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值几何？晚清的金银本位之争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肆期
金本位改革思想的提出
图1黄金
到19世纪后期，欧美的大多数国家及日本都已经加入金本位国家的行列。各大资本主义强国共同制定了这一游戏规则，那么这对于使用其他本位的国家而言就不那么友好了，尤其是长期处于白银时代的中国。众所周知，中国自明中后期就一直广泛地使用白银作为法定货币，并长期以银钱并用为准则。随着白银的产量不断提高，货币功能却被不断削弱，价格也随之巨跌。19世纪70年代之后，白银的价值就一日不如一日，金价反倒一路上扬。这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而言十分不利，和金本位国家做生意时，货币的购买力打折，相当于花更多的钱买更少的东西，以致出现了“中国贫金而外流”“外银无用而倒入”的情况。特别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要求的赔款都以金本位计算，而中国仍然以白银计数，每年都要承受数百万两的“磅亏”。这种情况之下，满朝文武无不忧心忡忡，洋人不仅可以通过武力对中国瓜分豆割，还可以通过经济上的优势让中国承受不必要的损失，如本位问题不解决，则国家发展殊难为继。正因如此，清政府希望实行币制改革，以尽快减少损失。
图2银锭
当时希望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不是只有清朝统治者自己，《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彻底打开国门，外国商人到中国之后发现，偌大一个国家，竟然没有统一币制。各省之间的货币居然都不通行，彼此之间还要相互换算，以至于还出现了没有实际价值的虚银两作为换算工具。出于贸易的需求，他们也急切地希望中国尽快统一币制，因为银本位制不只让中国承受磅亏，对于外商来说，他们也要时刻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
对于清政府而言，金储量不足、经验短缺都是摆在面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此时国力日盛的美国似乎是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它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逐渐展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清政府就授意驻美代办沈桐向美方提出照会，希望能学习美国经验，应用于国内。当然清政府绝口不提是因为承受磅亏过多才不得不实行改革，而借口称是为了稳定国际金银比价，这样也更有利于美国人在华的投资。
美国人对这一建议颇有意向，彼时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美国人尝到了金融扩张的甜头。他们发现，比起赤裸裸的刀兵相见金融与货币更能巩固美国的霸权，如能将这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庞大国家拉到金本位的阵营中来，则更有利于对华商贸活动的开展。而美国作为中国币制改革的策划者与指导者，也势必会在中国新的经济规划中留下自己的影子，从而强化美国对华的影响力。
于是美国与其他列强相互达成了一致意见，唯独英国反应强烈认为美国此举明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帮助清政府货币改革是假，取代英国在华的金融垄断地位是真。故英国方面明确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实行银本位已久，尚无推行金本位的条件，美国人不应以己度人，而应该充分尊重各国的货币主权及自觉权利。
这种言论从最擅长以金融手段剥削他国的英国人嘴里说出实属讽刺，但是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行驶在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上，作为一个新兴强国，美国并不需要过多地顾忌英国人的感受，况且两国在金融领域还处于竞争状态。所以很快，以康奈尔大学财政学教授精琪为首的一批财政专家赶赴中国进行指导。这位新上任的会议货币专使可谓风光无限，同时戴着清政府特邀专家、美国总统特派、中美沟通大使等多个帽子，而中国方面对精琪的到来，也展现出充分的尊重与礼遇，不仅光绪皇帝亲自接见，并且给予充分的行动自由与调查权限。
图3康奈尔大学
精琪方案
精琪刚到中国，即抛出了他准备已久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诠解》，在他的改革方案中，考虑到中国缺乏黄金的现实，精琪打算让中国先自铸银币，再将其以32:1的比例与黄金挂钩。为维持汇率，清政府还需从外国银行借款，以便销售金汇票。最为关键的是，清政府应任命一位洋人做司泉官，全盘负责管理改革事务与币制贷款，甚至能够建议整顿财政。这套办法的实质是虚金本位制，或称金汇兑本位制，它的好处是并不需要很多的黄金储备就能发行货币，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金汇兑本位事实上是将本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挂钩，以无限供应外汇的形式来维持自身币值稳定，但潜藏的风险太大，实际会使中国货币处于附庸的位置，一旦对方国家货币有个风吹草动，中国市场亦会受到波及。而且精琪的改革方案给清政府埋下无数个坑，首先是32:1的比例不够保险，如果金价继续上涨，银价继续下跌，市场金银比价会进一步扩大，到时国际投机商们低买高卖，很容易滋生套利行为，清政府怎有能力应付整个国际市场的变动？而让外国人担任司泉官更为危险，财政金融大权在转息之间即为外人所夺。只要实行过程中稍有差池，清政府就不得不继续向外国银行大笔贷款，以勉力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所以这注定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
图4精琪一行在浙江杭州考察时，与时任浙江巡抚聂缉槼等合影
正因为币制改革背后的潜在利益如此之大，精琪对他的改革方案极为关切。自1904年上半年起，精琪从北京出发，走访了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多个中国大型商埠，实地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与货币使用现状。有时甚至当街就找小商小贩甚至普通平民，询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的情形与感觉，完事之后回到当地衙门，再给官员上课，解释币制改革的流程与要义。
在汉口，精琪见到了他闻名已久，之前却未尝得见的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同时他也热心于统一货币，一直都在积极地尝试自铸银元。因此精琪想要推进他的方案，张之洞是决然绕不过去的。张之洞公务繁忙，精琪专门在汉口多等了几日。但二人的初次见面并不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张之洞对精琪的方案早有耳闻，所以对他的到来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财政金融乃一国之大事，事关国家存亡，岂能操之于外人之手？币制亟须改革，但必须受国人掌控，这也是他如此热心于自铸银元的原因。而且中国乃贫弱之国，生产力低下，一个普通工匠辛苦一天的收入也不过温饱而已，绝大多数人仍然使用价值低廉的铜钱。如今黄金价值较之银铜更加高昂，中国又缺乏黄金富矿，“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
精琪的方案本来是为了解决清政府的磅亏，可张之洞的思路却另辟蹊径，他觉得磅亏不一定全是坏事，现在世界各国对白银的需求仍然不少，即便现在国际银价一路下跌，难道就没有回升之时吗？而中国长久以来受列强产品倾销与赔款举债之苦，难道国家就没有富强之日吗？倘若中国积极学习西方技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终有一日能跻身强国之列，到时以中国的劳动力及生产能力，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够匹敌？彼时外国市场亦能为国货所据，因磅亏而吃亏的反倒变为洋人了。毫无疑问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在晚清官场是极为罕见的，在敌我实力严重失衡的大环境下，这样的想法一定会遭到同僚的嘲弄，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最为可贵的也正是如此，在大多数人皆失去信心的艰难环境下，仍有人怀揣着理想，坚信中国终能走上富强道路，甚至放言要将国货卖予外国，实属不易。
图5晚清名臣张之洞
回到北京之后，精琪整理出厚厚一份调查材料，试图以充分的例证证明自己的观点，然而结果是令他失望的，清政府明显察觉到，虽然精琪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但他的方案很有可能威胁到清朝的货币自主权，这是断然不可容忍的。正所谓“国之所以立在财，财之所以运用在权，财政失而全权欹，国奚以国”。
无论精琪如何辩解，这个根本性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美国的确想让中国依附于它的金融霸权下，这一点即便是签订无数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亦不能顶着全国人民的舆论轻易答应，所以方案终究无从落实。特别是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人与精琪针锋相对，更是加大了这一趋势。自从汉口一别后，张之洞愈发地感觉到精琪此人来者不善，“其所言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之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如此种种，必使中国财政陷入莫大之危机，在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反对下，精琪只好无奈地回到美国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前脚刚走，清政府就颁布上谕，决定采纳张之洞的方案，试行自铸银元，并且全面实行银本位制，以“两”制库平银为单位。如果精琪知道自己实力推销货币改革方案的结果，竟然是间接加速了中国自铸银元的历史性成功，还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期间还闹了一个乌龙，美国人对自己的这位专业经济学家很有信心，可与精琪同行的其他使团人员相对之下没那么专业，或许是没搞清楚情况，或许是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不畅，他们向美国政府报告称，精琪在清政府方面受到很高的礼遇，中国方面对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很感兴趣，并希望作进一步了解。精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也刻意回避了失败的现实，因而美国政府对成功抱有很大的期待，白宫中的财政官员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拥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庞大国度向他们张开了臂膀。结果精琪回国之后才向他们陈明实情，并把责任甩到张之洞的头上，声称是张之洞等“顽固派”从中作梗，才导致本来大好的局面急转直下。美国政府大失所望，果真被精琪的这套说辞给忽悠住了，愤怒地派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直言是中国方面没有履行约定的改革内容才导致计划失败，现在清政府必须立即改正，并按照美国人的方案重新规划。
这种霸道的行径让清政府十分不满，货币如何改革本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理应拥有的权利，美国只给出一个大致的方案，又没有明确达成协议，中国自然有允或不允之权。改革计划不能实行是客观原因所致，可精琪回国之后又这么添油加醋地一渲染，几乎引发外交事故，这实在是有些缺乏职业道德了，所以清政府立马向美国方面表示抗议，并揭穿了精琪的掩饰之词。公使带回的消息令美国政府十分沮丧，在他们看来，这是长久以来的努力一朝付诸东流，而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所期待拥有货币主权的现实。精琪也没有搞明白，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反对，而是清廷上下达成的一致意见。毕竟从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之后，清政府已经见识到太多列强把持中国主权的手段心理上天然就有警惕，自然难以相信所谓“与中国主权无损”的说法。
改变货币本位这种大事，绝非动口就可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银本位制，大清的国库中黄金储备十分稀缺。而且因为长期的入超，黄金也像白银一样不断外流。按照海关统计，在1888到1900年的十三年间，黄金出口多达73692000海关两。民间倒是有不少存货，可清政府并没有有意收集，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到，总不能赤裸裸地逼迫百姓交出。即便是精琪也不得不承认，哪怕实行虚金本位制，也不能一点黄金储备都没有，这样发行的钞票很难得到民众承认。不过这也不是没办法解决，中国国内无法铸造金币，那在国外开设信用账户，卖金汇票也可以解决。但这么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国人买中国货要比中国人买外国货多，在顺差的条件下，中国实际上是长期亏本的。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门被一次次强制打开，贸易逆差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财政早就入不敷出，因而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几乎没有取胜的办法。
更何况就算精琪的方案真的成功，其他国家也不能容许美国以一国之力在中国的货币发行中占有超然地位，否则到时候不免引发各国于涉，最后只能由清政府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所以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还是依靠传统的银本位来发行货币更为安全稳妥。
康、梁的金本位构思
虽然精琪的方案失败了，但仍有中国人在继续推行金本位的改革，他们是维新派的主导人物—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康、梁二人看来，改革币制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步骤，如果抛弃精琪方案中有害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方面，单就实行金本位或虚金本位的方向来看是正确的。所以康有为在1908年写了《金主币救国议》，把之前以银钱作本位的母子相权论稍作修改，改成了自己的金银版本。在这个版本中，金为母，银为子，所谓的金本位制，就是拿黄金价格来衡量银币及其他辅币，即“以母权子”；而金银复本位就是拿银价来衡量金币，即“以子权母”。两种办法究竟哪种合适，要按照实际国情来定。但只要“银价日落，金价日涨”的局面不改变，中国晚一天实行金本位，损失就增大一天。民众饱受物价腾贵之苦，朝廷亦遭经济磅亏之难，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说罢康有为还为精琪打抱不平：“早改金主币，何以至今日之忧？”
康有为的想法颇有道理，但他给出的办法却十分理想化。实现金本位必先筹集足够黄金，可实行金本位知道海均视黄金为镇国重器，岂会轻易出售。康有为知道海外华侨资产丰厚，所以他提出大清银行应在海外广设分行，并设立铸币厂，这样在广泛吸收华侨资金后，可直接购买黄金，铸成金币运回国内。同时他还盯上了有钱人家的财产，寄希望于努力收购国内外民间的金器。可怎样让人们自愿交出家里的金器呢？康有为的办法居然是“限时特惠”，即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国家即将实行金本位的方略，然后跟有钱人家说，值此特殊时期，特制定金银比价1:40的办法，一金可换40银，过段时间就只能换20银了。康有为得意地宣称，“民恐比价后将大亏也，势必尽以所有金器首饰，易银于官”。
而且康有为认为，相比于花高价到国际市场上去买黄金，直接从老百姓手中购金更为方便。只需印发一些不值钱的钞纸即可兑换到等量的黄金，这些黄金会成为钞票的准备金，使这些钱的价值有一定保障，这样国家有了储备，民众也不亏本，可谓是两全其美。可康有为最大的错误在于太过理想化，不同材质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价绝不是政府一纸行政命令即可固定的，更多地取决于供应量、市场行情、民众意愿等因素。康有为提出的一金换40银的做法在民间根本不受承认，结果当然是收兑不到足够的黄金。
他的弟子梁启超也是同样的态度，对精琪的虚金本位制改革大加称赞，认为“此法实为银本位国自卫之妙策，我国采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许是学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路径，梁启超创造性地将金银铜铁的价值差异生搬硬套到货币本位上来，认为金本位肯定要比其他金属的本位更加优越，这是货币本位发展的必然趋势。将经济理论硬生生抬升到了哲学高度，实为一大“创举”。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犯了和老师康有为同样的错误，认为政府只要规定一个固定的比价就可以银换金，把白银这种有价值的贵金属和仅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混淆起来，认为都是以物易物以银换金等同于“以纸换金”，完全忽略了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其结果必然是失败无疑。
虽然康、梁二人在货币知识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们为救国救民苦心钻研经济理论的精神却实为可嘉，这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珍贵的精神财富。
结语
晚清的这场金银本位大论战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浪潮，国外国内皆有人献言献策，其中不乏一些看似美好的设想。但本位制改革绝非轻易之事，需要极其缜密的筹备及规划，国内的有识之士虽有一腔热情，却大多缺乏货币理论的常识，以至于只能提出一个个难以落实的想法。
图6青年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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