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本质：三位经济学巨匠对不确定性的思考

文：李辉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来源：复旦商业知识

文章已获授权

2023年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往前数140年，1883年，诞生了两位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巨人——凯恩斯和熊彼特。往前数300年，1723年，亚当·斯密诞生了。更巧合的是，凯恩斯与斯密竟然同一天出生，只是中间隔了160年。

今天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出生年月，更关键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划时代思想——不确定性，以及这一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企业的本质在于其对经济体系的贡献和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更是一个承载着创新、生产和交换职能的组织形式。企业的存在使得创新成为进行时，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创造了就业机会，并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与企业紧密相连的便是不确定性这一概念。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现代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环境，其中不确定性成为主导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并非简单的风险，而是包含了无法准确预测的多种因素，如市场波动、技术变革、政策调整等。企业需要在这个动态的环境中灵活应对，不断调整战略和经营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在现代物理学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奇点，它是大爆炸之前宇宙的存在形式。类似地，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奇点是“不确定性”，它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稀缺”。对于企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它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决策过程、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策略。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位巨匠的思想要义出发，逐步深入地解读“不确定性”。

三位巨匠的思想要义

这三位经济学巨匠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价值，都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看法，暂且按下不表。经济学共同体对于他们在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却有着高度的共识。

斯密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市场机制类比成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有效地协调起来。以这一理念为核心创作的《国富论》，不仅标志着现代经济研究的开端，而且对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熊彼特独具慧眼，将现代经济发展的源泉追溯到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活动，甚至他认为，正是这些创新活动的存在弥合了日益严重的劳资矛盾。他阐发这一思想的《经济发展理论》，成功地将经济学从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拓展到动态分析，并且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源头活水。

凯恩斯把宏观经济的衰退归因于公众的“动物精神”或者说“非理性预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全面地更新了人们理解现代经济系统的视角和方法，现代宏观经济学也从这一颗橡子开始，在短短数十年里快速成长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

硝烟弥漫的思想战场

这三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巨匠，却在经济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不是夸张之论，阅读他们的经典著作仍能感受到思想的张力和激烈碰撞。

1.“ 看不见的手”与“前定和谐”：斯密体大思精的肇始之功

斯密的经济理论中贯彻着“小政府”的理念。他认为政府只应提供良好法治、国防和必要公共服务，不应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理念植根于“前定和谐”论，即上帝或自然界天然地赋予社会和谐属性，对此人为设计的秩序渺小可笑。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也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保持戒心，担心其破坏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协调功能，损害社会福利。

2.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对斯密传统的批评和对现代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使他的创新理论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场实质性革命。他认为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不断地“发展”，发展的核心是创新，而实现创新的关键是雄心勃勃、敢闯敢干的企业家。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充分应用和拓展，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石。

3.“ 动物精神”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革命

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始于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长期失业和低增长的认识。他发现单个市场的微观思维不足以理解宏观经济波动。在新的理论视角下，他认为即使市场机制运作良好，也会内生经济衰退，根源在于由“心理规律”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他的政策主张是由政府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通过对这三位经济学家的思想要义进行比较，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不同经济学派对企业的本质和经济发展的理解。每位巨匠都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向。

企业的本质与不确定性的基本应对策略

在三位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者的思想中，虽然存在激烈的冲突，但它们都源于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的本质

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别的清晰表述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奈特。奈特在他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不确定性可以分为风险和狭义的不确定性。风险是指人们虽然不知道一个事件的确切结果，却知道其概率分布。而狭义的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们对事件发生的概率一无所知。本文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即指的是奈特所定义的狭义的不确定性。

与一些人的观点不同，不确定性并不描述外部世界的客观属性，而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相对于我们所在的巨大世界和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大脑和认知能力有限，能够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也相当有限。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能够感知的微小世界；在时间维度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历史，看不透现在，更无法猜测未来。

尽管我们必须基于有限的认知对形势进行预测并做出决策，但由于这些决策是建立在微弱认知基础上的，因此我们的行为经常会出错。如果我们只面对风险，问题相对较容易解决：保险市场等机制可以应对。但人类社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呢？

2. 以发展换安全：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

对于拥有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历史的民族而言，应对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发展换取安全。相较于传统的渔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对抗不确定性方面。历史博物馆中最早展示的往往是陶制容器，这些器具在农耕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容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用于储存食品，这种储存技术有助于社会更好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面临歉收或打猎失败时，储存的余粮便成为生命线。

为了减少自然和社会内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传统农耕文明不仅仅依赖于储存技术的发展，还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多种多样，虽然在不同朝代有所差异，但基本核心是减少变化可能性，即使要对民间创新进行系统性抑制也在所不惜。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是一部抑制变革和创新的历史。在这种制度约束下，社会结构自然变得较为简单。圣人的言论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传统文化中被奉为圭臬，原因在于这种社会缺乏变革，孤立而封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动地剖析了这种缺乏变革和孤立的乡土社会。

这种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乡土文化观念对商业文明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商业文明不仅意味着参与交易的各方有权根据判断做出决策，而且可能产生新的商业和社会组织。商业文明的发展还会引起更多的语言和思想交流，从而引发思想的多元化。对于习惯于农耕的乡土社会来说，这些变化过于复杂和多变。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根据个人意愿行动，而整体秩序何在？传统农耕文明对商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多元的民众思想采取几乎是本能的敌视和抑制态度。

企业的本质与三位经济学家的思想

1. 不确定性、个体理性与社会福利：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颠覆了传统观念，展望了一个人人为己但总体高效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每个人的知识有限；也没有人是大公无私的，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在这个看似自私的环境中，斯密认为，私有产权、价格机制和竞争将确保市场能够准确提供关键信息和激励，从而保障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斯密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因为市场已经能够足够好地解决问题。

2. 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根植于不确定性这一关键约束。他的理论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这是人类社会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深刻思考。企业家是那些在不确定环境中看到机会的人，他们通过创新获得成功。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3. 不确定性、非理性预期与经济波动：凯恩斯的“动物精神”

不确定性是凯恩斯革命的思维起点，他在《通论》中批评了始于斯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凯恩斯看来，不确定性和由此产生的非理性预期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源。企业家作为投资决策者，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需要依赖成规或惯例来做出预期，但这种非理性的预期使得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以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和预期导致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思想强调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中的关键作用，而这在后来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被忽略或简化。

最后的总结

当代经济学强调理论的演绎推理，其中一个基本特征是所有结论都隐含在假设前提中。如果一个理论在先验假设中排除了不确定性，那么市场变得无关紧要——斯密的理论就失去了意义；企业家和企业也就变得多余—熊彼特的理论也将失去其独特的价值；同样，政府干预也就显得不必要——凯恩斯的理论也会失去其实质性的贡献。

然而，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济思想才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不确定性赋予了市场机制意义，使其能够在个体追求私利的同时实现整体效益——这正是斯密思想的核心；不确定性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动，为社会创造了非同寻常的价值——这正是熊彼特思想的核心；不确定性使得政府在经济波动时进行干预成为必要——这正是凯恩斯思想的核心。

然而，尽管这些思想家提出了深刻的理论，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他们的思想往往被简化或者扭曲。新古典经济学派作为斯密思想的继承者，在接受数学语言的同时放弃了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前提，而选择了“信息完全”或者“完全理性”的假设。内生增长理论作为熊彼特思想的继承者，同样在采用数学语言的同时抛弃了不确定性这一前提，使得对增长的讨论更多地关注增长的表现而非其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也在引入数学语言的同时舍弃了不确定性和非理性预期的假设，而采用简化的总支出-总收入模型中的外生投资。因此，回顾那些经典的思想，将它们看作熠熠生辉的财富，而不是陈旧皇历上布满灰尘和蛛网的理论，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今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