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产能过剩，有标准答案吗？｜《财经》特别报道

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而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促进专业化分工。专注、沉潜下来，为全球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不以国界为边界，应是中国企业的共识

4月以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时提及中国产品“产能过剩”，将之推至贸易争议的外交焦点。显然，较之十几年前一些国家对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指责，在当前语境下，中国“新三样”等高技术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强，影响了部分国家“制造业回流”计划和推动本土先进技术和产业布局，所谓“产能过剩”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

江苏沃太能源的创始人袁宏亮不愿将这一话题框限在固化思路上：笼统断定产能过剩了，抑或没有过剩。这家新能源储能企业成立已有十年，先是开拓国外市场，再回到国内市场。袁宏亮观察，行业里企业的状态各不相同，有的订单多到忙不过来，有的就是没有订单。

“储能行业在2023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去年新增的锂电储能的装机量接近50GWh（吉瓦时），之前连续三年，每年的新增装机量，都大于过去所有年份的装机总和。”接受《财经》采访时，袁宏亮表示，假如市场出现3亿元的增量订单，企业不去提前布局产能，也许就会错失发展机遇。然而，如果投资的产能未来三年都用不上，就不能投。

衡量微观竞争是否出现了产能过剩，非常考验企业的市场判断力。宏观层面看，甄别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需要谨慎辨析，既要考虑行业特性和所处的周期，也要分辨是周期性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前者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后者则要分析症候，对症下药。

通常而言，产能过剩，指的是产能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能力存在一定闲置。一般学者会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库存的库消比、资本折旧以及产能利用率等指标来观察。比如，产能利用率=实际产出/生产能力，一般产能利用率在80%左右时属于适度的产能闲置。

在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轮回的魔咒。大约十余年周期会间歇性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学者的研究梳理，大概总结中国经历了四轮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品过剩、2003年-2007年的部分工业品过剩、2011年-2015年的产能过剩加剧、2016年-2020年的重点行业治理，“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各阶段产能过剩的背景、表现、治理措施及效果不尽相同。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看到经济复苏迹象的同时也提出面临的现实困难，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不少产业经济学者认为，当前不仅有部分传统产业在中低端无序竞争，部分新兴产业有“内卷”之虞。

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考察产能过剩及其治理历史，从根本上构建预防过剩产能反复的长效机制，正是讨论“产能过剩”的题中之义。尽管一些国家对中国产能现状的认知、给贴上的标签各不相同，但是避免出现全球市场难以承载的产能，却是各方心照不宣的默契点。

国家统计局通常用“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衡量产能饱和状况，2023年为75.1%，2024年一季度为73.6%。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告诉《财经》，一般认为75%-90%或者80%-90%为正常的产能利用率范围，企业总会空余一些生产能力以机动应对市场变化。

从产能利用率衡量，王小鲁介绍，2013年-2014年，中国官方报告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基本在75%-78%之间，而近期（2023年-2024年）产能利用率在73%-75%之间，说明产能利用率总体变化不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有一份报告估计，中国2012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为60%，当时有些国内机构和个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陈贤是一家大型家居公司的负责人，深耕家具行业20余年。他告诉《财经》，当下市场竞争激烈，家具企业都在想方设法认识消费者，建群讲课、小区推广。有的家具店销售甚至先用低价将消费者引进门、诱导购买商品，再想办法覆盖成本。比如，装完门得加价到1050元，或者无法保证终身使用。“不是有人躺平，办法都想完了，需求上不来，没效果。”

陈贤说起自家企业，开工率只有55%，做定制家具没有积压库存。据他观察，行业内，家居企业开工率能到50%算是不错的。前阵子，陈贤公司开了一次会，计划未来三年到五年，股东不分红，企业要把所有的利润拿出来，参与市场竞争，打价格战去。“不打肯定是不行的。”

《财经》向陕西安康一家水泥企业了解到，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该企业水泥产能未能完全开工，今年的营收受到较大影响。传统服装行业也是竞争激烈。贺圣维是宁波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向《财经》表示，需求不足、消费不振，企业利润太低，竞争非常“卷”。

周春生理解，去产能对企业而言，永远是一种痛苦。关门裁员像是拆掉已经建好的房子。企业普遍愿意扩店雇人，而经营困难，调整往往伴随阵痛。如果大量企业都去产能，生产减少、营收减少，负债率也可能会增加，偿债能力减弱，甚至可能出现金融方面的问题。

经济学家们与发布过的政府官方文件曾担心，如果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甚至危及产业健康发展，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

然而，无论从局部或宏观层面考察当下产能情况，浮现出的答案异常复杂。经营痛苦的企业有之，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亦有之。即便处在同一行业，例如钢铁、芯片、新能源，产能过剩与不足的现象也同时并存。真实的社会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

以备受海外争议的钢铁产品为例，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3月，中国出口钢材2580万吨，同比增长30.7%。其中，3月钢材出口达到988.8万吨，创下2016年7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同时，1月-3月的钢材出口总金额为203.443亿美元，同比降低12.9%。

上海钢联板带首席分析师曹剑勇告诉《财经》，2023年中国钢铁出口量大约增加了2000万吨，基本填补了俄乌冲突影响的粗钢供应。海外国家不满中国的大量钢铁出口，一是由于中国内需不足以支撑钢铁供应，需要靠出口缓和供需平衡；二是由于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近一半，较低的价格优先吸引到全球客户，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钢铁销售，或是拉低利润率。

“钢铁产能并非完全过剩，分行业看，和地产相关的螺纹钢产能过剩，但和制造业、出口相关的热轧，呈现紧平衡状态。当然在紧平衡的过程中，企业利润率实际不高。”曹剑勇介绍，5月17日的数据显示，全国热轧产能利用率为82.94%，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则为51.21%。2023年中国螺纹钢产能比前年减少了3400万吨，华东等地区的企业已经开始自发调节。

行业的结构性分化同样显现在芯片领域。梁兴负责比亚迪芯片业务的相关工作，其向《财经》表示，芯片范畴很广，供汽车使用的高端芯片供不应求，低端芯片目前处在去库存状态。

梁兴介绍，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不畅，芯片价格大涨，许多中国企业涌入手机、家电等消费类芯片的制造领域。这类芯片技术含量低，不像车载芯片那样要求极高的安全性测试。但随着需求下降，消费类芯片价格大幅下跌。好多企业都倒闭了，芯片库存还很多。

望天启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天告诉《财经》，高端类芯片，尤其是军工、航天领域的芯片，技术很难突破，加之美国封锁，仍属于产能不足、供不应求。而消费类芯片，库存严重过剩。新冠疫情严重时，全球半导体涨价，人们争先恐后向原厂下单。疫情过后，才恍然发现，真正的市场需求量可能只有1万件，而供给量可能有10亿件。

“前两年，有些人想办法将车子和房子抵押，借高利贷囤积货物。货物降价、无法销售后，最终倒闭。很多人无法偿还贷款，成了信用黑户，回老家找工作。”王天天和朋友们聊起这两年的观察，（消费类）芯片贸易商都在努力去库存，确实非常艰难。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基础化工行业很多公司身陷竞争“红海”，业绩承压。据统计404家化工上市企业，剔除中石油和中石化后，2022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实现归母净利润却同比下降17%。2022年度在沪深两交易所新上市的基础化工行业全部20家上市公司，2023年业绩同比下滑的有15家，占75%；业绩同比下滑超过30%的13家，占比65%；直接亏损的有2家，占比10%。业内人士透露，化工行业整体要走出低谷，避免“红海”价格战，必须通过的“卡夫丁峡谷”是技术创新，只有进入产业链高端“蓝海”，才能享受价格红利。

巍华新材是一家研发生产氯甲苯和三氟甲基苯系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巍华新材董事长吴江伟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是否产能过剩第一要看产品种类，第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巍华新材在研发、产业链等方面有诸多优势。”当问到企业过去一年以及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如何，吴江伟表示，“这个不方便讲，你们看数据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撤回IPO（首次公开募股）申请的企业中，化工板块已然是比较集中的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北交所有6家化工企业被中止审核，占全部被中止企业的比例接近10%；创业板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止审核14家，占比接近9%；科创板和主板也有不少化工板块被中止问询。

《财经》了解到，部分行业存在明显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嫌疑。产能过剩既有国内供需失衡的因素，也有国际供应链断链和局部重复建设的因素；既有需求变迁，一些产能和终端需求不匹配的因素，也有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落后产能与新兴产能交替轮换的因素。

平安证券经济学家钟正生团队研究指出，截至2023年三季度，计算机通信电子、医药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橡胶塑料制品、纺织服装服饰六个行业产能利用水平不足；石油煤炭加工、化学纤维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以及食品制造、农副食品加工、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消费制造行业，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风险。

经过季调以后的数据显示，2023年四季度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5.2%，仅仅略低于历史均值，并明显高于上一轮存在严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2015年-2016年。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程度应该有限。只要总需求有所回升，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就有望回到历史均值的水平。

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研究院院长高连奎向《财经》归纳，出现产能问题的行业，分为两种，传统产业由宏观经济周期导致，经济萧条之后，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和支出，致使宏观经济不景气；新兴产业则由自身产业周期导致，需求并未萎缩，经过市场调节可以恢复正常。

宁夏石嘴山素有世界“氰胺之都”之称。去年9月，几家氰胺头部企业向《财经》反映，产能过剩明显。氰胺产品的生产技术较为简单，入局门槛低。一旦出现高利润，容易吸引更多竞争者入局。2021年、2022年，宁夏双氰胺出厂价格最高一度达到3.5万元/吨，去年9月价格回落到1.2万元/吨。同时，各家企业氰胺产品种类单一，向高端下游延伸困难。

诸如氰胺、水泥、服装、家具，行业低迷的直接原因是需求下滑，更多受宏观经济压力影响。而新兴产业尤其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产能是否过剩，才正是国际争论的焦点所在。实际上，新产能投资扩张与旧产能出清并存，是否存在整体的“产能过剩”，还是个问号。

博萃循环是一家提供锂电池等电池材料循环利用解决方案的企业，创始人林晓向《财经》诚恳表示，这件事很难定义。“是说提前配置，还是说产能过剩？行业处在高速发展期，光伏和电池需求过去四年都增长了5倍，不预配一定的增量，是满足不了明年的需求的。”

国际能源署（IEA）一份关于电池产业链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在能源领域（包含电动汽车和储能）所使用的锂电池总量已超过2400GWh，为2020年的4倍。IEA预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在三种不同情形下，2023年-203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为23%、24%和27%。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的年用电量占比将分别从2023年的0.5%提升至8.1%和9.8%。

林晓判断，一方面，电动车迅速发展，意味着配套的充电桩和电网将快速扩容。除电动汽车外，分布式的供能源发电和能源输配电体系，肯定也需要使用很多电池。另一方面，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等技术不断变迁，企业还存在设备与产能迭代的情况。

同时，高歌猛进的行情吸引了更多企业入局。在储能行业，中国能源新闻网报道，2020年-2022年中国累计成立储能企业54557家。另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储能企业已经超过了10万家。2023年11月底，第十届G20—锂电峰会深圳公报曾发出警告。公报披露，2023年以来，国内动力电池平均产能利用率不足60%，储能电池产能利用率不足55%。

高工产业研究院调研显示，上游材料端的产能利用率两极分化严重，材料领域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在50%至80%，中小企业约20%至40%。随着市场调整，锂电池、多晶硅、光伏等价格也迎来显著的下降，工信部数据统计，2023年，多晶硅、组件产品价格降幅均超过50%。

价格下降，是产能内卷还是价格回归正常？林晓解释，一方面原材料成本有所下跌。2023年初碳酸锂的价格约60万元/吨，现在是11万元/吨。二是诸如宁德时代，在技术更新后宣称，平均每秒可生产一颗电芯，2.5分钟内完成一个完整的电池组，产品良品率也在提升，这都直接降低了成本。“我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产品，要不要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去？”

袁宏亮将价格调整放到更长时间看：原材料碳酸锂的价格从2021年初5.3万元/吨，到2022年底涨到56万元/吨。2021年、2022年市场对新能源的需求猛增，引发上游原材料企业涨价，近60万元/吨的价格远远偏离了实际价值。而从成品价格看，2023年，电芯的价格从七八毛钱下降到三毛多回归了合理，“电芯的成本加上合理的毛利就应该是三毛多的钱”。

价格回调，伴随着产业洗牌期的阵痛。孙喜春从事光伏投资，是广州瑞晨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告诉《财经》，国内几家头部光伏企业占据近80%的市场，上千家尾部企业只占20%的市场。头部企业产能大、成本低；尾部的小企业缺乏优势，产业链也不配套。

2023年，宁德时代净利润同比增长43.58%，孙喜春朋友的新能源企业“赔了几十亿元”。孙喜春说，入局企业太多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产品标准化程度又很高，几乎没有差异，价格都压得比较低。而今，大品牌产品受欢迎，排到十名以后的企业根本无人问津。

一位企业家告诉《财经》，这两年，中国十几万家储能企业中，70%是在最近两三年刚刚成立的，比如原来做汽车线束的企业，新成立一家某某储能公司，专门给储能行业的企业供线束。这类不具备行业资质或者产品质量技术不过关的企业将逐步被市场所淘汰。“这是产业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正常经历的一个短期阶段。”上述企业家向记者表示。

企业先涌现、产业再洗牌，如此更替纳新，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提醒着决策者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推动一部分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市场。5月8日，工信部公开征求对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及公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提出引导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实际上，产能过剩现象在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并不罕见。

甚至，行政化去产能，中国也曾采取过铁腕手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掀起新一轮基建投资建设热潮，加剧了2011年至2015年的产能过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3年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24个重点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尤为严重。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尤为重视产能过剩问题，出台若干文件化解产能过剩。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明确列明指标，要求在2015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2015年，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为五大任务之首。

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6年，中国炼钢产能退出超过6500万吨，煤炭的产能退出超过了2.9亿吨。2022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十年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退出过剩钢铁产能1.5亿吨以上、取缔地条钢1.4亿吨。

系列举措后，部分行业的产能有所缓和。2015年至2018年钢铁、焦炭、水泥等原材料产能均有压减。从2017年起，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回升，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阶段基本结束。但是，煤炭开采等部分重点行业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此后，钢铁的产能过剩问题亦有反复。

在王小鲁看来，行政手段无法根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刀切”去产能，可能去掉效率高的，留下效率低的，也可能去掉民企，留下国企。过去通过下行政指标大刀阔斧砍产能，还导致矫枉过正现象，市场很快从过剩变为短缺。2017年-2018年，钢坯、煤炭价格一度暴涨到2015年的2倍到3倍。暴利又刺激一些企业绕开限制、扩大投资，导致产能再度膨胀。

探寻本质，产能过剩就是供需失衡。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陈贤举例，古代设计房子常常连同家具一块设计，一位木工师傅包揽全部家具，产品很难过剩。而工业革命的逻辑则是标准化、批量化，不同厂家生产窗口、茶几、柜子、吊灯，都是背靠背生产，没有关联性。

第一次过剩性危机爆发于1788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纺织业突飞猛进。当时，纺织品及原料堆积如山，超过半数工厂破产。英国在1793年、1810年、1816年和1825年，又发生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过剩性危机，破坏性和波及范围一次比一次大。

彼时，国土面积不到25万平方公里、只有几百万人的英国市场，无法消化工业革命带来的供给扩张。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一些研究分析，通过战争和殖民，欧洲发达国家把过剩产能转移到新兴市场，换取了新兴市场的财富、资源和原材料。

美国产能过剩集中爆发在20世纪初期，比欧洲晚100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迅速将民用行业过剩生产能力转化为军事工业，贩卖武器，大发战争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如此。二战后，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通过提供金融、技术、设备等多种形式的援助共计130亿美元帮助欧洲恢复经济，一定程度上也帮助美国化解了部分过剩产能。

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产能过剩时有发生。《财经》采访的专家指出，中国过去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纺织、家电、塑料制品等产品过剩，又如进入2000年后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等基础工业产品的过剩。在周春生看来，市场经济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产能过剩。一般而言，化解产能得靠市场的优胜劣汰。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在于认识问题——产能过剩的发生机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指出，产能过剩最根本原因是宏观层面的失衡，即投资多、消费少。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由投资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在学术界有争议，更重要的是，既有足够多的投资去形成新的产能，也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新的产能。

微观层面，产品卖不出去，最直接原因就是内需与外需不足。一位企业家向《财经》表示，过去我们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借钱透支的基础上，人们将20年后的钱提前用于购买房地产、汽车等方面，繁荣得以持续。但如果已经花掉了20年后的钱，现在或将进入还债周期。

对冲需求下行，有不同建议。王小鲁谈到，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由于市场的手无法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或者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以扩大总需求，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但王小鲁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仅仅适用于某些特殊条件的短期政策。如果把短期政策长期化，一味刺激投资，将导致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产能扩张过快，由此会引发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消费需求不足。长期看，结构失衡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王小鲁说，增长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个“资本积累黄金律”，过低和过高的资本积累率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近年资本形成率保持在42%-43%，比世界水平仍然高约20个百分点。消费率只有53%-55%，比世界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近年来，由市场主导的投资明显减速，一部分原因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降低投资率，是失衡条件下的市场自发调节。

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当下提振经济，以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未有根本性改变，而迅速扩大的政府投资或难持续。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宽松亦值得探讨。一般而言，货币增速需要和经济增长相匹配。倘若刺激经济，大幅放松货币，亦可能诱导企业无限制借钱扩张投资。

比起总量宽松，更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周春生指出，经济增长不是所有行业同比例的上升过程，需求一定会随着增长变化而出现结构性调整。197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64%左右，到2023年下降到30%以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企业与产业政策必须预见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否则，供需的错位将导致产能过剩或不足。

政策落地执行层面，多位人士亦指出，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失误可能加剧过剩。有的产业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先进制造和新兴行业的发展方向，许多地方不管是否符合本地实际情况便一哄而上，纷纷上马新兴产业，造成重复建设，企业与企业之间越来越“内卷”。

多位采访对象认为，地方政府的判断能力有限，产业规划与引导政策的科学性不足。一些在任政府可能执着于完成招商引资的考核目标，盲目规划布局产业，采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入企业，完全不考虑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盈利，也不考虑下一届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实际上，全国产业经济发展仍缺鲜明特色，打造光谷与锂电之都的城市不在少数。一些研究机构提醒，目前中低端的计算机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汽车制造，背后有地方政府各种类型支持，可能存在由于产业政策失调而引发的产能过剩。因此建议，从中央政府各部委到地方政府，应该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出清机制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应该取消不当干涉和各种形式的保护。出于保护当地支柱产业的目的，不让企业倒闭，不惜大量给予贷款，一直浪费资源，负债不断增加。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六七八九集团投资总监刘铭泽向《财经》表示，政府将权限交给市场，自然而然会解决问题。

另一面，高连奎也指出，地方政策只是加速了产业周期，不论新能源产业还是任何行业，都要经历从完全竞争走向寡头竞争的过程。行业成熟的过程中，总要有一部分群体作出牺牲。例如新能源汽车，有些投行型政府获利，有些投行型政府亏损。投行型政府意味着政府扮演着市场化角色，但关键在于现在很多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并非市场化，运营中存在许多问题。

专家们建议，转变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重新定义政绩观。诸如，对招商引资的决策及后续影响实行考核终身制，官员在位期间的业绩、指标根据一定权重累计。

如何治理部分行业出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黄益平建议，首先还是需要下功夫降低宏观经济失衡矛盾；其次把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创新链的前端，不要过多地支持产能复制；再次，是约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一窝蜂地支持所谓的新兴产业；最后，是强化市场纪律，既然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市场会帮助它们出清相当大部分的过剩产能。

王小鲁表示，当前情况下一味刺激投资，今天迅速扩张的投资将变成明天的过剩产能。不如将政府支出重点放在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上，缓解社会保障的后顾之忧。这将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就主要通过救济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改善民生和稳定金融体系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

在国内，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消费需求增长的土壤，是解决经济失衡的关键方向。王小鲁举例，罗斯福新政期间（1934年-1940年），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年均增长达到10.2%。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该比例大幅上升到45.5%。危机期间增加的福利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后期转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其他很多支出项目的比重下降了。这意味着新政期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了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重大调整。随着这些措施，美国经济从1934年开始强劲复苏，1934年-194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0%。

王小鲁指出，当前消费率过低，现在更需要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应当补偿民生欠账，而改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中国大约有4.6亿城镇劳动者，其中四分之一到一半未被城镇社会保障覆盖。以城镇就业人数统计，2021年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25%，未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重约为24%，未纳入失业保险的比重约为51%。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应维护良好的法治、承担更多责任解决民生问题。

王小鲁表示，社会上将罗斯福新政误解视为凯恩斯式的宏观政策。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投资是有限的，货币政策也是非常有节制的，与凯恩斯式扩张政策有根本的区别。防止产能过剩，政府将国内财政支出向完善社会保障、促消费、扩内需倾斜，至关重要。

而面向国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则认为，需要关注中国企业利用海外市场的正当权利。在全球化环境下，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国际市场相应份额是中国企业在开放环境下的天然权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对中国工业发展和外国消费者都有利。同时也要看到，即便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海外市场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产品出口开放度如何仍存在不确定性，看待这一形势也需适当区分合理意愿与客观现实。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建议，企业可考虑将产能向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地区转移。除了开拓当地市场，也可以借助向欧美出口零关税等优惠条件，带动产品销售。此外，中国企业还可以考虑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投资，利用欧美“再工业化”战略，保住企业的传统客户，缓解一部分产能过剩，从“中国是全球的工厂”，未来变成“全球是中国的工厂”。

实际上，在国际市场，无可取代的差异化优质产品始终会保有声量。中国企业要做的，则是保持清醒、坚持创新。“外国为什么对我们有意见？过去丝绸之路为什么别人接受？”陈贤同时谈及文化出海的重要意义，“在古代我们把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把我们的工艺，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变成图案，卖到全世界。”在陈贤看来，国内许多行业还处在照猫画虎阶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论底层技术抑或文化、品牌故事，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对于深耕的意味，袁宏亮亦指出，每家企业的思考深度并不相同。在新能源行业，部分二三线小企业看到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扩张产能，自己也要扩张产能，觉得大企业接不完的订单总会轮到自己，预判出现了偏差。另一面，行业的优质产能、真正的技术创新，永远是稀缺的。而缺少研发投入的企业，未来三年到五年，一定会被逐渐替代掉，这也是行业进步的规律。

实际上，时间永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深圳丰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海升对《财经》表示，电子元器件这类工业品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产能总有一个上升期和爬坡期，总会达到产能过剩，再进行下调。下调完成后，库存会被吸收和消化，长远来看不担心产能过剩。

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而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促进专业化分工。专注、沉潜下来，为全球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不以国界为边界，应是所有中国企业的共识。

卢锋表示，一些产能过剩的民企虽然不同程度地得到地方政府和大基金支持，然而行业发展主要受市场竞争机制支配，因而后续应对产能和供求关系不平衡，可能会更多借助市场自身作用。如产能偏多，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品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走低，有的企业就会因利润下滑甚至亏损而选择退出市场，市场并购重组活跃推动形成新的大体平衡局面。

至于政府能做什么？采访的多位专家建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新模式，防止地方政府相互攀比和仿效导致产业之间重复建设；强化行业协会对产业规范发展的监控协调作用，加快探索建立企业恶性竞争审查机制；在招投标中反不正当竞争，避免企业恶性杀价，提倡性能放在第一位，价格放在第二位，优先追求性价比。当然，健全的市场经济除了创新提升机制，也应囊括退出淘汰机制——破产、兼并、重组，能够在产能过剩尚未变得严重前，就将其化解。

（实习生姚隆轩对此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陈贤、梁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