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在时代广场和崭新的 “故乡”之间

看千年都市：究竟芜湖

作者：唐克扬

无名的芜湖：寻找故乡和风景

唐克扬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连京沪线这样的区域大动脉，也是和地方街道交叉的。那个年代的火车速度不够快，清晨、傍晚，每到一个区域车站，满满的城市上下班的人群常等在闸口，推着自行车，拎着菜篮子和公事包。火车慢速通过闸口，旅客甚至看得清这些陌生城市的陌生人的表情：他们喜悦、焦虑、平静、漠然。

那时依然年少的我，脑海里总会按捺不住地蹦出这样的念头：我为什么没有生在这里(或者，那里)？如果有天不再有机会出门，只能在其中一个平凡的城市待下去，生老病死，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的列车隆隆驶向下一个停靠站时，那些曾经面对面的人，也是在周而复始地走向他们的日常：这里有顺利也有不幸，但是毫无疑问会激发出看不见的无边的能量；他们的理性、欲望、信仰......聚合成了我们短暂看到的城市：复杂的灵魂，琐屑的外表和蓬勃的生气。

那个时候，我禁不住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人的一生，和某个“地点”之间的因缘如此奇妙，我，为什么不是生活在视线的那一头？除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能够成就少量东南西北人，也还有很多人，一辈子就待在一座小城市中，偶然被旅行者瞥见，在时间长河中，他们并不会留下显见的踪迹——他们，是后来我们学会的那个词所概括的，“沉默的大多数”......虽然一个人的眼界有高有低，你不能低估一个具体的生命有具体的情感的浓度，不管他或者她的成就大小，千万种散发着热气儿的人生的颜料，一旦，如此真切地一笔一画涂抹在同一个空间中，年复一年，便无法让人忽视。是这些东西的作用和关系，构成了真正打动人心的城市的历史。

如果不是18岁那年毅然决然投奔了离家数千里外的北方大学，我理应也有很大概率，日复一日等候在铁路闸口旁的。如今高铁线路已不会轻易和城市人交叉，从老家最快可在五个小时内抵达北京，但是“日常”和“非常”间的沟壑，并未因这些增长的便利彻底消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故乡依然为本地，而“世界”终究是梦境。你若能像看电影一样，把他人平凡的生活作为消遣的剧情，而不是视作消磨的过程，是一种大大的奢侈......明知如此，我还是时时思考身份转换中的人生哲学：虚拟的指称抹平了物理差异，在声名重于一切的现代社会中，“平凡的世界”到底还能剩下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古代中国的“域外笔记”感兴趣，也买过卡森(Lionel Casson)类似于《古代世界航海史》(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的全套著作。积攒这些有关一个人置身陌生语境的文化史资料，为的是有一天可以写一本有关“故乡”的书。

也许，还想写一篇有关唐朝人从海路回故乡的故事，取材于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其实，一个人的每篇日记，写的都应该是“故乡”，人的基本世界观，的的确确，是在比较“外面”和老家的不同中逐渐形成的。我相信，不管出身如何，最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一个人的成长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其中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和危险，他的潜力和局限，最终，他得选择自己可以承受的安顿他人生的方式。

我时常庆幸生长在长江边，对我童年有限的见识，这条河流实际起了“扩容”的作用。如果说，小城的困顿价值可疑，个别而偶然的经验无可救药，那无边的茫茫大水，给了我一丝超脱的灵光。就连什么都知道的北京孩子，现在也意识到，作为站在变化洪流中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套新的有关“天下”的知识：如同长江的故事所讲述的那样，没有一个不变的“地方”，可以穷尽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起来，东方人或西方人航海的历史并不直接相干，但我记得伊阿宋的故事对我这小城心灵的撞击：在大海和水手的词语里，并没有静止的，仅仅是由出生地决定的家园，也没有简简单单的归属或服从的感情，不管有多少眼泪和欢笑，在航行中，都会在枯燥的日光和空气流动中很快风干。我生长在长江之畔，我曾经在别处写道：江水让我熟悉了一种随波涛起伏的生活，当然这和“海洋”还差点儿距离，但从此，它让我对变动不安的旅行者的世界有了一种梦想。

2005

詹姆斯·唐纳德(James Donald)也说城市是种梦想，“一种想象性的环境”。城市存在的、统一的和稳定的再现，需要直观的、视觉性的表达，它们表征了那些“历史的和地理的专门机制，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政府的操作与实践，交往的媒体和形式......”他说的，首先还是那些相对知名的、内涵和所指稳定的世界城市，他，以及调查“城市意象”的凯文·林奇，并没有说明他们会选择居住在哪一座城市——很多西方人已经淡漠了“故乡”的概念，也不曾交代被他们从成功案例中剔除掉的“普通城市”的下场，对于千千万万无法选择他们出处的平凡人而言，后者却不是可以绕行的问题。

这个意义上的故乡景观，不仅是指花花草草，同时也是新的中国城市赖以立足的“想象性的环境”。在今天想象和梦想都是那么当然，但它可能会把本地人带离他们祖祖辈辈已经熟悉的日常。

南京至芜湖的船上

27×25.5cm

色粉笔、素描纸

高翔

——听起来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当我回到家乡芜湖，一座长江边一百五十年前崛起的港口城市时，一下子，便觉得类似议题的现实和紧迫已毋须强调。城市的主政者面对着日日翻新的城市天际线，各色建筑事务所，竞相来角逐这里的“江滨花园”“罗兰小镇”“鸠兹古城”：他们要么急于让它融入全球化的风景，要么，就得声称已找到某种“传统”美学的依托，就连真正的“古城”也不再平静......看来，这样那样措辞的“都市景观”绝非学者自道了。

南京至芜湖的船上

色粉笔、素描纸

25cm×34cm

高翔

“都市景观”常翻新的画卷，是人和城市确凿的、即时的、双向的联系；“想象性的环境”既是城市的自我期许，又意味着置身于城市外的人，把“城市”作为客体加以改造的开始，默默之“无名”，在现代性的风暴之中已经无法立足—城市人，哪怕是一个偏在一隅的中国三线城市人，一旦怀着这样潜移默化的图景，便可以能动地改变城市的结构，并在不同的故事里重新渲染出城市的现实来。

芜湖·长江边运沙石的船

色粉笔、素描纸

25cm×34cm 

高翔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乡变得更加迷人、出众，但是目前的成果却是差强人意的，它使得一个人真正成了孕育他的土地外的客体。故乡没有成为威尼斯、巴黎左岸、英国小镇......相反，它却轻易毁掉了自己赖以辨识来路的过去。如同本书中交代的那样，从一条名称不甚雅驯的“鸡鹅街”开始，在20世纪最末的十年内，我的成长地经历了“吉和市场”“吉和街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直至“吉和广场”的升级换代，但是依然没能回到那个令人神往的、“天际识归舟”的满溢诗情的时代。

长江上的游客与帆船，芜湖（约1906-1907）。© 2007 John Swire & Sons Ltd. 编号：Sw12-062

讨论这一切并非要把城市的哲学和现实对立起来。中国城市不缺“如诗如画”的传统，古代文学艺术的描写中本就重“景观”而轻“市井”，典型的现象是常把城市描绘成乡村的模样，对于人工环境的描写常语焉不详，却着意强调、夸大城市的风景，乃至淹没了城市的实质。虽然堪称历史上的“皖江巨埠”，又自矜得天独厚的“半城山半城水”，我的故乡同样未能有效地平衡和调和它的经济、观念和日常，也许，现世财富的创造，理应和更高的文化追求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是显然，迄今，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城市实践，都还不敢说能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这种探索，或许仅仅是中国城市真正“现代化”的漫长之旅的前奏。我们印象之中的古城总是那种城堞之中晨钟暮鼓的样子，但是在明万历三年(1575)重新筑成留存至现代的城垣的芜湖，在一堆平遥、苏州、大理......之中谈不上是断然的经典。一直和区域地理及历史大势脱不了干系，它的都会特征并非绑定在一种呆板的建筑类型上，而是顺应了“变化”的潮流，从而时时创造出不同的城市意象。位居区域经济的要路，并依托于线性延展的繁庶水岸，近代的芜湖慢慢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兴城市。相应的，自此以往它有了并行的两种意义：一种是大写的传统区域中心，服从政治与行政，是难以直击的“想象性的环境”，随着历史变迁几近埋没；另外一种就是江上的旅行者和外乡客所看到的，沿着青弋江—长江沿岸繁忙的商贸而线性展开的图景，在开阔的天际线中，城市既有大致确定的所止，也分明“历历在目”。

更加栩栩如生的故乡的故事，要等到“新”“旧”交集的时刻才能浮现，对于如诗如画的、新的“都市景观”实质的冷静观察，也只有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眼睛，不加溢美的无情评论。在这个意义上生长起来的观看城市的不断更“新”的角度，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旧”中国的嘈杂样本，生机勃勃，但是难免粗糙、不确定和混乱的“新”的日常。在最初，这种两分的“新”和“旧”往往意味着殖民者和本地人的差别，也意味着“变化”和“停滞”的分野，当中国只能扮演那个落后的角色的时候，它的景观也被赋予了这种消极的意义——可是，这种观看永远不是单向的，被看的也会成为观察者，被假定为惫怠、迟滞的观察对象会成长为新的观察者。

这种看与被看，主/客的转换，意义的埋没和发现的游戏，现在轮到了本地人自己了。

上个世纪末至今的中国大开发，让芜湖续写了“对外开放”的故事，本来就是异军突起的小城，成了安徽省最重要的经济枢纽之一，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一个世纪以后，现在“新”和“旧”隔着水岸掉了一个个儿：世纪之交的“新”，就像在壮丽的天际线上崛起的摩天楼一般，已经是岸上的现实；走向世界再不必通过江中的军舰和轮船，原本象征着变化的河流被冷落了，反而倒过来，成为滨水楼盘看风景的对象。可是，这种“新”的都市景观一开始便蕴含着某种危机，一切回到了它问题重重的原点—“现代”最初带来的病毒，有可能在本地的肌体里变异成新的疾患，与此同时，“现代”舶来的意义，也并未在本地的风景里落定。

作为到达水滨城市的第一站，荒滩上的传统船坞本不大事声张，如果它不贴近森严的壁垒，那么一定会躲藏在缓坡下面，或是隐身在密密层层的芦苇荡中，轻易不透露身后城市的秘密......然而，在当代的水码头，这种情形无疑已改变了，新的城市形象通常直接等同了“开放”的视觉，“自然”和“人工”面对面，就好像能创造出黄金般的利润。古典的水岸是落后、原生和含蓄的，现在，一切都因“进步”而人工化、直抒胸臆，一个来访者进入一座城市不再有断然的边界，相反，他看到的是类同于“××人民欢迎你”的横幅和景观，在江岸边，一切似乎都在大声说着：“我在这里......”

尽管生态学家告诫说，有水的地方难免就有蚊子，砍掉了树的广场也难免冬寒夏炙，但是，城市的时髦都喜欢洋景观的“亲水”和空阔，却不考虑和真正的“自然”作对所带来的麻烦。这样建造起来的硬质城市水岸，通常有着僵化与刻板的建筑层次，毫无例外，通过在波光中倒映的霓虹光影，它们都把人的喧扰直接推向城市的前台......

“玩鞭春色”景点今貌

让我们再回到曾经以“水乡”自况的芜湖。在水滨空旷的当代广场，“人家尽枕河”的亲密意义已荡然无存。可是开放的视觉并不意味着当然的透明性，相反，在城市的边缘向后无限推展，你的眼睛终究会被什么东西粗暴地阻断，经过精心修饰过的、常常花里胡哨的“都市景观”，依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边界——这边界实际上是一堵新的城墙，妨碍了人的心灵向真正的景观开放，就像电视节目妨碍了大家走出室内的世界，手机让人难以抬头看路。如此“都市景观”，加上被后现代理论家们溢美了的“立面建筑”，使得“××江岸改建”这样的“形象工程”永远只是绕着一道墙皮打转，心安理得。它省略了那些高楼后面衰败无望的街区——当你不再只是躲在舒适的小汽车里通过漂亮的大街，而是步行深入每条小巷时，你才会意识到，一个城市真正的环境事实上会有多么嘈杂，可以多么远离那些广告牌上粉刷起来的世界。

——“都市”不曾真的改变时，“景观”便也枉为。这种全知全能的、“开放”的城市图像，包括粉饰——新的古代的图像，把真正的感性逼入了绝境，声称“和世界接轨”的图像反倒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按照凯文·林奇的看法，把(视觉的)“解放”和(城市居民的)“自由”等同起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缘于混同“所见”和“所知”的错觉。在城市中辨认前途的同时，人们其实是在不停地审视自身，审视他们和城市的关系，这种积极认知的过程不单纯等同于图像的制造，“城市的意象”同时也应该是“可意象性”(imageability)。面向传统、乡土和理性，林奇理想中的城市应该使人轻易“识途”(wayfinding)：“可意象性”的五要素，基于一条有意义的“路径”(path)，清晰界定的“边际”(boundary)，暗合于地理人文的“区域”(region)，创生出节奏和变化的“节点”(node)，以及总领全局的“地标”(landmark)——为当政者所最看重的城市“形象”，实在只是五个要素协同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唐克扬 摄

一个富于“可意象性”的都市景观应该是像真正的景观那样充满生机，并可以随性游历其中的。景观的美学本不是问题，“成问题”的在于，这种对于特别城市形象的期待，将导向城市和它的居民间呈现如何的关系—现代人的两难在于，他们不仅要成为骄傲的审视者，同时也要忍受被审视的尴尬，他们不仅会沉溺于那幅让人“热血沸腾”(20世纪初期芝加哥的规划者丹尼尔·布南姆的名句)的城市全景图画，同时，因为“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们也会纷纷后退到如今唯一可以信赖的“感性”或者“功能”。

与前现代南方小城中那座不大能登临的塔不同，与实心的北京城墙和只起装饰作用的虚假立面也不同，现代的湖畔大厦或是水滨广场，不再仅仅是导引船夫和进香者的地标，而且也成了簇满无奈生灵的鸽子笼和收容所——理论上，高耸的摩天楼或是开阔的空地，都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看到”他们的城市：住得越高，越接近于想象中的上帝之眼，或者是谷歌地图上的卫星照片，离嘈杂拥塞的街区越远，“如画”的城市天际线就越容易呈现。可悖论是，越往上去，越往后退，这座城市终究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

——事实上，当你领略了这座城市的全景时，你早离开了这座城市，不再属于它。人看城市，城市看人，人看人......在这种错综的眼光里，寻求像长安那样神圣城市的意义已不太可能，即便离拥挤的人群远一点儿，也并不能回到古城边际的“空”，为了能再次“进入”城市的生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捂住眼睛，放弃那种庄重而单一的观看，“跟着感觉走”；可是，一旦睁开眼睛，目光所及之处，还是需要什么来投射与面对，只不过平板的宫殿大墙，现在变成了遍地流淌的、使人应接不暇的形象—这一切，成了一场“肉身”和“心眼”之间纷乱的搏斗，前者徒有感受却表达不了自己，后者始于形象也只能终结于形象。

休谟说，人生由习惯与信念决定。如果习惯是自上而下，从前往后所约定的，受到你的周遭制度、公约和风尚不可抵御的影响，那么信念还属认定的、能动的东西，在这里具体而微的日常，而不是照本宣科的仪式，才扮演了最重大的角色。如果说，必在所知、所感和所见之间寻一条现实通道的话，对我而言，城市首先意味着主观，纵使这种主观有时意味着以偏概全——由切身的感受出发，彰显一个人之所见，最终有可能导向真正的有关世界的知识。在别处我提到过，写城市是很难不以偏概全的，但盲目和迷失有时不无道理，哪怕极端而荒谬，你无法指责一个人对他置身城市的感受是完全“错误”的。为“典型”的城市经验，尽管经年日久的物理“类型”(type)奠定了不容易改变的基础，我感兴趣的城市历史，不是为了得出一律性的指南，而是试图表现超乎普遍法则之外的复杂性。对于我写过的绝大部分城市，我都有着切身而实在的体验，借助个人化、地方性的视角，城市“目前”的意义得以表达。

我并不想夸大这种个人体验的价值。具体的城市经验中有“我”但又无“我”，它只是为了解答“我们”之难。“我们从哪里来？”的话题，似乎早被回答清楚了，只是答案有点扫兴——“山川城郭都非故”。讽刺的是，就连“我们将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也一并在像素化的城市，现代性的景观中“解决”掉了，准确地说，是西方人丢下的打量城市风景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他们城市遗留的建筑开启了新的问题。“眼见为实”，那些更为确凿的晚近上岸的“遗产”，扫清了它在江边的竞争者。如E·M·福斯特所言，我们——当地的人们，也久已忘记了早先“那些寺庙的庄严和起伏的山脉的美丽”。

在我的家乡，英国人的江海关建筑在长江边伫立已经很久，它成了原先那座宝塔的有趣伴侣。那是一幢乔治式的红砖塔楼建筑，是这座小城中建起的第一批西式房屋，通过“缙绅化”式的修缮，如今又恢复了最初的面貌。按海船报时法，它的自鸣钟一天二十四小时叮叮当当地敲响，奏的是英国钟曲《威斯敏斯特》—钟楼至关重要，它建立了全城人都可以感受的公共时间，要不然，一切“看上去”，就该和宝塔，甚至漓江畔的山峦没什么不同了。

确实，这殖民者的赠礼不仅是用来“看”的。按照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逻辑，高高钟楼上带有刻度的钟表，将把这港口的吞吐量转化为可以具体度量的东西，随着分分秒秒指针的移动，如今人们能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永恒和须臾，不是晦暗亭台中的暮鼓与晨钟，而是时刻变化的生活境遇和经济现实。

这一切或许不是偶然，从钟楼再掉头来看这既古老又陌生的“都市景观”，便不是回溯，而是前瞻，因为所有的改变正是由此开始。

唐克扬，建筑师、建筑写作者，曾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获设计学博士。现供职于清华大学。

著译有《从废园到燕园》《长安的烟火》《活的中国园林》《癫狂的纽约》（译）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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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芜湖：寻找故乡和风景》为作者唐克扬关于故乡芜湖的一部文化随笔。 全书记录了芜湖近代以来城市演变的历程，呈现了作者对芜湖城市发展、变迁以及规划的思考，其中既有充满感性的对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回忆、观照与考察，也有从学术角度对芜湖自近代开埠以来在外来冲击下城乡地理关系演变、人文风情流转的研究，还有从哲学思辨角度对现当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下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应当如何应对的探讨。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学识，将芜湖这座江畔城市作为观察古今中外城市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和个案，以小见大、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