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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巴勒斯坦各派团结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受到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这一消息看似突然，背后其实是中国和中东各国在友好合作中酝酿多年的成果。如何理解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局面对于中东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和战略目标是什么？
本文指出，中东地区内部有三个权力中心和两大热点问题，三个权力中心分别是伊朗及其盟友体系（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土耳其、卡塔尔及其支持的逊尼派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以色列和阿联酋以《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形成的盟友体系；两大热点问题则是沙特-伊朗全面战略竞争和巴勒斯坦问题。其中，巴勒斯坦一直是中东地缘战略竞争中的核心问题。相较沙伊和解促动的和平潮流注，巴勒斯坦问题长期被边缘化，其根源在于以色列方面。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推动的“中东四方”机制和《亚伯拉罕协议》，逐渐孤立了巴勒斯坦问题，导致其和平进程不再被中东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重视。以色列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意愿大大降低，在极右翼势力影响下，其巴勒斯坦政策更具攻击性，巴以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这一局面反过来也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化，2007年之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和哈马斯控制的加沙之间已经处于分治状态。面对以色列日益拒绝妥协的态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等政治势力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也对和平进程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作者指出，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中东的安全与发展成为中国全球化新布局中的战略重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外交手段，以谈判方式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开始为中东和平提供具体操作方案，将原则、立场付诸行动。而这有赖于抓住中东地区的关键问题和关键主体。巴勒斯坦作为中东一大关键问题，必然成为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目标。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8月刊，原题为《中东为什么大和解》，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东为什么大和解
一场历史大和解正在中东地区上演。2023年4月6日，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长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和平的涟漪波及之处，叙利亚外长访问沙特、也门冲突各方会谈、卡塔尔和巴林恢复关系……一时间，中东地区涌现出一场“和解潮”。20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整个中东陷入动荡，伊朗崛起，沙特发力，形成双峰对峙局面；2010年开始，“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分化进一步加剧。如今20年后，随着沙伊这对“宿敌”的历史性和解，一个新的中东地区秩序可能正在慢慢浮现。是什么促成了中东的大和解？
▍中东大和解的大国背景
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乌克兰危机、中国的中东外交再定位等地区外部因素，共同塑造着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
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使得中东成为美国战略的重中之重。过去30年，美国采取“军事化”手段，通过大规模地面战争，在中东地区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果深陷泥潭。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政策，决定从伊拉克撤军；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2021年8月，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经过三届政府的努力，美国最终实现了全球布局的调整，在中东完成了战略收缩。但这一收缩是有底线的。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三大重点（“印太”、中东和欧洲）之一，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中东。从阿富汗撤军，只意味着美国在短期内不会再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当前，美国在中东正在进行战略调整，通过采取“非军事化”的手段，来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外交出现“向东看”的态势，即将亚太和中东作为外交布局的重点。俄罗斯有意加大力度推进“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建设，打造从俄罗斯经中亚和高加索到印度洋的新通道，以对冲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中东在俄罗斯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特别是伊朗和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长期与中东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国家成为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随着经贸关系的深化，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从单一的经济维度，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的多维度转变。2019年11月，中国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中东安全论坛，2022年通过视频方式举办了第二届，有意为中东各方探索新的安全治理思路和方案搭建平台。在此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中东安全新架构”。“中东安全新架构”反映了将发展与安全问题综合统筹的理念，聚焦于海湾安全对话平台和巴勒斯坦问题，努力为影响中东战略格局最为核心的热点安全问题创造缓和与解决的条件。总的来说，大国在中东影响力和实力对比的格局，正因各国政策和布局的调整而有所改变，不过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中东地区的内部新变化
当前的中东战略格局，依然呈现为三个权力中心：伊朗及其盟友体系，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土耳其、卡塔尔及其支持的逊尼派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以色列和阿联酋以《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形成的盟友体系，美国正推动沙特加入这个盟友体系。三个权力中心构成的中东战略格局，决定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态势。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沙特-伊朗全面战略竞争和巴勒斯坦问题这两个核心热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中东战略格局的一个拐点。在这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挑战是伊朗和伊拉克。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便被美国视为最主要的挑战，一直受到打压遏制；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对之进行军事打击。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设计了“双重遏制”政策，即在中东地区对伊朗与伊拉克同时进行遏制，且重点遏制伊拉克；此外还有“两伊平衡”的设计，即使被遏制的两伊双方互相牵制。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双重遏制”政策事实上瓦解。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感受到伊朗的巨大压力，将之视为主要威胁，双方的紧张冲突持续升级。这种紧张关系在中东多个热点问题中凸显出来：在也门，沙特支持也门哈迪政府，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在叙利亚，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沙特以及卡塔尔等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在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双方也处于对抗的状态。2016年1月沙特决定与伊朗断交，这一对抗状态达到巅峰。正确地理解沙伊矛盾，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把钥匙。2023年3月沙伊签订复交协议后，很多媒体分析都认为，中国解决了伊斯兰两大教派千年的矛盾冲突。事实上，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差异一直存在，但被解读为激烈的教派冲突，则主要是2003年之后的现象——为了在观念上孤立伊朗，约旦提出“逊尼派三角vs.什叶派新月”的观点，将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扭曲为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之间的固有矛盾。如此一来，冲突就是无解的，不仅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无关，甚至是永恒的地区主题。但实际上，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不只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PMF）等什叶派组织，也包括相当部分的逊尼派，比如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运动。2023年2月13日，伊朗总统莱希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老朋友是未来合作的最好伙伴》的文章，指出伊朗“负责任地站在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一边”。言下之意，伊朗的朋友遍及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以教派为限。不同于教派对抗这一话语体系，伊朗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抵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运动的创始人法特希·沙卡基（Fathi al-Shaqaqi，1951~1995）就认为，伊朗人民可以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巴勒斯坦人民也一定有能力通过抵抗来反对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被视为中东地区的“抵抗阵营”。这既不是基于教派身份，也不是基于民族属性，而是在全球与地区战略格局下的政治和战略选择。阿联酋学者穆罕默德·巴哈伦（Mohammed Baharoon）指出，要把“大竞争”的概念转变为“大互补”的战略，才能为地区国家之间的缓和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把对冲突的理解进行降级，打破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把对教派冲突的理解回归到国家间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这是认知的重要改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落实到操作环节，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搭建一个跨海湾对话平台，便于双方讨论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也门问题等紧迫的热点问题。这是实现地区缓和的重要步骤。中国提出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设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用意即在此。在这一轮中东大和解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在国内不少媒体的论述中，中国仿佛神秘之手，在沙伊和解中发挥了“第一推动”的作用，而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则尽量避免提及中国，极力抹消中国的影响。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中国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当看到，在沙伊和解中，中国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中国是顺势而为，前提在于中东地区内部出现了有利的形势变化。一方面，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出现新的发展理念。2016年，沙特提出“2030愿景”，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新的国家发展理念。自20世纪70年代获得大量石油美元后，沙特就一直在探索经济多元化路径。长期以来，沙特主要通过金融投资的方式推进经济多元化，即将“石油美元”投到欧美企业获得金融收益，降低财政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赖。这种方式对于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效果有限。当前，沙特提出新的国家发展理念，即以工业化和供应链建设为重点来推进经济多元化。沙特意欲打造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制造业，包括新能源、数字经济和国防工业等，同时推进供应链建设，建设大型的物流中心。阿联酋则有意打造全球高新技术转化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金融中心地位。阿联酋通过能源产业积累了高达1.5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为了应对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对传统石油产业的冲击，其利用巨额资金全力打造全球性的高新技术转化中心，特别是包括光伏、风能、锂电、氢能等新能源技术。阿联酋地理位置优越，航空工业和海运、港口都非常发达。2023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问沙特，提出沙特、阿联酋、印度等国合作，建造一个连接中东和印度的铁路网。在国际贸易中，阿联酋货币迪拉姆也得到越来越大规模的使用，阿联酋有意以此为基础，将自身建设为全球性金融中心。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是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伊朗通过谈判解决矛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出现重要转向。由于长期受美国制裁，伊朗经济面临比较大的困难。鲁哈尼政府（2013~2021）的思路是，改善民生和促进青年就业，需要引进大量外部投资，而只有通过伊核谈判缓和对美关系、推动美国取消制裁，才能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并增加投资。因此，鲁哈尼政府将伊核谈判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但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并启动极限施压，鲁哈尼伊核谈判优先的外交政策宣告失败。莱希总统2021年就职之后，提出亚洲优先的外交政策，并重视伊朗的周边外交。2016年1月，沙特决定与伊朗断交；2019年9月，在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后，双方开始进行接触。2021年4月~2022年4月，双方在伊拉克围绕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五轮谈判，此外还在阿曼围绕也门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正是基于亚洲优先的外交理念，伊朗将与沙特最终外交突破的地点选在了北京。通过2023年3月6日~10日的谈判，两国最终在北京达成了协议。事实上，不止伊朗转向亚洲。随着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及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中东地区与周边区域，特别是亚洲的跨区联动越来越紧密。卡塔尔成为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参与方，土耳其主导“突厥语国家组织”作为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强化影响力的平台，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截至目前，伊朗已正式加入，埃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成为对话伙伴国。中东地区呈现出整体转向亚洲的态势。相较沙伊和解促动的和平潮流，及其引发的强烈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似乎处于某种不闻不问不理状态。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边缘化，大部分中东热点问题都与之无关，即便解决了巴勒斯坦问题，也无法助推其他问题解决。但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中东地缘战略竞争中的核心问题。所谓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根源在于以色列方面。以色列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促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超脱或中立立场，在使自身摆脱孤立状态的同时，孤立巴勒斯坦。2020年8月13日，阿联酋与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9月，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2月，摩洛哥也宣布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2021年，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印度组成“中东四方”（Middle East Quad），并在2022年7月召开线上峰会，正式将之命名为I2U2。这种合作机制被称为小多边机制（minilateralism），是少数国家围绕特定议题形成的排他性合作安排。《亚伯拉罕协议》及“中东四方”的安排脱胎于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联盟”构想，目的在于推动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紧密的安全合作，以对抗伊朗和土耳其在地区的影响力。这一构想最初被命名为“阿拉伯北约”。随着巴勒斯坦日趋孤立，以色列以“两国方案”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意愿逐渐降低。2022年11月，极右翼势力在以色列大选中崛起，“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且在大选后组成的政府中获得重要影响力。在极右翼势力影响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更具攻击性，巴以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事实证明，《亚伯拉罕协议》并没有促进巴以之间的和平，反使冲突更为激烈。这一局面反过来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化。2007年之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和哈马斯控制的加沙之间已经处于分治状态。面对以色列日益拒绝妥协的态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等政治势力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政治势力坚持抵抗路线，2021年5月爆发了加沙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基于新的政治现实，哈马斯开始恢复因“阿拉伯之春”而与伊朗、叙利亚等国恶化的关系。2022年10月19日，哈马斯高级代表团访问叙利亚，这是2012年哈马斯决定撤出叙利亚之后的首次，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恢复。中东的“抵抗阵营”得到强化。《亚伯拉罕协议》签订、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上升、巴勒斯坦内部分化加剧以及中东“抵抗阵营”强化，都说明了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地缘战略竞争中是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方面，国际社会目前缺乏动力。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世纪交易”，实际上是单边支持以色列；拜登政府至今也没有提出自己的中东和平计划。因此，要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要为“两国方案”提供新推力，为中东和平进程注入新动力。2023年6月13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对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23年第一位访华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在阿巴斯访华期间，中国提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三点主张，首先是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两国方案”的根本；其次是缓解巴勒斯坦经济民生的严重困难；最后是坚持和谈。同时必须看到，面对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咄咄相逼，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也对和平进程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在这种氛围下，巴以冲突呈现出激化的态势。因此，如何努力管控和缓解冲突，也是应对巴以矛盾的重要方面。为了管控冲突，需要协调冲突有关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包括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等政治势力，乃至埃及、伊朗、土耳其、卡塔尔、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对巴勒斯坦问题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和政治力量。推动和平与控制冲突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中国中东政策再定位
中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也是对中东地区不断进行再定位的过程。起初，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定位是“周边的延伸”，因为中东形势影响着阿富汗、南亚、中亚等中国周边形势；到21世纪初，这种定位进一步演变为“大周边”；今天，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开始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中东问题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建设也在提升。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一种“总体超脱，适度参与”的政策取向。面对两伊战争，中国并没有选择积极斡旋停战。一种观点认为，中东地区过于复杂，矛盾重重，贸然参与不仅很难起到作用，还可能深陷泥潭，美国和苏联不都陷进去了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东地区并没有特别重要，中东在中国的整体外交布局中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不需要大成本投入参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贸领域合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诸多项目逐步落地，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提升至新的层次。“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对中东的定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目前尚未提出其他地区的安全新架构，“中东安全新架构”凸显出中东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特殊地位。2021年9月和2022年4月，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关注发展，也关注安全，发展与安全不可分割。中东地区长期以来面临严峻的发展重担和安全困局，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成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的组成部分。这同时意味着，中东的安全与发展已经从一个区域性问题，变成了中国全球化新布局中的战略重点。“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提出，表明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建设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外交手段，以谈判方式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但这仅仅是一种原则、立场、态度。“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提出，则意味着中国开始提供具体操作方案，将原则、立场付诸行动。而这有赖于抓住中东地区的关键问题和关键主体。2022年12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时指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次日发布的《中沙联合声明》也明确“双方强调应继续将中沙关系置于各自对外关系中的优先位置”。2023年2月16日，中国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发展紧密的战略关系是中伊作为东亚和西亚两个古老文明所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符合整个地区的利益。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伊两国均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各领域全面战略合作”。在此前的2019年，时任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访华，两国联合声明也明确表示“将发展中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优先方向，深化两国特殊关系”。这些官方文件用清晰的语言，明确了沙特、阿联酋和伊朗等国在中国中东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伊朗“亚洲优先”的外交政策，沙特、阿联酋等国新的发展理念，中东国家积极加入上合组织并重视亚洲，都为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地缘战略竞争的跨区联动与外溢，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上升，美国积极推动的“小多边机制”，也是中国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中面对的新挑战。因此，中国应以冷静而积极、审慎而主动的态度，引领对中东政策的再定位，并聚焦于提升认知水平、加强能力建设、扩大政策工具箱。在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展开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但一方面，很多中东国家把“一带一路”合作简单理解为可具体操作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阻挠，以色列等并没有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与阿拉伯世界携手共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这就更需要平衡发展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然而中东安全新架构不可能囊括中东的所有热点问题，目前主要聚焦于跨海湾安全对话和巴勒斯坦问题两个方面。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可以说为中国与中东地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共享的价值取向框架，所有中东国家都认可和接受现代化，都在建设基于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中东地区所有国家都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获得经验和启示。“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在中东地区可以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东安全新架构连接在一起，从而覆盖中东地区所有国家，为发展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8月刊，原题为《中东为什么大和解》。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