧失了对盘龙城的控制。至晚商时期（安阳时期，约前1250—前1045），商文化圈收缩至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带，几乎失去了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武王克商后，周在南方分封了一系列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虽然接受了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但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西周中期，楚国一度成为周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周昭王南征而不复”，“丧六师于汉”等记载反映了周在整合南方地区时遭遇的重重困难。最迟至秦始皇灭楚攻越时，南方才正式纳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框架之中。尽管秦王朝的统治不过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但秦留下的政治遗产却被汉继承，在之后长达千年的发展中，南方逐渐成为了中华文明认同感最强的区域，近代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无疑是南方人国族认同的集中体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帝国的制度在整合南方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俄罗斯学者马硕在著作《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以秦国统治下的一个小县城——迁陵县（今湖南湘西）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为什么秦制能统治南方。县制首创于楚，却被秦发扬光大。以迁陵县为例，该县在楚国管理时期几乎没有留下档案记录，但到秦国统治时期管理迅速精密化。不大的迁陵县下设3个乡，维护着一个“邮”（负责传送紧急文书）和至少三个“亭”（负责地方治安），数千人口中公务员的数量达到了103个。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数量多达3.7万枚，经鉴定为秦国迁陵县官方档案的残余，内容涉及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迁陵县是秦式基层政权在南方扩张的缩影，结合睡虎地秦简对安陆县的复原（参见《<喜>到底烂不烂？》），可以想象公元前3世纪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基层治理革命，它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使帝国的核心与外围紧密团结在一起。秦国每征服一地就组织向该地区移民。在秦国征服四川盆地后，据记载有“秦民万家”迁居至此。成都郝家坪墓葬显示，秦帝国动员了“关中移民”、“中原移民”“楚国移民”等多个社群迁居至此。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安排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秦国有意打乱征服地区人口构成、去差异化的结果。正如马硕所说：“秦官吏通过拆分当地的社群，建设当地人与移民混居的新聚落，不仅削弱了对国家组织活动的反抗，还促进了新的混合身份的形成，使得战国时代的身份标记成为过去”。在这一过程中，秦帝国还动员了很多非自由人移民。以迁陵县为例，秦国征服此地后驻扎了600名“戍卒”。此外，整个县还有1/3的人口是迁徙来的“刑徒”，其中不乏受黥（面部刺字）、劓（割鼻）、斩（砍脚趾）等肉刑的罪犯。这样的安排除了基于劳动力的需求，也能对当地人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体现了商鞅“以奸驭良”的法家思想。人类是天然缺乏维持大团体能力的物种，其自发产生的团体无一例外都是小规模的。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具有先天差异性，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需求，进而使维持大团体的成本陡然上升。秦制度精准地捕捉到问题源头，最大程度消除了个体的差异性，才使维持超大规模共同体成为可能。考古资料显示，长江中游以南地区虽然长期被楚国管理，但除长沙外很少发现楚国货币，反而出土了大量秦国铜币。这说明在秦人到来之前，楚国大片区域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中央和地方经济联系较弱，基层治理相当落后。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服改变了南方落后的经济面貌。以迁陵县为例，秦政府曾支付8万枚钱币为当地刑徒采购冬装和夏装。此外，政府还以货币奖励告发，举报和逮捕犯罪者有350—1152枚钱币不等的奖励。如此大量的货币由核心地区涌入迁陵这样的边缘地带，从短期来看耗费了秦帝国的资源，但从长期来看却扩大了帝国的基本盘。当地社会的货币化带动耕战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可以为秦帝国提供新的经济来源。此外，货币的价值依靠政府信用，接受了秦国货币就相当于认同秦国的统治。秦国以政府支出带动地方经济货币化，加强了地方经济的向心力与依附性。综上所述，“去差异化”“基层政权建设”“强化央地经济联系”是秦帝国扩大及维持统治的三样法宝。在宏观层面，“基层政权”“央地经济联系”使地方连入全国性的物资-人员网络。凭借该网络，帝国核心能迅速调配大量资源，如臂使指，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使地方依赖核心的组织与经济输入，高度服从咸阳的指令，办大事才有力量。从微观层面上讲，由于秦吏对“个体”的去差异化，使得帝国将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的人口统合进一个大共同体。只有在高度统一、同一的组织结构里，个体的行为才会无条件服务于整个族群，化为集体意志与智慧的一部分。反观西方基督教文明，则从未诞生过上述组织结构，煊赫的罗马帝国虽然统一了环地中海世界，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在基层治理上却无法与同时代的秦汉帝国相比，它在基层由各城市、王国、部落各行其是，正如芬纳所说，是一个“众多自治市组成的庞大控股公司”。此后西方文明无论无论采取何种政体，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城市共和国，再到近代的共和国、民族国家，其基层治理模式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在西方人的价值体系里，“自治”是根本逻辑，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西方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中国也无法真正理解西方，因为双方在文明上的差异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海豚与蚂蚁。海豚崇尚个体主义，遨游于海上。蚂蚁崇尚集体主义，称霸于陆地。如果让海豚受蚂蚁的社会模式规训，它们必然群起反抗；如果让蚂蚁以海豚的群体规模行事，它们则无法生存。海豚的友好团体叫做群。一个群通常包括4-5只海豚，但组成群的海豚数量较为灵活，可以少至2只多达50只。群体的大小也经常改变。海豚生活在分裂—合并的社会模式下，这意味着它们经常加入或离开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成员组成群体或离开群体。
诚然，中华文明不等同于吏治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也曾诞生过发达的吏治文明，这一点只需阅读乌尔帝国（前2113-前2006）档案就能深有体会。但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些文明都已经灭绝，只余最后的种子在东亚地区开枝散叶，并借助工业化的成果发扬光大。因此，中华文明是唯一幸存的吏治文明，也是吏治文明最先进、发达的形态。国内学者根据乌尔帝国档案重建4000年前两河流域一位官员的工作记录（节选），其精细程度远超同类研究对秦吏的还原。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古老的吏治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在调配、集中资源上的传统优势更为突出，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检察的缺陷。此外，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使吏治文明在不影响整体同步性的前提下更重视个体的创造性，成长为“现代吏治文明”。如今的格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无论唱衰任何一方都有割韭菜的嫌疑。庸俗但诚恳地说，中西之争，确实不是简单的经济、军事、文化之争，而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何种组织形式拥抱未来的道路之争。在这样的命运分岔口，人心向往哪条道路，世界就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人心所向，即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