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是大明最重大的损失
于谦（1398-1457）是为大明王朝续命两百年的大功臣，被称为“救时宰相”。他的死是明朝最重大的损失。
他一生干过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尤其是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稳定了明朝政局。事关中原文明的延续，居功甚伟。
明代宗朱祁钰在位那八年，于谦权重一时，是当朝唯一的重臣。
蒙冤被杀后，于谦声誉日隆。
到了清初，南明的“斗士”张苍水以埋骨西湖边，跟于谦、岳飞作伴为最高荣耀。
然而，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是：
只有冤死才能把一代名臣的声誉推到顶点，从而获得最高的知名度，享受最长久、最广泛的拜祭。
中国史书写冤案，都有一定的套路。
天地变色、阴霾四合、六月飞雪等等，用这些词汇营造一种戏剧化的情境，表达史家的立场。
但这些自然力的渲染是不靠谱的。
如果靠谱，就应该表现出某种神力，让冤案受害者不死，而不是在刽子手手起刀落之后，再来震动天地。
唯一靠谱的是，读史书读到这些气象突变的记载模块，就像有个人跳出来告诉你：这是个大冤案，千古奇冤呀！
于谦之死，正是千年一遇的大冤案。
后来修《明史》的人觉得写上气象突变还不过瘾，又加了句：
“死之日，天下冤之。”
这是说，不仅老天看不过眼，天下人也看不过去。
不过，天下人是个什么范畴？包不包括与于谦同朝为官的同僚们？
应该不包括。
有个叫朶儿的人，是冤案制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偷偷跑到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
曹吉祥知道后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朶儿。
但第二天，朶儿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
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也有说是于谦之子于冕）将他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这是冤案发生后，公开站在于谦这一边的人——朶儿、陈逵，以及于谦的亲人。
没了。
举朝文武大臣，在杀于谦这件事上，要么失语，要么赞成。
杀于谦的主谋是发动夺门之变的“三大功臣”——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
但点头的肯定是复辟上位的明英宗朱祁镇。
给于谦定的罪名是谋逆罪，具体为“意欲迎立外藩”，就是想要另立储君。
这个“意欲”，跟岳飞蒙冤的“莫须有”是一个意思，但当时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说明什么问题？
第一，皇帝想杀的人，没人敢吭一声。
第二，皇帝想杀的这个人，大家都觉得杀得好。
前者当然很可怕，但这是皇权政治下的常态，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举朝唯唯诺诺。
更可怕的其实是后者：杀清官名臣，同僚们竟然在心底喝彩。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评论于谦，基调是这样的：
他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关系，四面树敌，导致被害时毫无奥援，“孤家寡人”。
这逻辑很顺，乍听没毛病。
不仅仅是于谦，历史上所有品德孤高、不见容于当时的英雄，都会收到类似的评价。
最著名的应该是黄仁宇评海瑞，把海瑞当成性格古怪的模范官僚，道德主义的迂腐分子。不值得提倡学习。
官场上讲厚黑学，这似乎已成潜规则，但以潜规则为标尺，去度量官场上的道德完美主义者，说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随大流，这像什么话？
好比我们对着土匪说，你要杀人越货，不然不是一个好土匪。
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了吗？
指摘于谦有人格缺陷，不就等于对他说，你应该搞搞权谋，玩玩厚黑，不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吗？
朝廷是脏的，你要跟着脏，不要想着给它洗干净，是这个意思吧？
但，于谦不是一般人。
他自小饱读史书，崇拜文天祥，心中树立了人格对标的榜样。
23岁考中进士，24岁被授职为监察御史，从一名纪检监察员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28岁那年，他已经是京城名嘴。
那一年，还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汉王朱高煦在山东谋反，很快被平定。宣宗让于谦负责口头宣布朱高煦的罪状，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
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发抖，自称罪该万死。
于谦后来外放为官，主政过的地方有口皆碑，百姓把他当做“神明”。
他在官场的升迁，全靠个人能力；但他最终权重一时，则赖历史机遇。
在他被召回京充任兵部左侍郎的第二年，1449年，明朝发生了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土木之变。
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率数十万大军北征瓦剌，结果被俘虏了，有去无回。
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于谦淡定自若，采取一连串成熟老练的危机处理手法，包括怒斥迁都的消极言论、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力主监国朱祁钰登上帝位等。
就这样，于谦被推向历史至高点。
时代呼唤英雄，于谦很快升任兵部尚书。战争年代，这个职位含金量十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进入兵部协助于谦，内阁大学士江渊和工部尚书石璞两人争破了头。可以想象，当时，于谦及兵部尚书的地位有多高。
这个时候的于谦，如果是一个后世评论者眼中没有人格缺陷的于谦，他就会愉快地融入权斗的洪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熏陶，左手成功学，右手厚黑学，把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政治家。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跟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徐有贞说，你想做国子监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荐了，但皇帝拒绝啊。你先别急，咱们再等等机会。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对大将石亨向朝廷荐举他的儿子于冕一事感到再正常不过。觉得这名大将懂规矩，知道投桃报李，是稳固的同盟党。而不会糊涂到不仅不领情，还上疏弹劾石亨徇私情。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不会眼里容不下沙子，嫉恶如仇，天天弹劾这个贪污那个渎职，而是握着别人的把柄，好让他们听命于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团体。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专心做明代宗身边的红人，让被俘的明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极力说服代宗迎回英宗，酿成日后杀身之祸。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诬蔑的一样，交结权宦，树立党私，挟天子以令群臣。代宗那么听他的话，他想做曹操，问题不大的。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不会在获悉夺门之变的情报后，为了忠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先下手为强，彻底改写明朝历史。
可是，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还会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吗？
所以，指摘于谦刚正孤高、不懂逢迎、不搞权术，本身就矛盾得无以复加。
我们这个奇怪的民族，一边对于谦推崇备至，一边又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圭臬。
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二者是绝然对立的吗？
每一个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终结者。
一个民族如果以世俗标准去定义他们的英雄，那这个民族真是堕落得够可以了。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于谦蒙冤时，几乎整个官僚群体都有种妒火熊熊燃烧的快感，这是历史事实；但即便如此，明朝的文人士大夫们也不会以这种充满羞耻感的事实去反推、去论证于谦的性格弱点。
他们也许偷着乐，幸灾乐祸，却不敢声张出来，而是极力掩饰内心的阴暗。
他们的意识很清晰，这特么是官僚群体的集体堕落，不是于谦个人的问题。
所以他们反而会津津乐道地去传播于谦不遵循官场潜规则，不打点、不送礼，只送两袖清风的事迹。
于谦被杀后，负责抄家的官员以为可以发现一屋子的金银财宝，翻找半天却一无所获。
直到他们发现一间上锁的小屋子，兴奋地打开后，又大失所望——里面全是明代宗赐给于谦的纪念品（蟒袍、宝剑等）。别人都要挂起来，穿起来，裱起来，他却锁起来，从未向人显摆。
这种精神境界，俗人见了谁不汗颜？
于谦死后八年，随着明英宗去世、明宪宗继位，他得到了平反，很快，各种荣誉加身。
当初沉默或窃喜的那帮官僚，摸准了新皇帝的思路，纷纷上表推进这件事。
热烈的程度，恰好足以掩饰八年前的淡漠。
推翻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官职，追谥美名，追赠更高的官爵，种种哀荣已与逝者无关。
这是做给生者看的。
皇帝需要忠臣，所以不能让忠臣长久蒙冤，适时的拨乱反正可以激励属下的忠诚，并借以显示自身的英明。
为蒙冤死去的英雄昭雪，是历代帝王基于统治利益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帝国官僚们起劲地参与其中，说到底却仍是鸡贼的体现：
他们容不下一个活着的楷模，却能标榜自己以死去的英雄为榜样。
这恰是官场厚黑学与成功学活学活用的道场。
帝国官场，一个个油腻的中年人，无不映衬着于谦的清奇。
即便是现在，许多人对于谦的崇拜亦是廉价的，精明的，只用于标榜自己的某种正确认知。
但，如果崇拜一个人就要参照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处事方式去生活，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转而追捧徐有贞和石亨了。
如果稀罕于谦对我毫无用处，没有人会稀罕于谦。——很明显，这名英雄死后五百多年，遭遇了新的时代困境。
这一次需要反思的，不是历史中的人，而是我们自己，每一个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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