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个儿子实施性侵的全职爸爸 | 人间

“您已经到达目的地。”车上的语音播报道。这里是城郊的一条普通街道。我把车缓缓停在街边，边停车，边往外看街边的房子。我在找我要去的那间房子，房子上面的号码一个个都褪了色。找到了——街道尽头那间二层的砖瓦房就是。安排给缓刑期犯人住的地方必须不起眼，既没有标牌，也没有别的什么记号。

我来到门口。住处有简单的安保措施，一位安保人员查验了我的身份证。一个男人从楼梯走了下来，我今天要见的人就是他。他看上去相当平常，跟随便一个街坊邻里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像许多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的人那样，他身上有某种谨慎和悲伤的气息。

伊恩于一周前出狱。他因为对两个年轻的儿子有性侵行为，服了很长的刑期。中年，窄肩，骨架苗条，一头沙红色短发，尖尖的鼻子，鼻梁上有几颗雀斑，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件有衣领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纯色的长袖运动衫。

我想起多年前，我在监狱里给一位对儿童犯有性罪行的男犯人做心理治疗，一位监狱长官曾跟我说，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亵童犯”。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个说法。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人都应当清楚，性罪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跟普通人不同之处，恐怖分子也一样。“整洁而无趣”是我对伊恩的第一印象。像他这样的男犯人大都有这样的特点，不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出狱后，因为他们一般不愿意让自己被注意到。

他斜眼看了看我出示的身份证。他跟一些人一样，念错了我的姓—— 把Adshead中的“sh”连起来读成了一个音。他问我喝不喝茶，我答应了。于是他领我离开门厅，去了一个我们方便谈话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些不搭调的家具，松散地朝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我挑了门边的一只单人沙发坐下。沙发挨着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些破旧的平装书。我用眼睛扫了扫书脊，不禁觉得有趣，好多都是犯罪纪实类的书和侦探小说。“你要加糖吗？”伊恩回来了，手上端了两只冒着热气的马克杯。我们见面显然不是为了日常的寒暄，但见面一开始，跟大家平时的交谈也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聊天气，那就是聊吃的。”我想着。果不其然，伊恩接着说：“不好意思，我这儿没有饼干了。”

那时候，我仍会去监狱做一些工作，但我也加入了一个跟缓刑服务署合作的心理健康团队。这个团队的工作，就是为伊恩这种新出狱的犯人提供帮助。缓刑期男性罪犯的自杀风险越来越多地被大家关注，而我被请来见伊恩，部分也是这个原因。他在监狱里曾因患有抑郁症接受治疗，服刑10年后假释出狱，来到这里，为将来彻底回归社会做准备。对他来说，那10年过得一定不容易。我听说，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我来见他的提议。这可能说明他的接纳度比较高，但我想，也有可能意味着他只是习惯性地服从制度，习惯于遵照要求行事。

我们相对而坐。中间是一张木质咖啡桌，桌面上有许多烫痕，有的是香烟烫的，有的则是些杯子之类物件烫出来的深色圈圈。房间里很安静。我想这房子大概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毕竟这样的安置住房有大量的需求，一直都供不应求。不过住在这里的犯人通常白天也不在家，因为需要出去找工作，或者需要去见跟缓刑服务或者住房服务相关的人。

谈话一开始，我先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一般问题。喜欢这个房子吗？（喜欢，房子挺好的。）出门多吗？（多，马路走到头可以坐去市区的公交。）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是建筑方面，但现在是冬天，所以……）说到这儿，他的声量小了下来。他只是坐在那儿，盯着面前的马克杯，就像从杯子里的茶叶能看出生活的前景似的。

在谈话治疗中，这样毫无营养的交谈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我知道我得问得深一些了，尽管我也意识到，我们俩可能都不是很情愿开启这样的交流。我有一种感觉，伊恩仿佛现在站在了悬崖边，等着我说出什么要紧的话把他推下悬崖，让他掉进痛苦和羞耻感受的深渊。

我让交流平缓地往前推进。我问他，跟以前他住在这里的时候相比，这里的变化大不大。大多数的犯人在出狱后，都会被安排回到他们以前的家所在的辖区，除非遇到什么异议或者限制条件。伊恩被安排到这里，跟他以前所在社区相距仅几公里远。并不需要给他划定“禁区”，因为他的家人很久以前就搬走了。

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脖子和蜡黄色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的手抓住了沙发的扶手。“这一片没什么太多变化，”他耸了耸肩，“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了，家里人很久以前就走了……我是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用力咽了口唾沫，又补了一句，“上面没有寄件人地址……你知道的，那封信。”

这封信是我被请来见伊恩的另一个原因。信是伊恩的一个儿子写的，他现在19岁。他最近联系到缓刑服务署，问可不可以见他父亲一面，信简短而有礼貌，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感受或者意图。

像伊恩这样的案子，家里人主动跟犯人取得联系的情形是不常见的，他儿子的这番请求，让缓刑服务团队的人感到忧虑。那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成年，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了，因此他们无权质疑或支配他的行动，不过也没有保护他的义务了。但他们的确有责任帮助和支持伊恩，因为伊恩现在的状况很脆弱，容易受伤。

团队内对此做了讨论，讨论要不要跟伊恩讲他儿子的这番意愿，比如先等几个月，等到他的状况稳定下来再说。但团队终究还是认为，这种不诚实的做法会对他们给他做的工作造成损害。几天前，伊恩按照每周常例跟缓刑监督官见面时，监督官给他看了这封信。监督官后来告诉我，当时伊恩的反应是震惊又不安。因此，听到他提到这封信，我安抚他说，我来不是想让他感觉更糟糕的：“我们今天不一定要谈那封信，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谈，”伊恩说，却显得很疲惫，“我是说，没有人喜欢这样。”

“谁不喜欢哪样？”我问。

“就是见面的主意，你懂的。”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大家不喜欢他去见……说到这里我顿了顿，因为我想提到他儿子的名字，但不确定此时这么做是不是个好主意，但我还是提了：“……他是叫哈米什吗？”伊恩的身体立即往后缩了缩。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让我和他自己都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那些过去依然没有过去，依然能勾起痛苦。此刻，我明白察觉出这样的信号是多么重要。要做更深入的交流，需要等到我们之间建立起某种信任关系之后。我很清楚这不容易。

我让伊恩知道，我的确需要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以做评估，但我们今天不用去讲那些。似乎这让他安心了许多。我问他，可不可以跟我讲讲，他对儿子的来信是什么想法。他往前坐了坐，变得稍活泛了一些：“他们不想我去见他，我知道。要是见了的话，本地的新闻会怎么报道？”

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因为不是在说他怎么想，而是在说缓刑服务团队会怎么想。这让我感觉受到一点鼓舞，因为可能表明他具有心智化的能力，也就是能够理解他的受害者的情感。但同时，这也可能表明他有某种自私的动机，而把这个动机在表面上伪装成了对他人的关心：担心被曝光于公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伊恩的语调开始变得有些不忿，甚至仿佛是在低吼：“‘本地的一位恋童癖拜访儿子’，对吗？我打赌，新闻上会这么写。”

从他的缓刑服务团队那里，我已经得知了一些背景信息。伊恩被判处20年监禁，在服刑10年后，经假释裁决委员会许可，他暂时从监狱里被放出来。虽然这确实意味着不用接受监禁了，但出狱服缓刑并不等同于恢复自由。缓刑是监狱制度的一部分，针对缓刑期间的犯人，会安排严格的管控并配置相应的信息系统，以观察犯罪者的状况，一旦发现其仍存在再犯罪的风险，就会立即将其送回监狱继续接受监禁。

伊恩的罪行是对两个儿子实施性侵，两个儿子分别是时年9岁的哈米什和时年11岁的安德鲁。向警方报警的是他的妻子希拉。还押候审期间，他否认了指控，但最终他表示认罪。据我所知，伊恩在被捕的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跟家人有过任何联系，而在他入狱期间，希拉跟他离了婚。

他说得没错，当地的记者很可能会一眼盯上这样一个刺眼的罪行，把报道登在头版，再配上一张罪犯的大头照。恋童癖一定会抓住读者的眼球，因为所有人都会毫不克制地对其嗤之以鼻。

对我来说，像伊恩这样的犯人的讲述，更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小说中描写了犯罪者无法自拔地陷落的心路历程，这在伊恩的讲述中很能够体现出来：做一件坏事的念头冒出来，逐渐成形，直到慢慢地付诸行动，后来则是恶果慢慢降临，令人饱受折磨。

在服刑数年后，伊恩同意参加了一个性犯罪者心理治疗项目（Sexual Offenders Treatment Programme, SOTP）。这一项目是英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来的，旨在帮助性犯罪者了解性犯罪造成的伤害，建立自我意识，以降低他们未来的风险。

在美国，联邦监狱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FBP）也为服刑的性犯罪者提供了类似的项目，不过并未在全美广泛普及，各州的情形参差不齐。而不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这类项目的重点都放在了风险控制上，而非犯罪者的恢复和治疗上。不同的是，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于2011年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儿童性侵害事件的新指令，强调了预防和治疗类项目对儿童性犯罪者的价值。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同行们，已经开始积极尝试帮助一些存在性犯罪风险的人防患于未然。他们的工作聚焦于青少年群体，尝试干预并化解一些侵害行为模式，避免其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尤其是针对存在其他犯罪风险因素，如药物滥用或社交孤立问题的青少年。

英国监狱里的性犯罪者治疗项目，会请来不幸遭受过性侵害的人分享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些交流能帮助犯罪者正视他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我听说，伊恩在听了一位年轻男性受害者讲述被一位亲戚性侵的经历之后，深感触动。他在监狱里跟他的罪犯管理人说，他对两个儿子所体会到的痛苦有了新的理解，并对自己需要为侵害行为承担的责任充分接受。

那之后，他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不时表现出自杀倾向。这种情况，在犯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罪行的真实分量时，是可能发生的。伊恩在同我的第一次见面中告诉我，他愿意继续服用当时医生开给他的那些抗抑郁药物，因为他知道有用。而我将此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关心自己的积极意愿，是关心他人的第一步。

我会来见他6次。任务明确且有限，即针对要不要让他跟儿子见面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做风险评估，以帮助缓刑服务团队做决定。要不要让他们见面，绝不只是涉及像他说的担心媒体会做怎样的报道，而是关乎伦理和现实层面的诸多考量。

我们在团队会议上对这些问题做了讨论。有人提问说，要是哈米什想对父亲实施报复的话怎么办，或者伊恩想再次“诱骗”（groom）他儿子呢？我不喜欢“groom”这个词，因为人们经常过度使用，而忽略了犯罪者让受害者就范所可能采取的方式的复杂性。“诱骗”的说法也没有传达出受害者的两难处境，即侵害者是他信任和爱的对象，这层关系导致他们很难对侵害说“不”。

我在会上说，我认为现在的伊恩不愿意去见儿子，即便是真的见了，也不大可能会对他已经成年的儿子有任何这样的意图。伊恩的缓刑高级监督官彼得提议，我们先跟哈米什见个面，而我可以一起在场观察观察。我不跟哈米什特意谈伊恩，在场的身份也不是哈米什的心理治疗师，而是回答一些关于儿童性犯罪者及其治疗的一般问题。与我的病人的受害者见面不属于我工作的常规内容，不过也不算多么少见，如果对所有人来说有帮助，我自然愿意去见。出于信息公开透明的考虑，我会让伊恩事先对此知情。

在接下来跟伊恩的那次见面中，我跟他说到了这件事。对此他感到很愤怒。

他说，我是一起过去让哈米什小心防范他之类的吗，是去“把我跟你讲的那些告诉他吗”。我向他保证，他跟我讲的东西，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他儿子讲的。

于是他的语气软了下来：“那你过去是要看他是不是……比方说……是不是足够健康？”我说不，我过去不是给哈米什当心理治疗师的。我首要考虑的是伊恩。我补充说，听起来他对儿子的现况比较感兴趣，想知道如今已成年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我问他是不是这样。

伊恩双手捧住脑袋，话音有些听不清：“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能感觉到他的绝望感和丧失感。在我们之间，顿时仿佛填满了他的悲伤。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作为读者的你，在想象这样的场景时，可能会有很强的负面感受。对一个伤害过孩子的人，一个利用了无辜者对他的信任的人，有这样的义愤是可理解的，也符合人性——一个恋童癖怎么有脸觉得悲伤或者脆弱呢？那么多性侵受害者得不到这样的支持，而我又怎么可能去同情这样一个人，还要听他说话、理解他呢？还有就是，这样做有任何好处吗？

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些问题。而我的一个看法是，让伊恩这样的人消失，也并不会让受害者所得到的帮助变得更好。事实上，如果犯罪者得不到支持以改过自新，或者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将来的情形会更糟糕，可能会有更多的受害者。而且作为一位医生，跟儿童性犯罪者坐在一起工作时，我知道面对的是什么，这就好比一个肺病专家走进一间呼吸科诊室时，一定知道他的犯人会咳嗽一样。

人们还会问我，作为一位母亲，我是怎么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事实上，我最早跟儿童性犯罪者打交道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生孩子。那时候，我是一名资深实习医生，正在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而积累实践经验。当时，缓刑服务署在面向性犯罪者做团体治疗的测试，而我得到一个机会，参与到了一个面向男性性犯罪者的团体治疗项目。

参与这个项目的犯罪者中，一些已经出了监狱，项目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可以继续待在监狱外面；另一些仍在监狱服刑，项目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可以被许可出狱。在法医界，团体治疗的方式当时越来越盛行。因为对犯罪者来说，团体治疗要求他们与其他人一起，这意味着他们在听的时候需要更尊重人，说的时候则要轮流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犯过罪的人不愿意跟一名专家或者照顾者单独在一起，而需要在一个团体里才感到比较安全。

在这个团体中，我们注意到存在某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用犯罪学家的说法来说，叫“免责话术”（neutralization discourse）。也就是，他们在言语中会抹掉自己作为犯罪主体的罪责，就像我们每个人在年少时犯错后可能会为自己辩解的那样，说一些如“不是我的错”或者“是他们先挑起的”之类的话术。

在这个团体中我还听到一些比较精心的说辞，试图把侵害说成 某种得到双方同意的行为，比如，会说“她引诱了我”，或“她从来没有说‘不’”，或者甚至“我爱她……这是我们相互表达爱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说到一些在侵害时用到的话术，如打亲情牌，说“你不爱爸爸吗？”或者隐晦地表示威胁，说“妈妈会生我们气的（所以你不要告诉她）”。

几乎在每一个案件中，受害者都是侵害者认识的孩子，并且是他们关怀的对象，比如，侵害者是受害者的父亲、爷爷、姥爷、继父、表兄表姐、老师和家里人的某个朋友等。数据毫无疑问地表明，在儿童性犯罪者中，这样的身份是占绝大多数的典型，而侵害则是在已有的亲近关系中发生的。

如我们所见，新闻媒体只会关注儿童性犯罪中的特例情形，这与其他类型的暴力犯罪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一个孩子被陌生人暴力绑架，这样的事件当然值得上新闻，但事件被报道的方式可能带有误导性质，以至于大家以为，那些可怕的绑架和侵害案件是儿童性犯罪的常态，如美国的杰茜·杜加德（Jaycee Dugard）一案和奥地利的娜塔莎·坎普施（Natascha Kampusch）一案。这样的陌生人侵害事件确实存在，也极为不幸，不过从发生的概率上讲，差不多相当于空难一样的存在。因此，新闻媒体可能会错误地让我们相信，在“外面”似乎威胁无处不在，就好像危险通常来自某个不认识的邪恶怪物。这样的想法之所以盛行，或许是因为这类威胁竟常常来自我们的家人朋友，这个认识让人们太难以接受。

与八卦新闻上那些奇怪的想象大不相同的是，我在那个团体中所接触的儿童性犯罪者，大多并不冷酷或精神失常，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似乎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在治疗项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写下来，然后坐到那个聚集了所有人目光的座位上，面向其他犯人把写的东西念出来。

这并非易事。而其他犯人听到有歪曲了事实的地方时则会指出来，这对听者来说并不难，毕竟“旁观者清”。如果组织和进行得当，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显著的。那时候的我学到了非常多，尤其是学到了谨慎和精确对组织和领导团体的重要性。在医生们专业和细心的支持下，过程或许会看起来有些惊险，但团体治疗中的性犯罪者能够做到不被羞耻感吞没，而完成诚实的自我表达。

在去了布罗德莫尔医院后，我跟儿童性犯罪者打交道的机会极少，因为那里收治的儿童性犯罪者不多。而且跟团体中的那些缓刑犯不一样的是，那里的儿童性犯罪者几乎都把受害者杀害了，这在儿童性犯罪者中是极少见的。

数十年后，我才与缓刑服务部门合作，再次跟典型的儿童性犯罪者打上交道。而到这时，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已经比过去要有丰富得多的经验了。此外，我也有幸跟一些优秀的同行学习，如德里克·珀金斯（Derek Perkins），他在针对性犯罪者的治疗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埃斯特拉·韦尔登（Estela  Welldon），一位团体心理治疗领域的开拓者，将犯罪者和受害者聚到一起，让他们能够相互了解和学习，共同恢复心理健康。

到这时，我的确养育了自己的孩子。我感觉到，这让我的工作变得更有难度，同时也变得更容易了。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点，一种在团体治疗的犯人“话术”中经常听到的说法，即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后代看作自己的某种延伸，甚至几乎是自己掌控的一个对象。另外，想象到一个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依然会让我感到沉重。

不过我想，这种沉重也并没有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就变得更强烈，或者事实上，我在想到任何一种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痛苦时，都是同样沉重的。一个不同之处可能在于，我会对儿童性犯罪者的妻子的痛苦有更强烈的共情。她们的孩子遭到丈夫的侵害，我想到她们在看到真相时的震惊和恐惧，以及她们还可能有羞耻感和失败感，因为社会主流文化期待母亲负有保护好孩子的职责。

在跟伊恩第一次会面后不久，我就去了哈米什所在的城市见他。

会面的地方是市区一栋典型的风格单调的公职大楼，我来到里面的一个会议室坐了下来，跟彼得一起等哈米什。彼得是一位作风老派的缓刑监督官。他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起积极的治疗联盟，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而是对我们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

他是个大个子男人，一口英国西南部口音，举止温和。他身上沉着的气质让我感到安心，我想也会让他监督的犯人们有这样的感觉。一些犯人告诉我，他们觉得跟年长一些的缓刑监督官更容易打交道，相较而言，那些比较年轻的有时候会强势和死板一些。

对此我是有感触的，我想到自己在年轻时，有时会为了掩饰自己信心不足而表现出一种专横的姿态。如今回过头来看，我发现如果缺乏照顾的经验，如不曾照顾过父母、小孩，也没有照顾宠物的经验，那么在跟对你有所依赖，甚至因此有些让人疲于应付的人打交道时，这种经验的缺乏就是一个大缺点。妥善应对权力不对等的关系，这是需要许多年实践经验才能习得的一项技能。

我坐在了会议室里长方桌的一端，这样我就可以很轻松地看到彼得和哈米什，而不用像看网球比赛那样，不停地把脑袋转来转去。我意识到我有些紧张，不过说不上来原因。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来这儿的任务只是观察。

哈米什被引了进来。他的长相看起来不到 19 岁，一张圆脸，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身材苗条。他为来迟了表达歉意，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迟到。他跟我打招呼时，很自然地看着我的眼睛，然后跟我重重地握了握手。他父亲见我时跟我握手也是这样的。

彼得先是做了简短的介绍，感谢了哈米什能来，然后就说到正题，说我们想更清楚地了解哈米什要见父亲的这个请求。

年轻人叹了口气：“没有人希望这样。”哈米什再一次让我想到他的父亲。

“我只是觉得，我需要得到一些答案，”哈米什说道，“我妈妈和我哥哥……他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去见他。妈妈说最好把过去留在过去，而且毕竟离开他之后，我们这么多年过得也挺好……没错，我们是过得挺好。”

他把目光从我转向彼得，目光显得平静，“而且，安迪遭受的比我要多。那之后我们都做了心理治疗……我是说，没做几次，因为妈妈没那么多钱。我记得治疗师跟我说过，我可能想让那件事情有个了结，在以后。”

“了结？”彼得挑了挑眉毛问道。

“事实上，我还会想起来曾经一些跟他有关的事，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你知道的，像足球、假期之类。我是说，他确实曾是我的爸爸。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咻，他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知道他现在不是……好比说不再是我的爸爸了，那他现在是谁呢？既然我知道他不在我的生活中了，那现在事情应该怎么样呢？说不定哪天我会在街上或者什么地方碰见他。”

我忍不住问道：“你害怕你的父亲吗？”

彼得看了我一眼，而哈米什皱起眉头，仿佛这是一个荒唐的问题。“完全不会……我想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我只是想见……我不知道，见一见这个怪物一样的男人。这10年我们都不被允许提他。我现在仍然跟他有关系，不是吗？”

我察觉到哈米什内心生起某种怒气，几乎快要冒了出来。仿佛能看懂我的想法一般，他立即向我们保证，他没有想要报仇，而我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赞赏，赞赏他有勇气全力去做这么难的一件事。

我和彼得都没有马上告诉他可以怎么让他们见面，而哈米什的口吻变得恳求起来，近乎迫切：“就没有什么程序可以让我见他的吗？我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受害者跟伤害他的人在一个房间里见面……我想要的就是这样，能够见上一面就好……”

他所说的这种做法叫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种促进和解的司法实践，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出现于一些试验性项目中，这些项目让一些盗窃或故意破坏财物的罪犯在言语上向受害者赔罪。最终，这些尝试促成了90年代正式的受害者-犯罪者调解程序的发展，其逐渐被许多组织采纳和推广，如联合国、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包括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内的其他一些组织。

在我为缓刑服务署给伊恩做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类似的司法实践在英国展开了，并且为公众所知悉。不过我知道，受害者尽管受到了侵害，却不意味着可以要求这样的见面，而犯罪者始终有权拒绝，不论是以什么原因。

“如果你跟他见面的话，你觉得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彼得的声音轻柔友好。哈米什涨红了脸。

有那么一刻，我又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父亲的样子，是我第一次去收容所，跟他父亲坐下来谈话时看到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比如，他现在感到愧疚吗？还有……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这个简单的词语分量很重，仿佛积攒了许多年的痛苦。

彼得点了点头：“明白。我们之后再仔细讨论见面的事。我们会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我保证。”哈米什的神情变得失望起来，似乎他本来期望这次会面能有更确定的结果。

我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是觉得他不大可能会想伤害他的父亲。但同时，我也觉得他还不够成熟，没有充分考虑到在这么久以后见他父亲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不仅涉及他自己，也涉及他母亲和哥哥。

这样的一次见面，有可能会以某种预料之外的方式打破他们家庭关系的平衡。我同样担心这对伊恩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有让他陷入临床抑郁的风险，在我的脑海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他窝在沙发里双手抱着脑袋的样子。而且，我想如果我是他的话，真要跟哈米什见了面，可能会感到心碎。

这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能够想清楚的。在我完成与伊恩在计划内的几次谈话治疗之后，按照工作程序，我要在团队内分享我仔细斟酌之后的看法。

哈米什离开后，我问彼得对恢复性司法是什么看法。

“可以远程操作吗？”他看上去有些疑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据我所知，还没有谁在这样的案子里这么做过，更多的情况是抢劫犯和盗窃犯跟受害者见面，这类案子的受害者本人并没有遭受严重的伤害。我想不到有谁能来促成这件事。”这当然不属于我的专业领域，不过在之后回想这番对话时，我还是会想：“我有什么能做但没有做的吗？”

不过，就算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足够胜任的专业人员来促成此事，伊恩面对哈米什那个巨大的“为什么”，能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在接下来与伊恩在他住处的见面中，我感觉他似乎有生气了一些，没有上次那么憔悴。他似乎并不低落，告诉我说吃饭和睡眠都挺好。

我接他的话说，他看起来已经比较接纳和开始享受在监狱外的生活，他表示同意。我们还是在那间有电视的房间里谈话。刚坐下来，他就问我跟他儿子的见面怎么样，我告诉了他那次见面的详情。

“他想问我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如果你是哈米什，你会想问些什么？”伊恩迅速摇了摇头，看起来他无法回答，或者不愿意回答。他把目光从我这里挪开，朝向窗户，抬起双手，把手掌根按在眼睛上，似乎要把眼泪拦在里面。片刻之后，我接着说话，想让他回到谈话中来：“我不是很确定。不过我猜想，他想知道该怎么看待你。他想面对你，现在的你。或许，你已经没有那么让他感到害怕了？”

“他害怕我？”我想了想怎么回答他比较好，我说，或许在他儿子的心里，他所关联的是他儿子人生中一段难以理解的时光，在这段时光里，他儿子感到害怕。

“哦。”伊恩应了一句，不过听起来他依然感到惊讶，于是我问他，听到这些他是不是有些震惊，或者说，他是不是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儿子想要见他。“在我做了那些事情之后？千真万确，我不理解。”

“伊恩，”我轻声说，跟他保持着眼神交流，“你能试着跟我讲讲那些事情吗？从你现在的视角回过头去讲。”向我谈及他的罪行，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也清楚他不得不这样做，在警察面前，在律师、心理治疗师和其他一些可能的对象面前。从评估的角度而言，我需要知道他如今对自己的罪行是怎么想的。在他讲述过去时，我会留意他言语中是否有一些“毛刺”，比如，一些话可能表明他内心长期存在着自大倾向，或认为自己那么做是正当的，这表示他可能感到不公平或拒绝服从规则。像这些都能表明他身上仍然存在着某种风险。

他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谈起。这么做，或许是因为可以暂且跟犯罪的事情拉开一些距离。他先跟我说，他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他母亲是个酒鬼，记忆中她频繁出入康复中心和医院，这贯穿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后来他父母亲离婚，母亲走了，他和父亲一起生活。

那时伊恩只有13岁，他弟弟12岁。伊恩将父亲描述为一个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人，说他“冷漠得像一块冰”，还说自己“超级害怕他”。听到这里，我没有问什么，不过伊恩可能察觉到了我的好奇，他很快解释说，他父亲从来没有对他有过暴力侵害，也没有性侵害。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确实有一些儿童性犯罪者在童年时曾遭受同样的性侵害，不过这只是风险因素的一种。就儿童性犯罪者而言，童年期遭受性侵害的经验不是必要条件，同样也不是充分条件，即这样的受害者并不一定就会成为犯罪者。

伊恩想要赶紧离开学校，也想离开家。于是到了17岁，他去另一座城市给一位建筑工人当学徒。我通过查阅警方档案得知，他在因为性侵被捕之前，只有一次犯罪记录：19岁时因为露阴而被警方警告。他在讲述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我插嘴向他问起。这让他有些窘迫，说那件事没什么，当时他是喝多了，夜里在一个公园撒尿就被抓了。

他说，他在监狱的性犯罪者团体治疗项目中讲过那件事，而且有好多人都讲过类似的事情，说那种事情无关紧要。我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许多犯过露阴罪的人后来实施了其他的性犯罪，不过另一面也成立，即许多露阴癖也没有对他人表现出额外的犯罪风险。这次谈话中，我们没有时间去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我注意到了他会喝酒，酒是一种消除压抑的东西。

目前为止，这是我从伊恩身上可以分辨出的一个“自行车密码锁”数字。而还有一点，同这个犯罪风险评估模型同样有用，这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意识到的——罪犯在讲述中如果有意回避一些众所周知的暴力风险因素，这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我只要想到扎赫拉的例子，就能意识到这一点。我和伊恩在讲到这里时说了一下，我们同意，在下一次的谈话中回过头来聊这次没有聊完的那些话题。

一周后，我们继续上次未完成的谈话。我在头脑中很清楚有哪些话题要继续聊，就像一位在周六晚上到岗值夜班的急诊科医生。

他从25岁左右开始接着讲。那时候他认识了妻子希拉，她当时是一位中学老师。他说，他们的交往和婚姻是“平常的”，再没有多说什么。“跟我讲一讲她吧。”我说。

但他显然不想讲，而且用了一套很常见的肢体语言。他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下巴抬起，看上去像一个倔强的孩子：“没什么可说的。”

“完全没有吗？”我温和地问。

他摇摇头，很坚持。看来，他不想让我了解他的婚姻。然后过了片刻，他轻声地说：“我让她失望了。”他草草地把故事讲下去，泛泛地说了说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一起经营他们的第一个家，组建起一个家庭。

他的讲述并没有显得不诚恳，也不让我觉得自以为是或自怜，但他仿佛和所讲述的生活很遥远，仿佛是在讲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

他告诉我，父亲死后，他和希拉继承了一点财产。而且她在学校升了职，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由他来照顾家里，当一段时间的全职丈夫。升职后，希拉不得不经常加班，每周都有好几天要工作到很晚。我问他，她不在家的时间这么多，这是否让他感觉到不快。他显得很惊讶，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还好，他当时也支持她，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工资也不错。他为她感到骄傲。

不过他也承认，渐渐地，他也觉得有些不快，因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抚育两个儿子的职责。有些事情还好，像跟他们一起踢足球、做饭，但有些事情他会觉得烦躁，比如辅导他们写作业，毕竟他自己也没有上过多少学。儿子们也会要求有更多看电视和玩电脑的时间，他也会由着他们，而不是照着妻子定下的那些严格的规矩去要求他们。他不想当“坏警察”，也不想“做所有的事情”。他慢慢觉得自己像一个单身父亲。我点了点头，让他明白，我理解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角色。

“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想。”说完，他陷入了漫长的停顿。

他有许多漫长的停顿。我只是耐心地坐着，听着钟的嘀嗒声，还有外面街道上时不时传来的汽车经过的沙沙声。过了许久，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起来。此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并肩陪着他朝着一面悬崖走去，马上就要看到悬崖下的深渊。

这之后，我不再打断他的话，只在他失去勇气讲下去的时候稍做鼓励。

故事是从大儿子安迪开始的，他当时11岁。

伊恩说不上来，想要摸他的感觉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就记得有一天，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一闪而过：他的手放在了安迪的阴茎上。他从没有这么做过。这个画面让他心里漾起一种温暖的兴奋感，仿佛想象到遥远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驱使这个画面出现在自己的近前，让它成为发生的事实。听上去像是性欲雷达，定位到某种遥远却真切的性兴奋感，这让我想到伊夫林· 沃（Evelyn Waugh）所写的：“一阵微弱的蝙蝠吱吱声，那是性欲的声音，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听见。”

一开始，他会把那个念头赶走，但它一而再地出现，而且越来越强烈。一天晚上，儿子们睡下了，希拉一如往常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于是，他一边在头脑中想象着一些画面，一边手淫，他幻想着安迪在冲他微笑，一个可爱、热情的微笑。然后，他把9岁的哈米什也拉进幻想中来，还想象他们三个人相互摸彼此的阴茎。这些想象让他感到性兴奋。而且他开始想到，或许安迪会认为这种触摸只是不小心碰到，于是，把幻想变为现实的想法便开始落地生根。

多年来，他都没有负责监督过两个儿子洗澡，但这段时间，他开始在他们洗完澡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走进浴室。他跟他们打水仗玩。他们喜欢这个，而妈妈是从来不允许他们这么做的。他提议一起玩一个叫“潜水艇和鲨鱼”的游戏，儿子们在浴缸里，而他坐在浴缸沿上。伊恩告诉我说，这个游戏男孩们都喜欢，而且慢慢变成了他们三个人的日常。只要希拉不在家，他们三个就在浴室里玩，大叫大笑着，把浴室弄得乱七八糟，水和肥皂沫溅得到处都是，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赶紧洗头或者刷牙。听到这里，我能够把故事的一些空白处填上了（当然是默默地在心里）。这样的故事，我在庭审档案中已经见了足够多，也曾在其他的许多案子里听说过许多不同的版本。故事都无情地走向冷酷的结局。

安迪感觉到，他父亲的手在浴缸里摸了他的阴茎。第一次被摸之后，他觉得是一次偶然，后来他告诉一位专业应对儿童相关案件的警务人员时是这么说的。他尽量让自己不要多想。但在那之后，这样的情况开始一而再地发生。这让他开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他感到“古怪”和难堪。

爸爸在干吗？他对性有所耳闻，在学校听同学说过，甚至在他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家里上网时，还看过一点东西。他开始担心父亲是不是同性恋。或许真是同性恋？但这可是他父亲，所以不可能。

他看到爸爸也对弟弟哈米什做了同样的事情。兄弟俩还曾在回到他们的上下铺躺下睡觉之前，就这件事情稍微聊过一点。我想象着两个孩子躺着仰面看着天花板，在黑暗中说着悄悄话。他们没有面对着彼此，因为这些话语和想法让他们感到难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告诉妈妈？他们知道她知道之后会多恼火，爸爸也知道。这是他们和爸爸之间的秘密。最后他们什么也没说。

伊恩答应请他们看电影，说下次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在影院，伊恩坐在他的两个儿子中间，电影看到半途，他把两只手分别伸进两个男孩的裤裆里。兄弟俩后来说，他们当时惊呆了，也吓坏了，生怕周围有人看到。关于这件事，伊恩告诉我说，在他印象里两个儿子是允许他那么做的，毕竟他们俩没有动弹，没有对他的行为表示拒绝，而只是看电影。

回到家，在送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让他们俩一起摸他勃起的阴茎，就像他之前幻想的场景中的那样。他们也照做了，没有说什么。哈米什和安迪后来说，在那天晚上后，他会给他们额外的零花钱，请他们吃喝玩乐，还跟他们说，他们是“乖男孩”。这个称呼在我听来并不陌生，他们的母亲在证言中也这么说过。

当时，希拉的新工作颇具挑战性，占据了她大量的精力。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感觉丈夫竟和孩子们相处这么融洽。但后来回头看时她能察觉到，在当时那段时间里，孩子们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也更容易反应过度。

有一天晚上，安迪跟她“没有任何原因”地大吵了一架，把一件爸爸送他的新玩具砸了个粉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件事令她感到尤为震惊，因为安迪一直都是兄弟二人中更守规矩的那个，是个负责任的大哥哥的角色。

希拉在跟警方回想当时的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伊恩帮了大忙。他安抚了所有人的情绪，收拾了乱糟糟的现场，安慰她说大概“只是荷尔蒙在作祟”——“你知道的，男孩子会变成大男孩的”。伊恩自己也曾是个难相处的少年。但是安迪还没有到青春期，他才11岁。那件事之后，她曾试着把工作上的精力匀一些出来照顾家里，但很难：当时学校马上要应付教育检查办公室的检查，所有人都得加班。

然后有一天晚上，希拉出差去参加一个会议而没在家。伊恩想要跟安迪肛交，而且是当着哈米什的面。关于这件事，伊恩讲得比较潦草，而我也没有强迫他。我之前从两个男孩的证词里已经了解过大致的情况，他们说得清楚而且简练。这次遭受性侵后，安迪和弟弟回到卧室，把自己关了起来。

伊恩告诉我，他知道这次自己有些太过分了，当时觉得很慌，不知所措。会发生什么？他一夜没有睡着。两个男孩第二天照常起了床，照常离家去上学。他们什么都没说。

又过了几天，希拉突然接到孩子们学校的电话，让她赶紧过去。原来，安迪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一位他信得过的老师。随后哈米什被叫过去，他证实确有其事。

接着，伊恩向我讲述了他在过去的那个家中的最后一天。他讲到了晚上以后，他感到多么漫长又可怕。

希拉依然在加班，没有回家。不知何故，男孩们放学后没有回家。起初他想，或许他们去某个朋友家里了。他的脑子很乱。时间逐渐流淌，孩子们还是没有回来，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给希拉打电话，想问她是怎么回事，但她没有接。他又给希拉打了几次，还是无人接听。

于是他把家里收了收拾，准备好晚饭，心里盼着某个时刻能听到前门咣的一声打开，男孩们叽叽喳喳说着话走进来，把书包扔在前厅的凳子上。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慢慢知道，这些都不会发生了。

他跟我说，他知道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我轻声问。这是从他开始讲述这段痛苦的过去后，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人生。”他回答说。

那次是他第一次有了想自杀的念头。

起初，他盘算着开车去往比奇角（Beachy Head），那是英国一处臭名昭著的自杀点，位于萨塞克斯郡（Sussex）的海岸边。不过随后他想，服药可比那样简单多了，可以就着威士忌，服用过量的扑热息痛i。他赶紧去医药箱里找到扑热息痛的药瓶，把瓶子里的药片抖出来放在手上，然后拿一只咖啡杯，倒上单一麦芽威士忌，仰起脖子，把药和酒全吞了下去。

之后，门铃响了。来的是警察。伊恩开门时，他明显已经喝醉了。他告诉警察说，他吃了很多药，而且补充道：“我很快就会死的，不用担心。”这句话让我感到惊异。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他还会给他的孩子们造成更多的伤害吗？或者不用担心他会负隅顽抗吗？警察迅速把他铐上了车，去了医院。

伊恩的缓刑档案包含了部分的警方记录和庭审记录。从中我了解到，希拉对孩子们说的话没有丝毫怀疑，她直接报了警，然后把孩子们带到自己的父母亲那边去。她没有回家，也没有联系伊恩，从那以后，他们俩再也没有说过话。和许多跟她处境相似的母亲一样，她内心充满了自责，她告诉警方说，“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我还了解到，在伊恩被捕后，社会工作的相关部门对这个可怜的女人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有些无情，但这是理所当然的程序。不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儿童性犯罪者团体中，还是在之后我接触过的儿童性犯罪者中，我知道有许多已婚的儿童性犯罪者，不仅性侵子女，还性侵孙子女，其中有些获得了他们妻子的许可甚至配合。像这些夫妻，不仅会拒绝承认恋童癖的说法，而且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性犯罪。

这些案例中，丈夫和妻子都认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有权对他的伴侣和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另外，我还评估过许多涉嫌儿童性侵害的父母，他们下载儿童色情片，拒绝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而且会真的觉得困惑：怎么能说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危险呢？他们并不将他们的孩子视为性对象，正是因为他们与孩子们之间存在一层亲子关系。

在和伊恩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们回到了如何回应哈米什想要见面的请求的话题上来。起初，伊恩觉得很矛盾。他说如果能见面，他希望儿子宽恕他，如果可能的话；但他接着又说，就算是这样，他自己也还是过不去。就算是哈米什能原谅他，他怎么做到原谅自己呢？

如果他们两个见面，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见呢？在迫使哈米什变成他性侵的同谋的一刻起，他就已经掐灭了他们之间的未来。他觉得更能够理解安迪对他的抗拒了，他知道安迪所经历的是什么，以及这个男孩为什么想要完全断绝跟父亲的关系。

在跟我谈了一些后，他向我明确表示，见哈米什对他来说太难承受了。他儿子想要的任何东西他都给不了，起码现在给不了。

我把他的这一决定转告给了彼得。彼得如释重负，并且告诉我，负责伊恩的专家团队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哈米什会感到失望（但他曾从更糟糕的情形中挺了过来，这是大家没有说出口但心照不宣的话）。我说，或许某一天，当伊恩的心灵重获新生时，事情会发生一些变化。某一天，他或许能够开始考虑跟儿子见上一面。“或许吧。”彼得看着我说，他的仁慈中，同时夹杂着某种从多年工作经验中培养出来的务实作风。

随后，伊恩的画面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他坐在床边那张旧沙发上，脑袋低埋，情绪崩溃，与他的羞耻感全力搏斗。我思考着有关宽恕的问题。宽恕是多么难啊，而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留给宽恕发生的空间是多么小啊。

我再次想到了恢复性司法，想着它是否能在伊恩和哈米什的案例中起到作用。把伊恩关在监狱里，究竟收到了什么成效呢？我们的社会已经向他和公众充分表明，我们有多么痛恨针对儿童造成的性侵害。不过，对一个罪犯的10年监禁会花掉我们将近50万英镑的经费支出。花这么多钱，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比如，我们将伊恩安排在专门关押罪犯的社区廉租房里，给他挂上电子标签；而经费可以分别花在伊恩和他的家人身上，让他们各自或是共同接受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以让他们从这一相当严重的侵害中恢复过来，在心中重新生出安全感和爱。

这样的治疗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重归于好，甚至也不能保证宽恕会发生。但是，这将保证父亲和儿子们都能获得他们各自需要的帮助，而判决的刑罚依然照章执行，让伊恩处在法律的制约当中，也依然能够向他和公众表明，他的罪行是受到社会严厉谴责的。我不得不认为，这么将他在监狱里关上 10 年，是导致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因素之一。

“我很快就会死的，不用担心。”伊恩在10年前被捕时曾向警方这么说。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治疗的6个月之后，他兑现了这个承诺。那时，他租到了一间房子，也找到了一份夜班的工作。

这看上去是不错的结果，我也见过一些类似他这样处境的人在出狱后能够继续前行，看起来放下了过去，过上了新生活。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状况挺不错，但伊恩仍活在一种梭罗（Thoreau）所称的“宁静的绝望”中。一天拂晓，他打卡下了班，去了附近的火车站，走上铁轨，被一辆迎面而来的火车吞噬。

彼得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他将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哈米什。年轻的哈米什有可能会担心，父亲伊恩的自杀是否与他提出想要见面的请求有关。伊恩自杀后，就再没有和儿子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了；而我知道，彼得将用他的同情心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应对哈米什这份可能会有的担心。哈米什失去了他的父亲，我对此感到难过，我还感到难过的一点是，这个真诚又心怀忧虑的年轻人，将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所期望的“了结”了。

在我的工作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风险，即你自以为知道病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但其实并非如此。在伊恩自杀的悲剧发生后，缓刑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团队将接受审查，以明确我们在工作上是否存在任何失当。但事实是，哪怕我们对伊恩计划自杀有所预期，我们也没有太多办法能够支持或阻止他这么做，比如，我们不可能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而强行把他关起来让他接受治疗。而且，哪怕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哪怕奇迹般地正好有一个空床位，我还会怀疑，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可能依然拒绝收治他，他们会说，按照《心理健康法》（Mental Health Act），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心理疾病，没有收治他的理由。

伊恩出狱后，我们在务实的层面上，为伊恩面对新的生活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有了新家，找到了工作，也从缓刑服务团队和我这里得到了支持。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了。

伊恩无法与自己和解，在他心中，死亡成了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不论是否曾收到哈米什的那封信，伊恩的羞耻感都在他心里。如我之前说到的，羞耻感是可能导致暴力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这暴力也包括针对自己的暴力。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关于乱伦和虐待儿童所造成的影响的书，我记得书名叫《精神谋杀》（Soul Murder）。我曾听许多遭受性侵害的受害者讲过他们被侵害后的感受，仿佛他们的某个部分死掉了。这种感受对许多犯罪者来说也同样存在。这听上去或许有些令人意外，但多年来，基于与伊恩这样的性犯罪者打交道过程中的观察，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性侵了儿童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一定的自杀倾向。

羞耻感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足以吞噬心灵。

（本文选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深渊回响》，略有删减）

| [新西兰] 格温 · 阿谢德  [美] 艾琳 · 霍恩 著/ 张越 译 / 果麦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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