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育娲人口 任泽平 梁建章 黄文政 何亚福 吕俊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我们此前推出《中国人口报告》、《日本人口报告》等系列深度报告。当前印度人口结构类似于中国的“昨天”，人口总量大、年龄年轻等，本篇报告聚焦印度人口形势，探讨其人口变化。当下印度正处于人口红利初期，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印度是否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竞争对手？1、2022年印度人口达14.2亿人，粗出生率降至16.4‰（2021年），已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预计2060年达16亿人口峰值。2、印度年龄结构较均衡，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6.9%，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且整体人口较为年轻，年龄中位数仅27.9岁，总和生育率为2.0（2021年）。3、印度近八成人信仰印度教，由于宗教和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1.077:1。目前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仍然存在，2021年其他“落后阶层”OBC人口占比超40%。4、印度的人口分布呈现出东北和南部人口两极聚集的态势。2022年，农村人口占比超过64%，相当于中国2000年的水平。印度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然而，由于宗教和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人口流动主要以邦内的短途为主。农村到农村的流动是最普遍的方式，占比超60%。1）少儿抚养比较大，劳动力负担重，导致产出转换为储蓄较少，2022年总储蓄率仅30%，低于中国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碍社会资本积累，影响社会发展。2）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32%，大幅低于中国、巴西、美国的72.0%、56.8%（2021年）、84.9%（2021年），导致合格劳动力数量偏低，阻碍人口红利的释放。3）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加剧印度社会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性，社会高种姓阶级占据社会绝大多数财富。4）劳动法严苛，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较高，2022年失业率达7.3%，高于中国、美国、日本的4.9%、3.6%、2.6%，由于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居全球末尾，2022年仅24%，大幅低于中国、美国、俄罗斯的61%、56%、55%。5）由于农业生产水平落后，大量粮食出口、人口数量多等，粮食供给有限，导致印度成为“重度饥饿”国家，2023年饥饿指数处于“严重”区间。同时，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达35.5%、大幅高于俄罗斯、巴西、中国的10.9%、7.2%、4.8%。综上所述，当前印度在人口总量和结构上具有一定潜力，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且种姓制度、宗教体系短期难以改变，因此复制中国“人口红利”之路难度较大。如果当前印度未能雷厉风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错过“人口红利”最佳窗口期，后续演变成“空有众多人口，难有红利发展”。但是近年印度改革开放的力度较大，利用外资、经济增长、股市等均取得长足进展，有可能逐步释放人口红利，值得关注。风险提示：国外官方数据统计存在偏差，印度统计人口数据包含领土争议区域，印度统计城市人口口径为居住在城市的人口。1 印度人口转型：自古人口众多，1990年开始人口步入中增长阶段2 印度人口特征：总量持续上升，人口结构均衡，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2.1 总量：2022年达14.2亿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2 结构：人口年轻，男女比例失衡，其他落后阶层占比超40%2.3 分布和迁移：东北和南部人口两极聚集，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区域3 印度当前人口问题：抚养负担重，基础教育质量低，贫富差距大，女性劳动参与度低3.1 少儿抚养负担重，社会资本积累慢，影响经济发展3.2 受教育水平分化，高等教育入学率低，阻碍人口红利释放3.4 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高，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度低3.5 人口众多、粮食供给有限，成“重度饥饿”国家，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率位居全球前列1 印度人口转型：自古人口众多，1990年开始人口步入中增长阶段1600年前：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历经政权更迭和战争频繁，人口增长缓慢，其中公元前400年-1600年，人口年均增速仅0.07%。公元前2500年，达罗毗荼人建立最初的古印度文明。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通过古印度西北部的山口进入印度地区。在雅利安人侵略下，部分达罗毗荼人被迫向南印度转移，而大部分则留在北部成为雅利安人的奴隶。为了区分人种和维护雅利安人统治，雅利安人建立起种姓制度和以吠陀文化为基础的宗教体系。直到16世纪后期开始被欧美殖民者侵略，印度依旧未形成一个完整稳定的政权。此阶段人口以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为特征。根据权威史料，古印度（包含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人口自公元前400年的2700万增至十六世纪的1亿人左右，年均增速0.07%。1600年-1950年：高出生、高死亡、中增长阶段：西方列强入侵印度，最终英国将分裂的印度整合，一定程度促进了人口增长，但由于医疗水平有限，饥荒和流行病肆虐造成人口大规模死亡。17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开始入侵印度。1600年，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1849年击败其他列强，建立了英属印度，将四分五裂的印度整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人口增长。此阶段的人口特征为高出生、高死亡和中增长。1600-1900年，印度人口由1.3亿增至2.8亿，年均增速0.26%。然而，在1899年，印度中部季风气候失效，导致长时间干旱和粮食减产，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疟疾肆虐，导致大量人口死亡。1901年-1921年，印度人口仅增加了约1600万人，这20年间的增长率降低到了0.2%。其中，1918年至1919年间，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达2000万人。1950年-1990年：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印度建国后 为应对人口问题推行计划生育，但宗教和社会抵制情绪强烈，政策效果欠佳，其中，1960-1990年人口净增长达94%。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起，印度政府注意到人口增长压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中提出计划生育问题刻不容缓，并拨款650万卢比支持该项政策实施。但早期计生政策较温和，劝导为主，未强制。1975年英迪拉·甘地推行强制计生措施，实施了大规模绝育手术，主要是男性输精管切除术。但因受宗教等因素影响，抵抗计划生育政策声音强烈，大规模的强制计生政策也成为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选举失利的重要诱因。至此，后续印度领导人再未推行强硬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速出现反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51-1991年，印度人口净增长约4.85亿，其中1960-1990年人口净增长93.83%，年均增速2.3%，平均粗出生率37.43‰。由于医疗水平提升，流行病得到有效控制，印度粗死亡率也由1960年的22.18‰降至1990年的10.86‰。1990年至今：中出生、低死亡、中增长阶段：较富裕的邦逐渐接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得到有效控制，叠加避孕用具普及，1990-2021年粗出生率从32‰降至16‰，人口增速降至0.68%。印度各邦间贫富差距和教育程度差距较大，部分邦对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度较低，而较为富裕的南方邦则逐渐接受了计划生育政策。根据印度健康和家庭调查(NFHS-5)数据，印度除米佐拉姆邦外，使用计划生育措施（避孕用具、绝育等措施）的人口比例都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超55%的夫妇使用现代避孕方法，女性绝育占所有避孕措施的2/3。此阶段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是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2021年，印度粗出生率从31.5‰降至16.4‰，粗死亡率进一步降至7.27‰，人口增速降至0.68%。2 印度人口特征：总量持续上升，人口结构均衡，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1947年印度独立后，于1948年颁布《印度人口普查法》，并于1951年起每十年一次开展人口普查，由印度政府民政事务部下属的注册总署和人口普查专员负责。截至2011年，已进行了15次。原定于2021年开展的第16次人口普查由于新冠疫情推迟。数据说明：印度官方资料和数据将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 Kashmir）、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我国称“藏南地区”）、拉达克（Ladakh）统计在内，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在印巴分治时未获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各占一部分；“阿鲁纳恰尔邦”为实际归属我国的藏南地区，1987年2月，印度宣称建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我国多次严正声明，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阿鲁纳恰尔邦，现实际全部为印度占据；中印划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拉达克冲突不断，该地区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现绝大部分由印度控制。2.1 总量：2022年达14.2亿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22年印度人口达14.2亿人，粗出生率降至16.4‰（2021年），已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预计2060年达16亿人口峰值。从人口总量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总人口从1960年的4.5亿上升至2022年的14.2亿，已超越中国（14.1亿人），位居全球第一。从增长率看，印度人口增长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2022年人口增长率降至0.68%，高于巴西（0.45%）、中国（-0.01%）。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看，1960-2021年印度粗出生率从42.0‰下降至16.4‰，粗死亡率降至9.5‰，由于新冠疫情等，2021年粗死亡率同比小幅上升。2.2 结构：人口年轻，男女比例失衡，其他落后阶层占比超40%印度年龄结构较均衡，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6.9%，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且整体人口较年轻，年龄中位数仅27.9岁，总和生育率为2.0（2021年）。从人口年龄结构看，1960年以来，印度人口结构较为稳定，0-14岁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40.5%下降至2022年的25.3%，65岁及以上人口从1960年的3.1%上升至2022年的6.9%，2022年15-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为67.8%，与中国（69.0%）较为接近，人口金字塔呈现扩张型。从年龄中位数看，印度人口整体较为年轻，2022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7.9岁，低于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的39岁、38.5岁、37.9岁、33.2岁。从总和生育率看，由于避孕药具普及等因素，2021年印度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2.0，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但仍高于美国、巴西、俄罗斯、日本、中国的1.7、1.6、1.5、1.3、1.2。近八成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受宗教和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1.077:1。从宗教看，79.8%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14.2%的印度人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基督教、锡克教人口占比分别为2.3%、1.7%,佛教、耆那教、袄教、其他宗教或无宗教人口占比均小于1%（不含曼尼普尔邦塞纳帕蒂区的Mao-Maram、Paomata、Purul
subdivisions），作为本土主要宗教的印度教和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在印度影响力较大。从民族构成看，印度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46.3％，其他较大的民族包括马拉提族、孟加拉族、比哈尔族、泰卢固族、泰米尔族等。从性别比例看，受宗教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印度农村地区经常出现扼杀女婴的现象，导致长期印度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印度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77，高于俄罗斯、日本、美国、巴西的1.057、1.051、1.048、1.045。
从种姓看，印度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其中2021年其他“落后阶层”OBC人口占比超40%。印度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目前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仍然存在。根据Statista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印度其他“落后阶层”OBC(Other Backward Class)人口占比最大，达42%；表列种姓SC（Scheduled Castes）人口占比为22%；一般等级（General Class，又称Forward Class）人口占比为22%；表列部落ST（Scheduled Tribes）人口占比10%；无种姓占比仅5%。（印度政府已取消对各种姓人口数量的统计，改为通过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种姓、一般等级进行统计，一般等级不属于SC、ST和OBC的阶级，表示其成员在经济和社会上平均领先于其他印度人的种姓。）2.3 分布和迁移：东北和南部人口两极聚集，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区域印度现形成东北和南部人口两极聚集态势，2022年农村人口占比超64%，相当于中国2000年水平，仅十个地区城市人口占比超50%。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是印度人口密度最高的两个地区。从行政区看，印度的34个邦/属地/国家首都辖区（剔除争议区域），印度人口委员会发布的《人口预测报告2021-2036》显示，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比哈尔邦是人口最多的三大邦，2021年人口数量均超过1亿，3个邦人口之和占全国比重高达35.5%。从城乡结构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城市人口占比为35.9%,相当于中国2000年水平。在印度34个邦/属地/国家首都辖区中，仅有十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比超过50%，且有十一个邦和属地的城市人口占比低于30%。其中德里是城市人口占比最高的邦，其城市人口占比为99.4%。从城市人口看，2022年印度城镇化率为36.4%，城镇化率逐年保持上升。但超过100万城市人口占比仅为16.3%，显著低于中国、马来西亚、埃及、俄罗斯的30.5%、24.8%、24.5%、23.7%，其农村人口占比高。印度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因受宗教及种姓制度的影响，以邦内的短途人口流动为主，农村到农村流动是最普遍方式，占比超60%。整体看，据印度2017年发布《经济调查》显示，2001-2011年间，每年约500-600万的人口流动，其中邦间流动约6000万，区域间流动高达8000万，主要是由东北部落后地区向西南部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流动，即人口流出为人口稠密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北方邦、比哈尔邦等，主要流入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德里、旁遮普等。因受宗教及种姓制度影响，印度远距离人口迁徙比例远低于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印度城乡间人口流动相对较少，多为邦内的短途人口流动。从邦内流动来看，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从出生地向邦内另一个地方流动的人口为2.6亿人，其中70%仅在出生地所在县内小范围迁移，只有30%的人口跨县迁移。值得注意的是，最普遍的人口流动是农村到农村，占62%，其次是农村到城市，占20%，城市到城市的流动仅占13%。注：虽印度社会早在1947年便颁布废除种姓制度的法律，并先后推出一系列法律来减轻种姓制度的负面作用，但种姓制度的世袭、分化阶级等内容以宗教的形式得以保留，尤其在印度农村地区，种姓制度十分顽固，印度农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传承，认为特定种姓只能从事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工作，因此为找工作而来到城市的农村居民比例并不高。3 印度当前人口问题：抚养负担重，基础教育质量低，贫富差距大，女性劳动参与度低3.1 少儿抚养负担重，社会资本积累慢，影响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较大，劳动力负担重，导致产出转换为储蓄较少，2022年总储蓄率仅30%，低于中国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碍社会资本积累。印度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新生人口多，抚养比较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少儿抚养比为37.3%，高于巴西、美国、俄罗斯、中国、德国的29.0%、27.7%、26.6%、25.0%、21.9%，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37.0%），印度家庭支出中下一代教育、成长支出多，抚养新生人口负担重。抚养比高，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重，消费支出高，导致产出转化为储蓄较少，使得家庭储蓄率低、家庭财富积累慢。根据CEIC公布的数据，2010-2022年，印度的总储蓄率从36.0%下降至30.2%，低于2021年中国45.9%的总储蓄率，较低的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能力低，缺乏投资条件，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导致高生产率工业部门发展较差，经济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加重失业困难，进而陷入低生产率、低收入和低资本积累的恶性循环，影响经济发展。3.2 受教育水平分化，高等教育入学率低，阻碍人口红利释放印度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32%，大幅低于中国、巴西、美国的72.0%、56.8%（2021年）、84.9%（2021年），合格劳动力数量偏低，阻碍人口红利释放。由于性别偏见和童婚等，女孩继续接受教育阻碍较大。根据ASER发布的《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
2022》显示，2022年全印度11-14岁女童未入学的比例为2%，但15-16岁女童未入学的比例达到7.9%，其中有3个邦该年龄段女童辍学率超过10%，即中央邦（17%）、北方邦（15%）和恰蒂斯加尔邦（11.2%）。从高等教育入学看，人口增长过快和高等院校数量不足等因素，印度高等教育入学率偏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31.6%，大幅低于中国、巴西、美国的72.0%、56.8%（2021年）、84.9%（2021年）。从地区分布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喀拉拉邦、拉克沙群岛的识字率超过90%，而识字率较低的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仅有65%左右。合格劳动力数量较少，阻碍人口红利的释放。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导致了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高种姓阶级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富。由于种姓制度的连续性，高种姓阶级能够从代际间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传递和积累中受益，从而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机会，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创造财富。相比之下，低种姓和落后阶级往往缺乏财富积累和受教育机会，难以获得稳定、可观的收入来源。从种姓制度内容看，印度社会中“某一种姓只能从事特定工作”的观念根深蒂固。与高种姓相比，低种姓和落后阶级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保障差的工作，缺乏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根据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印度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57%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后50%的人口仅拥有13%。这表明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较大，其中以种姓制度为特点的社会结构加剧了印度社会的贫富分化。3.4 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高，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度低劳动法严苛，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较高，2022年印度失业率达7.3%，高于中国、美国、日本的4.9%、3.6%、2.6%，由于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居全球末尾，2022年仅24%，大幅低于中国、美国、俄罗斯的61%、56%、55%。印度劳动法非常严苛，根据《1947年工业纠纷法案》、《1948年工厂法案》和《1970年合同工法案》等要求，公司雇佣和解雇员工需经过政府同意，并鼓励公司小型化；成为“正式部门”主体的手续繁琐、成本颇高，因此大部分企业主选择留在非正式部门。随着人口增长快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但就业机会有限，造成就业困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失业率达7.3%，高于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的4.9%、4.7%（2021年）、3.6%、2.6%,其中15-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3%。此外，由于印度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居全球末尾，2022年仅24%，大幅低于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全球的61%、56%、55%、54%、47%。注：印度“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是一国经济中未进行正式登记、逃避监管或税收的部分，包括自雇工（Self-employment）和临时工（Casual Labor），具体指未经政府许可的小规模企业、商店、流动商贩和服务业临时工等。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通常收入低且不稳定，缺乏最低工资保障、劳动保险、失业伤残补贴等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工人应得的福利。与非正式部门相比，所有提供稳定工资和规范工时、附带就业权利并缴纳所得税的就业部门称为“正式部门”（Formal Sector），具体为各类合法登记的企业和组织等，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休假和社会保险缴纳等劳动福利和劳动权益。3.5 人口众多、粮食供给有限，成“重度饥饿”国家，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率位居全球前列由于农业生产水平落后，大量粮食出口、人口数量多等，粮食供给有限，导致印度成为“重度饥饿”国家，2023年饥饿指数处于“严重”区间。同时，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达35.5%、大幅高于俄罗斯、巴西、中国的10.9%、7.2%、4.8%。由于农业生产方面缺乏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叠加大量粮食出口等，印度本土粮食供应不足，饥饿人口数量较多。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印度代表处数据，印度拥有全球约27%的极度饥饿人口，超过半数的印度育龄妇女贫血，营养不良的印度人口将近2亿。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的2023年全球饥饿指数（GHI）排名显示，印度在125个国家中排名第111位，属于“重度饥饿”国家行列，营养不良率达16.6%。2023年，印度的饥饿指数为28.7，处于“严重”区间，远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中国、巴西的小于5、6.7。同时，粮食供给不足导致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甚至死亡。2023年印度5岁以下消瘦儿童比例达18.7%，高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巴西、中国的9.7%、4.4%、3.1%、1.7%；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达35.5%、大幅高于俄罗斯、巴西、中国的10.9%、7.2%、4.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达3.1%，高于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的0.8%、0.5%、0.7%。当前印度在人口总量、结构上具备一定潜力。其中，人口总量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且人口比中国年轻。人口结构上，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6.9%，大幅低于中国的14.9%；15-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为67.8%，与中国（69.0%）较为接近，人口金字塔呈现扩张型。同时，整体人口较年轻，2022年印度年龄中位数仅27.9岁，低于中国的38.5岁，2021年印度总和生育率虽降至2.0，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但仍高于中国的1.2。但印度还存在劳动力抚养负担重、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种姓制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较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饥饿人口数量大、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率较高等一系列问题。具体来看：1）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新生人口多，抚养比较高，2022年印度少儿抚养比为37.3%，高于中国的25.0%，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37.0%），劳动力负担重，导致产出转换为储蓄较少，2022年总储蓄率仅30%，低于中国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碍社会资本积累。2）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32%，大幅低于中国的72.0%，合格劳动力数量偏低，阻碍人口红利释放。3）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导致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高种姓阶级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富。印度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57%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后50%的人口仅拥有13%。4）随着人口增长快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但就业机会有限，造成就业困难，2022年印度失业率达7.3%，高于中国的4.9%。由于印度重男轻女等社会因素影响，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居全球末尾，2022年仅24%，大幅低于中国的61%。5）由于农业生产方面缺乏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叠加大量粮食出口等，本土粮食供应不足，饥饿人口数量较多。2023年，印度的饥饿指数为28.7，处于“严重”区间。同时，粮食供给不足导致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甚至死亡。2023年印度5岁以下消瘦儿童比例达18.7%，高于中国的1.7%；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达35.5%、大幅高于中国的4.8%。综上所述，当前印度在人口总量和结构上具有一定潜力，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且种姓制度、宗教体系短期难以改变，因此复制中国“人口红利”之路较难。如果当前印度未能雷厉风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错过“人口红利”最佳窗口期，后续演变成“空有众多人口，难有红利发展”。但是近年印度改革开放的力度较大，利用外资、经济增长、股市等均取得长足进展，有可能逐步释放人口红利，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