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射频大牛是怎样养成的

Shi Cheng：北欧，对每一个身处无线通信行业的人来说，都是圣地一样的存在，因为这里有爱立信、诺基亚等著名的通信企业。2003年，我从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对未来比较迷茫，有一天看到一个留学中介的广告图，正好是介绍北欧留学。我和爸妈说了一下，他们也挺支持我试一试的。就是这样的因缘际会，我来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乌普萨拉大学，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如果说以前的我，看到的麦克斯韦是书本上的人物和方程式，那如今这些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的导师给了我充分的学术自由，让我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激起了我对射频研究的兴趣。经过四年不懈努力，我在各类学术期刊、会议上发表了35篇论文，完成了2项专利申请。我见过夏天凌晨三点的太阳，只为得到可拉伸天线的一个参数；我也曾一个月跑四五个国家拜访学者，只为商讨合作的可能性。专注在擅长且喜欢的领域，我动力满满，每天都奔跑在极富挑战又成就感很强的旅途中。

▲Shi Cheng的学生时代

同时，我也逐渐认识到工科领域研究成果的终极价值是在工业界的实际应用，期待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商用，因此2010年博士毕业后，我婉拒了导师留校的邀请，接受了有“欧洲硅谷”之称的斯德哥尔摩Kista科技园区的工业界offer。同时我还坚持保留了当地知名理工大学兼职研究员的工作。

这是一段交织着工业界研发未来产品和学术界各种探索新奇想法的经历，虽然我十分忙碌，但每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许就是很多人常提到的理想工作吧。

Shi Cheng：来到华为，是偶然，也是必然。正如所有的种子都在等待，虽然看似是“理想的生活”，但平静的表面下也有暗暗的蓄力。工作几年之后，我觉得“挑战”两个字离我渐行渐远，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与华为接触。

2016年5月，我获得了瑞典研究所射频实验室的面试机会。当与华为的专家对面而坐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不是我的履历，而是对未来射频技术研究的探索。在那个春日和煦的午后，我们从5G时代畅谈到后5G时代，虽然彼时我们对未来移动通信网络于射频技术的需求尚不清晰，但是讨论中充斥着各类挑战和新奇的构想，激起了我对华为的极大兴趣。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华为人，开始了一段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

初来乍到，我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突破理想到现实的“次元壁”，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将学术界的成果快速转换成可规模商用的产品技术。面对这类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已知的方案不再可行，创新成了唯一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从学术界集思广益、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的必要性。于是我积极连接之前在学术界的资源，形成了通过查文献、参加学术会议与大牛们交流，得到启发后再内部技术交流，商讨可行性的研究合作思路。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相对成熟的方案可以纳入自研，有待继续探究的初步成果可以通过合作项目的形式与教授共同研究。这也为我后续在担任Lab主任期间建立合作埋下一颗种子。

Shi Cheng：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的一天，华为瑞典研究所的领导找到我：“射频实验室主任的岗位需要一个对射频技术有着全面深入了解，并具备出色管理和交流能力的资深专家来担任。经过调研评估，你是合适的候选人，你个人意愿如何呀？”

我想，纯技术专家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技术管理者则需要带领一个来自各国、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组成的团队，整合各种资源，这些对我有很高的要求，也会带来一大部分的工作量。但射频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单领域的突破创新遇到瓶颈，跨领域的联合创新是未来的趋势。相比于领域专家，作为射频实验室的主任，我可以充分利用好各个领域的研究资源，拉通各领域专家联合创新，实现更大的突破，是一个可以发挥自身在射频各方向研究经验的难得机会。我可以从聚焦单点深入研究，向从系统层面带领团队联合创新转变。

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从那之后，我也养成了深夜学习、思考的习惯。在无数个家人睡去后的深夜，我轻轻打开书房的台灯，敲开那一个个陌生领域的大门：从对数学要求极高的滤波器综合理论，到功放相关的非线性建模和电路设计，再到基于信号处理的数字无线电算法，看到有意思的，就拿MATLAB（矩阵实验室，一款数学软件）跑一下。渐渐地，补齐技术知识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Lab的管理问题。

Shi Cheng：成为Lab主任后，我梳理了关键项目方向和对应专家，注意到大部分本地的专家都比较资深，保证近期的研究产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团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补充新鲜血液，培养后备专家人才梯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此人才招聘被定为Lab未来几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说干就干，我立马带领大家找猎头公司，发招聘广告，审简历，面试候选人。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几个月下来，竟然一无所获。复盘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中。我打破了沉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是正常现象，咱们团队成员都不是专业搞招聘的；但我们可以打开流程来看每个环节存在什么问题，是吸引不到位？还是候选人不对口？为什么猎头不能精准推送？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在我的启发下，大家集思广益，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初步总结起来，是因为现在具备射频理论和创新知识架构的人太少了，我们应该回到学校，甚至是在单一教授的组里寻找突破口。

我们立马开始梳理几个相关领域的大牛教授的师生谱，3个月后，滤波器领域大牛们的学生，一份200多人的候选人名单终于出炉了。我们通过讲述华为现在的研究方向，如何和工业界联接，吸引和我们一样的有志年轻人。2020年初，一名叫David的优秀博士入职了。这一趟流程下来，我们的人才招聘从最初大海捞针般的人才搜索，逐步转变成了相关领域优秀人才信息库定期更新的成熟模式，循着这个方法，之后Lab又陆续引进了6位优秀博士。真的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RF团队合影（后排左四为受访者）

Shi Cheng：在和年轻博士的日常沟通中，我从不以师者自居。虽然我和大家的年纪相差十岁左右，但是我很少说教，只是通过不断地关注每个人的状态，及时沟通，把相似的个人经历和踩过的坑分享给他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通过技术上平等的交流，我始终相信，面对新挑战的新人们，一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做得更好。

比如，每一位入职的博士，我都会按照他们在校期间的研究，结合产品诉求匹配业务方向。前面提到的David是一个西班牙小伙，一个典型的理工男，数学、滤波器理论功底极佳，整天推导绝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公式。怎么把一名类似数学家的滤波器理论牛人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工程师? 怎么把滤波器的工程问题提炼成数学命题交给David去解决？我综合考虑了他的研究能力和公司产品的诉求，将多通带新型滤波函数、耦合矩阵及拓扑定为他的研究方向。

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已经把一整套算法交付给总部产品开发部门，成功应用于滤波器产品开发，解决传统方案在一些RRU产品尺寸受限的问题，首次实现多通带滤波器在RRU的应用。算法交付后，他也参与到了样机的设计、打样和调试的关键环节，积累了端到端的经验。整个流程完成后，David很快具备了独立将工程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通过解决数学问题来解决工程难题的能力。David的研究成果也收获了掌声与鲜花：从2020年的“明日之星”、2022年的“质量之星”到2023年的“金牌团队”奖。

如今，除了每天做着自己钟爱的理论研究，他还不时支撑总部产品开发的同事，共同解决之前研究成果在产品转化中的遇到工程问题。David的一路成长，也让我感觉到了丝丝欣慰，我看到了“因材施教”的魅力。

Shi Cheng：在业务方面，我延续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的思路，充分运用我在本地学术圈积累的学术资源为商业落地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作为当地知名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我联合本地大学，让大家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在前沿射频技术领域进行探索研究，联合指导学生毕设项目并且联合申请和运作国家科研项目，已成为双方的主要合作方式。

比如，在降低滤波器和天线插损的项目中，2021年，我们双方联合申请的项目获得了政府技术创新基金的资助。通过一次次的尝试和改进，我们最终通过新纳米涂层材料实现了20%的性能提升。到2022年结项时，由于研究成果突出，该项目还登上了当地科技媒体的宣传页面。这次成功的合作，让当地的大学尝到了与华为合作的“甜头”，它们更加愿意与我们一起合作，共同研究。

我们在瑞典境内与优秀合作伙伴开展合作的同时，也在欧洲范围内积极发展潜在的合作对象与学术界的合作。这其中就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来自欧洲大陆的P教授。他是业界公认的功放研究领域的泰斗。

还记得我2018年在欧洲第一次见P教授的时候，他的严谨、纯粹、务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与P教授团队的合作结出了甘甜的果实。由于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关键研究成果成功地被运用到产品中，对产品竞争力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的合作项目获得2022年公司级优秀技术合作项目奖。而且，在这期间教授的两名优秀博士毕业生也加入了瑞研所射频团队。不知不觉间，我们和P教授以及他的团队，从普通的合作伙伴变成了深度融合的联合团队。

一次，在交流过程中，P教授提出了一个期待：“我们非常感谢华为十多年来长期赞助我们的科研项目，一直以来对你们提出的挑战课题也非常感兴趣，你们也时常反馈我们的科研成果对你们产品竞争力提升做出了贡献。不过，我们一直不清楚这些科研成果用在了哪些产品上，那些产品最终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就和P教授有了一个约定：在合适的时间，邀请他来华为的中国总部进行访问。

这个约定在去年终于兑现了。2023年4月，草长莺飞、春光明媚之时，就是履约之时。P教授团队为期三周的华为总部拜访之行，启程了。

第一站在成都。当P教授在成研所听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被用到华为RRU产品功放中提升性能时，脸上忍不住流露出了欣喜的表情。第二站在上海，当在上研所的MBB展厅看到新一代的5G AAU模块中密密麻麻的功放模块，并听说其中也用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时，P教授更是难掩心中的喜悦，凑近设备仔细端详着。

在中国访问的期间，我还陪同P教授访问了国内高校知名的射频研究团队。我还记得在浦东国际机场送别时，教授表达了对中国工业界和学术界射频研究水平的赞叹，其中最让他震惊的是中国还有如此多的工程师、学者和学生致力于射频研究，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他在中国一个大学看到的学射频专业的学生比整个欧洲都多！

此次中国之行，给P教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P教授在欧洲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做主旨演讲的邀请。作为唯一的演讲人，我很荣幸在会议开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名专家学者，介绍了射频技术在过去多代基站射频模块的发展、演进，同时阐述了未来基站产品对射频技术研究的需求。

这是一次风格截然不同的报告，既没有单点的深入技术细节，也没有创新的idea，却引来了听众的极大兴趣。会后，我收到不少让我受宠若惊的反馈，不少与会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了解到射频技术在基站产品的应用，在此之前他们对什么样的研究会对实际应用有价值知之甚少，回过头来想想仿佛有一种闭门造车的感觉。还有不少教授对P教授的团队表达了羡慕之情，而P教授也坦诚地告诉他们，多年与华为的深度合作确保了他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可以不断地应用到实际产品中。

互信、互助、共赢是合作的基础。在我们资助合作伙伴，收获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给学术界传递当前基站产品射频模块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从而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难题。而正是这源源不断来自学术最前沿的活水，汇聚成了Lab强大的创新之源。

Shi Cheng：如何引导团队研究成果向产品转化，充分体现价值一直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与总部的深入交流。

另外一方面，很多未来产品面临的射频技术挑战信息，要清晰地传递给外籍专家也是个难题。入职多年的资深专家还好，不少新入职的本地专家，尤其是年轻博士，由于缺乏对当前产品的了解，影响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能力，更好地为未来产品研发做出贡献。

所以在2022年底，我提出并初步验证了一个取代当前较复杂的多输入功放输入信号分解电路的方案，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在产品平台环境验证。而此时，在国内开展的某重点攻关项目无疑给这种创新方案落产品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我和专家们提出去中国参加攻关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很热烈的回应。其实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去一个从没踏足过的国度，走在异国他乡的园区里，在陌生的环境里和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一起开展研究……在北欧生活多年的我，很能理解这些“社恐”内心的忧虑与害怕。于是我决定，由我和外派同事带着本地的专家们到各个地域参与攻关。这一次经过逐一沟通之后，我们的“社恐”专家们同意了。

回顾那段回国攻关时期，对于我来说，工作上的挑战尚且能自如应对，但是对家庭的照顾，我就是“望洋兴叹”了。我的夫人工作也很忙，我如今远在万里之外，两个女儿都小，她一个人一拖二，属实是太辛苦了。当时每天的视频通话是她们唯一的慰藉，有次视频，大女儿很开心地跟我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以后我就可以替你们接送妹妹啦！”看到女儿懂事的模样，我既开心又有点愧疚，更心怀感恩，家人总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与支持，让我能够专注于研究。

让人欣慰的是，在我和外派同事的影响下，团队的博士快速融入了中国环境，中文水平也突飞猛进，早已熟练掌握“谢谢”“你好”这样的简单词语，升级到“师傅你好！我要去富豪金丰酒店”“肉串加啤酒”之类的日常用语了。从一开始大家听得云里雾里，到逐渐标准，最后，他们已经可以在业余时间自己出去溜达了。

2023年3月，我们首先在华为成都研究所开展攻关，将我们的新电路在产品验证环境里做测试，这是我们的研究在已发布的产品平台环境复现的第一步，所以意义重大。到实验室的第一天，我和博士们就转到了产品开发的模式。长长的测试用例清单，加上与已有双频RRU产品射频性能的多维度对比表，立刻把我们带入产品开发工程师的角色中。

我们的新电路在产品验证环境中跑通前，大家都忐忑不安，复现在瑞研所实验室的实测效果是当时唯一的期盼。成研所支撑项目的同事非常给力，第二天联合验证的平台就跑通了。接着就是直通性能和算法线性化后的射频性能评估。那段时间，大家天天泡在实验室，不断地调板，修改算法配置。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产品性能越来越好，达成了各项指标。

第二轮的攻关，是在上研所。此时已经来到了6月的初夏时节，我们要做一个匹配未来极致高效单频功放的方案，在样机上做调试，这次的结果对于我们的方案能否进入下一步未来产品测试平台验证至关重要。由于过去近20年生活在北欧，我已经适应了北欧舒适凉爽的夏季，这一次从瑞典到中国，一出机场的航站楼，我就被扑面而来的湿热空气打得措手不及。起初的项目进展很顺利，不过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我就病了，高烧，出疹子。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隔离生活。原本热火朝天的上研所实验室的样机优化和测试验证，变成了我在病假中一天接一天的线上联合攻关。

所幸我的同事Ibra在出发前就熟悉了实验环境的全流程，我很笃定他能搞定。果然等我回到实验室时，已经到了最后的验证环节，就是前面我开头提到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测试。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接下来，7月初的项目阶段性进展汇报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下一步在产品平台进行批量验证的计划也确定了。这是Ibra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认可，同时还可能产生极大的产品价值，他感到非常兴奋。离开上海前，他已经开始主动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回中国攻关了。

就这样，我们团队的6位专家分别前往上海、成都、西安参加攻关，促成了面向AAU产品开发的5G MM节能功放研究、RRU大功率高效功放及极简非线性驱动信号电路和介质多工器调试算法研究。由于这些关键射频技术研究成果对未来RRU和AAU产品的贡献，我们团队获得了2023年公司“金牌团队”奖。

▲攻关专家在外滩合影

Shi Cheng：在华为的八年，我完成了从研究者到管理者的蜕变，从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发展到全方位把握行业的先进技术和方向的多面手，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团队完成攻关。对于一个纯理工男来说，一路走来，并非易事。

还记得在博士毕业前夕，我和夫人聊到在毕业邀请函上要怎么描述我，她认真想了很久，很郑重地对我说：“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在我眼里，你就是这样一个专注的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也许是专注的人内心总有一种力量，静水流深，在凛冬积蓄，才能在春夏薄发、在秋天守望。

在做Lab 主任之前，我最享受的是安静研究的状态；做Lab 主任之后，我遗憾的是自己亲手做研究的时间被压缩了，但也因为培养出更优秀的年轻一代而倍感欣慰。这些年轻人思维开阔，积极学习新知识，不拘传统方案束缚，不时冒出令人惊艳的创新想法，这支能力出众的团队是我这些年最大的收获。

我想我还是当年那个我，只是有幸身边多了一群同样专注、同样执着的同路人，我们拥有同样热烈灿烂的梦想。我不需要再独自奔跑，而是要守望每个年轻的梦想成真。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从瑞典到中国，有座无形的桥，联接着我们，让我们携手共进，奔赴“无线”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