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八卷，为免费内容。

曼德尔施塔姆是 20 世纪俄苏最有才华也最传奇的诗人。在内战时期，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关押；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又两次被捕，长期遭流放；他一直很贫穷，长期居无定所；他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自杀……最终，他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营。

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和他的诗同样重要。他讨论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关联，描绘了当时圣彼得堡的生活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并且最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的未来：未来，社会建筑不再是用人建造的，而是为人建造的。

《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的代表作，同名篇的自传不仅叙述自己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描绘了 20 世纪早期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书写西方与俄罗斯精神的冲突与交缠、历史的不安与战栗。书中还收入曼德尔施塔姆的文论，展现了阿克梅派的重要主张，见证了白银时代文学的高峰和现代主义的先声。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论词的天性》一篇分享给读者。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当代俄国文学真的是涅克拉索夫、普希金、杰尔查文或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文学的延续吗？如果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那么，它对过去的延伸又有多远呢？如果俄国文学具有一种不间断的特性，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它的统一，什么是它本质上的原则，即所谓的“准则”呢？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历史进程的加速会变得尤其尖锐。是的，也许有着将当今历史的每一年当成一个世纪的夸张，但是，在历史动力和能量那不断积蓄、增长的潜能之汹涌的实现中，可以发现某种类似几何级进步、类似正确合理之加速的东西。由于摇摆的波浪——即在特定时间间隔中发生的事件——的改变，时间统一的概念也被动摇了，于是，当代的数学科学便并非偶然地提出了相对的原则。

为了在现象那变化的旋风和不止的洪流中拯救统一的原则，以柏格森（其深刻的犹太智慧受到了实践一神论之强烈需求的制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为我们提出了现象体系学说。柏格森不是在合乎时间先后顺序的现象序列中观察现象，而是在现象的空间延续序列中观察现象。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使这一联系摆脱了时间，他在单独地进行观察。这样一来，相互联系的现象便仿佛构成了一把折扇，各个扇面都可以在时间中展开，但与此同时，它们又都服从于可以理解的收拢。

将在时间中相互联结的现象比作那样一把扇子，这所强调的只是现象的内在联系，取代了那种胆怯地屈从于时间思维、长期使欧洲逻辑学家伤神的因果问题，提出了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剥夺了所有的形而上学余味，因为，对于科学发现和假说来说，它更富有成效。

建立在关系原则而非因果原则上的科学，使我们摆脱了进化理论那愚蠢的无穷，更不用说进化理论那庸俗的附庸——进步理论了。现象没有开端和终结的无止境链条的运动，就是愚蠢的无穷，它不能向寻求统一和关系的思想道出任何东西，它会用轻松的、合适的进化理论来催眠科学的思维，这种进化理论貌似科学的概括，但其目的却是对一切综合和内在构造的拒绝。19 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在认识即将到来的世纪之性质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和庞杂，彻底败坏了科学思想。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开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说到科学进化理论和进步理论，虽然它像新的欧洲科学一样自己缩起了脖子，但仍继续在那个方向上卖力，就像一个抵达了乏味疆界的疲惫不堪的泅渡者，又返身游向神智学的海岸。神智学是旧的欧洲科学的直接继承人。它的出路也就通向那里。仍是那种愚蠢的无穷，仍是再体现学说中脊椎的缺乏——“因果报应”，仍是对超感觉世界庸俗理解上的愚蠢和天真的唯物主义，仍是追求能动认识的意志和趣味的缺乏，或某种慵懒的杂食，极其沉重的、指望着数千个胃的反刍，与冷漠毗邻的对一切的兴趣——与无知毗邻的全知。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有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甚至在个别作家的手法和形式中，这种无意义的优化的理论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在这里，每一个获得也都同样伴有损失。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掌握了福楼拜小说的心理力量和结构的托尔斯泰，其《战争与和平》中那种野兽般的嗅觉和生理的本能哪里去了？在《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处，《童年与少年》那种形式的纯净哪儿去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作者即便愿意，也无法再写出皇村学校时期的那些诗作了，完全一样的是，如今谁也写不出杰尔查文的颂诗了。而谁更喜欢哪一部作品，那则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存在着两种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一样，也可能存在着用两种手法写出的两种文学史：一种说的是获得，另一种说的是损失，可两者说的都将是同一件事情。

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的，那么其延续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优化的理论，我们谈论的将仅仅是现象的内在联系。首先，我们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统一之准则，寻找那使纷繁、零乱的文学现象得以在时间中展开的轴心。

某一民族文学的统一、假定的统一之准则，只可能是民族的语言，因为其他所有的征兆自身就是假定的、暂时的和随意的。语言虽然也在变化，一刻也未处在宁静中，从一个点奔向语文学家意识中另一个非常明晰的点，但在其所有变化的范围里，它仍然是一个“常量”，仍然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每一个语文学家都清楚，什么是适用于语言自我意识的个性的一致。当流行于所有罗曼语系国家的拉丁语开出了新的花朵，培育出了罗曼语系后来诸种语言的萌芽，这时便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与拉丁文学相比，它还很幼稚、贫乏，但这已是罗曼语系的文学了。

当《伊戈尔远征记》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响起时，那在每一个转折中都完全是世俗的俄罗斯语言响起时，便开始了俄国的文学。而当维里米尔·赫列勃尼科夫，一个当代俄国作家，沉浸到俄语词源学的最深处，沉浸到聪明读者心爱的词源学之夜中去的时候，那样一种俄国文学——《伊戈尔远征记》的文学——便又复活了。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民族性一样，是由众多无止境的掺和、杂交、授粉和异族影响构成的，但是在有一点上始终是忠于自我的，当我们厨房的拉丁语还没有响起，当强大的废墟上还没有露出新生活的苍白的萌芽，正像一首关于女受难者欧拉里娅的法国民歌所唱的那样：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做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或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任何一种功利主义，都是违背俄国语言希腊化天性的致命的罪过，会不会出现这种为了节约和简化目的而追求电报或速记符号的倾向，或者说，会不会出现一种为神秘的本能、人智说和任何一种吞食一切的没吃饱词的思维而牺牲语言的更高层次上的功利主义，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比如，安德烈·别雷就是俄国语言生活中一个病态的、令人厌恶的现象，这仅仅是因为，为了排他地迁就其投机思维的热情，他无情地、放肆地驱赶着词。他被精细的连篇废话噎住了，无法牺牲其恶作剧式思维的任何一个语气、任何一个断头，炸毁了其懒惰所通过的桥梁。结果，在瞬间的漂亮话之后，是一堆碎石子，一幅忧伤的毁灭画面，它们代替生活的饱满、有机的完整和能动的平衡。像安德烈·别雷这样的作家的基本过错，就是对词的希腊化天性的不尊重，是出于自己本能的目的而对词的无情的剥削。

对词表达情感之能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作为一个主题在俄国诗歌中比在任何一种诗歌中都被重复得更多：

语言就这样使自己免遭放肆的图谋……

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任何尝试，都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强加的、机械的促使，就是对这同时是飞毛腿和乌龟的语言的不信任。

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

赫列勃尼科夫张罗着词，像一只耗子，在地下刨出了一条通向未来整个世纪的通道，与此同时，自称为意象主义者的莫斯科比喻派的代表们，却在竭尽全力地欲使语言适应当代，他们远远地落在了语言的后面，他们的命运，就像一堆废纸屑那样被清扫出去。

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没有历史，也就是说，俄罗斯属于一个无组织、非历史的文化现象圈，但恰达耶夫忽略了一点，即语言。如此高度有组织的、如此有机的语言，不仅是一扇朝向历史的门，而且就是历史本身。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和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性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国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代俄国作家中，比所有的人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危险性的是罗扎诺夫，他在捍卫与词的联系、捍卫语文文化的斗争中度过了一生，那一语文文化是坚定地站立在俄国口头语言的希腊化天性的基础上的。面对一切无政府主义态度是坚定不疑的，充分的混乱，一切都无关紧要，只有一点我做不到——过没有词的生活。我无法忍受与词的隔离！这大约就是罗扎诺夫的精神构造。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精神只承认一种权力——语言的魔力和词的权力。就这样，请诸位注意，不要做一个诗人，一个词的搜集者和串联者，而要简单地去做一个说话者或一个爱唠叨的人，丝毫不要去关注风格。

我认为，罗扎诺夫一生都在一个柔软的空间中摸索，竭力想探出俄国文化的四壁。像恰达耶夫、列昂季耶夫、格尔申宗等其他一些俄国思想家一样，他也无法没有墙壁、没有“卫城”地生活。四周的一切都倾塌了，一切都疏松、柔软。但是我们却想历史地生活着，我们内心有一个不可遏止的需求，要找到一个宫城、卫城的坚果，而不论这个硬核名叫国家还是社会。对坚果的渴望和对任何一种象征这一坚果的墙壁的渴望，决定了罗扎诺夫一生的命运，也能完全使他免遭无原则、无政府主义的指责。

一个人去做整整一代人是沉重的，除了死亡他什么也得不到，我腐烂的时候，却是你开花的时候。而罗扎诺夫没有生活过，他在经历他理智的、思想的死亡，在像一代代人那样死亡。罗扎诺夫的生命，就是语文学的死亡，是语言的凋零和枯萎，是一场为生命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生命闪烁在单词和口语、括号和引文中，但它是在语文学中，只在语文学中。

罗扎诺夫对俄国文学的态度，恰恰是非文学的。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而语文学，则是一个家庭的、书房的现象。文学，这是演讲，是大街；语文学，则是大学里的研讨班，是家庭。是的，就是大学里的研讨班，那儿有着五名大学生，他们彼此熟悉，能叫得出各自的名字和父名，他们在听着教授的课，大学花园里几根熟悉的树枝探进窗来。语文学是家庭，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以语调、引文和括号为支撑的。一个懒懒道出的词，在家庭里也具有自己的微妙含义。无休止的、独特的、纯语文学意义上的词的音调变化，构成了家庭生活的背景。正因为如此，如此有力地决定着其文学活动整个结构的罗扎诺夫对家庭性的追求，才被我从其心灵的语文学天性中抽取出来，他的心灵在对坚果的不倦寻求中噼噼啪啪地嗑着自己的词，给我们留下的只有皮壳。罗扎诺夫成了一个无用处的、无成果的作家，便是毫不奇怪的了。

“……多么恐惧，人（永恒的语文学家）为这件事替自己找到了一个词——‘死亡’。难道这件事是可以被命名的吗？难道它有名字吗？名字即已是定义，即已是‘我们知道了什么’。”罗扎诺夫就这样独特地定义了自己的唯名论。

罗扎诺夫与之斗争的反语文学精神，来自历史的最深处；这一精神也是一团不熄的火，和语文学之火一样。

大地上存在着一些被石油点燃的永恒之火；这种火会突然在什么地方燃起，燃上个数十年。没有阻燃剂，没什么能完全扑灭它。路德就已是一个很糟的语文学家，因为他代替证据步入了墨水瓶。反语文学的火焰映亮了欧洲的躯体，像西方大地上一座座炽热的火山一样燃烧着，使它从中喷发而出的那片文化土壤永远地荒芜了。没有什么能扑灭饥饿的火焰。应当让它燃烧，让它去席卷那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急于赶往的敌对之地。

没有语文学的欧洲，甚至连美洲都不是；这，只是文明了的撒哈拉，是一片荒凉。欧洲的宫城和卫城、哥特式的城市、森林般的大教堂、圆顶的寺院将一如既往地挺立着，但是人们将会不理解地看着它们，带着疑问的恐惧犹豫地问道，是什么样的力量竖起了它们，他们周围强大建筑的脉管中流动着什么样的血液。

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

有什么话好说！美洲也胜似这目前尚能被理解的欧洲。美洲在用尽自欧洲带去的语文学储备之后，似乎失去了理智，沉思了一阵，然后突然引出了自己的语文学，并从其中刨出了惠特曼，他就像一个新亚当，开始给万物命名，像荷马一样，为一种始初的、新命名的诗歌树立了样板。

俄国不是美洲，我们没有语文学的舶来品；我们这里生长不出一个像埃德加·坡那样的古怪诗人，像由一颗随船漂洋过海的棕榈种子长出一棵树那样。巴里蒙特是个例外，他是诗人中最非俄国化的一位，是西方从来不曾有过的风鸣竖琴的异域译者；他天生就是一个译者，是自己最原本的作品的译者。

巴里蒙特在俄国的处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语音强国的外国代表处，是一个无原著的标准翻译的罕见现象。巴里蒙特虽然是个莫斯科人，但在他和俄罗斯之间横亘着一个海洋。

我们没有卫城。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然而，达里词典的每一个词却都是一个坚果般的卫城，一座小小的克里姆林宫，一座会飞翔的唯名论的要塞，这座要塞装备着希腊化精神，准备与处处威胁着我们历史的无形式的自发性和虚无做不知疲倦的斗争。

既然罗扎诺夫是我们文学中苦行僧的、乞丐式的家庭希腊化的代表，那么，安年斯基就是英雄主义的希腊化和战斗的语文学的代表。安年斯基的诗歌和悲剧可与古代的要塞、城堡相比拟，它们由封侯的王公们在遥远的草原上筑成，以抵御佩切涅格人，与哈扎尔人的黑夜相对峙。

安年斯基没有能力服务于任何一种影响，没有能力做一个中间人或译者，这简直使人感到吃惊。他最为原本地抓住了别人的东西，但还在空中，在浩渺的高空，他就已放开了自己的猎物，让它自己坠落。他那只曾抓获过欧里庇得斯、马拉美和勒孔特·德·李勒的诗歌之鹰，却没有给我们抓来任何东西，它的爪子上只有一把干草。

古米廖夫称安年斯基为伟大的欧洲诗人。我认为，当欧洲人有朝一日知道了他，虔敬地在对俄国语言的研习中教育自己的后代，一如前人在古代语言和古典诗歌中接受教育一样，到那时，欧洲人会惊讶于这名杰出窃贼的大胆，他从他们那里为俄国的十四行诗窃得了欧几里得的母鸽，从淮德拉的肩膀上扯下了古典主义的披巾，并像一个俄国诗人应该做的那样，带着温情向一直感到寒冷的奥维德献上了一张兽皮。

安年斯基的命运多么令人吃惊啊！触摸到了世间的财富，他为自己保存下来的只是可怜的一小把，更确切地说，他抓起了一小把灰烬，然后又把它撒回了燃烧着的西方宝库。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在安年斯基不寐的时候，俗人们声音嘶哑，还没有出现“路标”。年轻的大学生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在师从蒙森，用拉丁文写作关于罗马税收的专题论文。与此同时，皇村学校的校长安年斯基却在整夜整夜地与欧里庇得斯搏斗，汲取着智慧的希腊语言的蛇毒，制作着一种苦涩、辛辣诗句的浸液，那样的诗句，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写过。

对于安年斯基来说，诗歌是一项家庭事业，欧里庇得斯是一位家庭作家，是一连串的引文和括号。安年斯基将整个世界诗歌当成了希腊投出的一束光线。他懂得距离，感觉到了那束光线的激情和冷漠，从不接近外在的俄国和希腊世界。对于俄国诗歌来说，安年斯基的创作经验就是：不是希腊化，而是完全呼应俄国语言之精神的内在的希腊式，就是说，是一种家庭的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就是一只瓦罐，一把炉叉，一只牛奶罐，一件家庭容器，餐具，身边的一切；希腊精神，就是能像神性一样被感觉到的火炉的热量，是使外部世界依附于人的每一种能力，是怀着那种神圣颤抖的感情披上爱人肩膀的每一件衣服：

希腊精神，这就是容器取代冷漠的物体对人的有意识的包围，是这些物体向容器的转化，是周围世界的人化，是其逐渐稀薄的目的论热能的扩散。希腊精神，这就是每一座火炉，一个人坐在它的旁边，像评估自己内在的热能一样评估着它的热能。最后，希腊精神，这就是埃及逝者们坟墓般的大船，其上藏有一个人继续其尘世漫游的所有东西，小至香水瓶、镜子和梳子。希腊精神，就是柏格森对词的理解上的一个体系，人可以在自己周围展开这一体系，像展开一把现象的扇子。这些现象独立于时间的决定性，服从于穿越人的“我”的内在联系。在希腊式的理解中，象征就是容器，每一件延伸进入的神圣范围中的物体都可能成为容器，因此，也就都可能成为象征。所以，值得怀疑的是：俄国诗歌中是否需要一种特别的、有意为之的象征主义？它是否会成为有悖我们像容器一样为人的需求而创造形象的语言之希腊化天性的过失？

俄国诗歌中是否需要一种特别的、有意为之的象征主义？

实质上，词和象征并无任何区别。象征就是一个被封了口的形象；它不能被触动，它不适用于日常生活。这样一些被封了口的形象同样是非常必需的。人喜欢禁止，甚至连野人也将有魔力的禁止、将“禁忌”置于特定的物件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被封了口的、不再使用的形象又是与人相敌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

“所有暂时的东西都仅为一种相似。”我们举玫瑰和太阳、鸽子和姑娘为例。这些形象中难道没有一个是本身就有趣的吗？难道玫瑰只是太阳的相似，太阳只是玫瑰的相似，等等？形象像稻草人一样被掏空了内脏，填充进了其他的内容。代替象征主义的“应和森林”的，是一座稻草人作坊。

这便是职业象征主义的追求。认识被搅乱了，没有任何真正的、地道的东西。彼此点着头的“应和”之可怕的对舞，永恒地使着眼色。没有一个明晰的词，只有暗示，吞吞吐吐。玫瑰向姑娘点头，姑娘向玫瑰点头，谁也不想成为自己。

俄国诗歌中相当突出的象征主义团体“天秤座”象征主义的时代，在近一年里扩展成了一座虽是以黏土的腿为支撑的然而却硕大的建筑，但这一时代最好应被定义为一个伪象征主义的时代。但愿这一定义不如人们对古典主义的冠名那样简明易懂，人们曾以学生般的无知给这一出色的诗歌和拉辛那硕果累累的风格一个绰号：伪古典主义，这一绰号便贴附在这一宏大的风格上了。俄国的伪象征主义，是真正的虚伪的象征主义。茹尔登在暮年时发现，他一生都一直在用散文说话。俄国象征派也发现了这样的散文，即词的亘古以来的、形象的天性。他们封存了所有的词、所有的形象，只将它们用于弥撒，结果非常地不舒服，无论是通过，是起立，还是坐下。在桌上不能吃饭，因为这不仅仅是桌子，不能点燃火光。因为这会引起使自己也感到不快的东西。

人不再是自己家中的主人。他不得不生活在教堂里，或是在祭司神圣的树林里，人的主人的眼睛无处可以歇息，无处可以得到安慰。整个容器都造反了。扫帚请求下班，陶罐不愿再煮东西，而要求绝对的意义（似乎煮东西并非绝对的意义）。主人被赶出了家，他再也不敢走进家门了。该怎样将词固定在其使命上：难道这就是奴隶制的依附？要知道，词不是物，它的意义绝对不是它自身的翻译。实际上，从来不会有人给一个物施洗，用事先想好的名字去称呼它。

最合适、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将词看作形象，亦即词的想象。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排除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如果说语音是形式，那么其余的一切就都是内容。还可以排除另一个问题：词的意义和它发声的天性，何者是第一性的？词的想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组合，一种关系，一个“体系”。词的意义可以被视为一只纸灯笼中燃烧的蜡烛，而反过来，声音的想象，即所谓的音幻觉，又可以位于意义之中，亦如那同样的灯笼中同样的蜡烛。

旧的心理学只会将想象具体化，在克服了天真的唯我论的同时，又将那些想象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存在的因素便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意识产品的客观现实让那些想象与外部世界的物体相接近，使得想象能被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科学的异常迅速的人性化，将认识的理论引入此处，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道路。想象不仅能被视为客观的现实，还可以被视为人的器官，和肝、心脏完全一样。

对于词来说，词的想象的这一认识开拓出了新的广阔前景，使得我们可以去幻想建立一种有机的诗学，这一诗学的性质不是立法的，而是生物学的，它为了机体的内部运动而消灭了陈规，它具有生物科学的所有特征。

构建这种诗学的任务由一个有机的俄语抒情诗流派来承担，这一流派于 1912 年初由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创意成立，其正式成员有阿赫玛托娃、纳尔布特、森凯维奇和本文作者。研究阿克梅主义的文献很少，阿克梅派首领们的理论阐述也不多，这使得对这一流派的研究变得困难起来。阿克梅主义源自一种拒斥：“远离象征主义，鲜活的玫瑰万岁！”这就是它最初的口号。戈罗杰茨基曾有过尝试，要在阿克梅主义上嫁接一种文学世界观，即“亚当主义”，一种关于新的大地、新的亚当的学说。这一尝试未获成功，阿克梅主义没有过多涉及世界观，它只不过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趣味感受，这些感受比思想更有价值，这主要是一种对于词的完整呈现之兴趣，对新的有机理解中的形象之兴趣。

使得我们可以去幻想建立一种有机的诗学

文学流派不是靠思想而活，而是靠趣味而活，只带来一大堆新思想，而没有带来新的趣味，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流派，而只是引起了一场论战。反过来，仅仅依靠趣味，不需任何思想，就可以创建一个流派。

对于象征主义而言，致命的东西并非阿克梅主义的思想，而是其趣味。阿克梅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部分源自象征主义者，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本人便为阿克梅主义理论的构建多有贡献。但是，你们请看有什么奇迹发生：对于那些生活在俄语诗歌内部的人而言，新的血液已在它的血管中流淌。据说，信念可以移动群山，可我要说，在诗歌方面，趣味可以移动群山。正是由于世纪之初在俄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趣味，拉伯雷、莎士比亚和拉辛这样的巨大山峰才挪动了位置，来我们这里做客了。就对文学及其重量和负载的能动爱好而言，阿克梅主义的举力是巨大的，而这种能动爱好的杠杆就是一种新的趣味，一种针对诗歌和诗学的男性意志，在它的中心站着一个人，他没有被伪象征主义的恐怖压垮，而像主人一样，是被象征环绕的真正的象征主义，也就是说是一个器皿，这器皿拥有词的呈现，一如拥有其部件。

俄国社会不止一次地体验过对西方文化心脏进行天才阅读的时刻。比如，普希金以及与他同时的整整一代人，就阅读了谢尼耶；比如，接下来的一代，奥陀耶夫斯基的一代，就阅读了谢林、霍夫曼、诺瓦利斯。比如，60 年代的人就阅读了他们的巴克尔，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理想的相遇还是在这里实现了。

如今，一阵风翻过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书页，它们展开在时代最为需要的地方。拉辛在《淮德拉》中展开了，霍夫曼在“谢拉皮翁兄弟”中展开了。谢尼耶的韵律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也都展开了。

阿克梅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俄国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与阿克梅主义一同，俄语诗歌的精神力量得以复兴。勃留索夫曾言：“我想有一艘自由的船四处航行，我会同样歌颂上帝和魔鬼。”这种贫乏的“虚无态度”在俄语诗歌中永远不会再重复出现。俄语诗歌的社会激情到目前为止仅上升至“公民”层面，但还有一个比“公民”更崇高的因素，即“大丈夫”概念。

完善的勇敢精神的理想，取决于我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求。一切都变得更为沉重、更为巨大了。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更坚硬，这一信念决定了诗歌的祭司性质。世纪将不再喧嚣，文化将沉睡，民族将再生，把自己最好的力量赋予新的社会阶级，这整个的洪流将把人类词语的脆弱的船带进未来的广阔海洋，那儿没有同情的理解，那儿将有现代人敌意和偏袒的清风去代替忧伤的注释。怎样装备这艘远航的船，要给这船补充上那非常陌生、非常亲爱的读者所需的一切东西？我又一次将诗比喻成一艘死者的埃及航船。生命所需的一切均已备下，在这艘船上无人会被遗忘……

但是，我看到许多反驳的可能性，看到对阿克梅主义的拒斥开始出现，一如伪象征主义的危机。纯生物学不适合用来构建诗学。生物学的类比是个好方法，富有成效，但是其持续不断的应用却得到一个生物学定律，与伪象征主义定律一样咄咄逼人，让人难以忍受。关于艺术的生理学理解就像是“灵魂的哥特式理性深渊”。萨列里值得尊重和热爱。他听到的代数音乐和活的和声同样有力，这并非他的过错。

一种以作为对象的词为基础的鲜活诗歌取代了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取代了觊觎纯粹象征和词的抽象美学的贵族幻想家，取代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这一鲜活诗歌的创作者并非理想主义的幻想家莫扎特，而是严厉、严谨的手艺人大师萨列里，他向物和物质价值的大师伸出手去，向物质世界的建造者和生产者伸出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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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Daniele Levis Pelusi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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