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姚洋：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思考

来源：北大国发院（ID：nsd-pku）

导语：面对美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关于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思考。我们身处于一个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处于转型期的时代，这无疑带给我们诸多困惑。一方面，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潜力巨大，我们在诸多领域正赶超甚至引领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免感到些许迷茫，对许多方面难以看清。

因此，我就四个方面的内容与大家进行交流，并试图给出我的观察和理解。

基于数据去理解国际环境与脱钩论

对于国际环境，许多人持悲观态度。很多人都注意到，美国似乎在围堵我们，一些“鹰派”甚至提出与中国彻底脱钩，欧洲则寻求“去风险”。此外，乌克兰和平大会举行，中国未参与，使得一些人担忧中国是否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永久排除在外。

我认为，这些担忧往往是情绪化的，并非基于现实。经济学家擅长依靠数据说话。数据表明，世界不仅没有与中国脱钩，反而更加依赖中国。以出口为例，这是经贸联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疫情之前，中国出口占世界比重为12%，疫情后上升到14%。2023年虽略有下降，但全球出口量都普遍下降，且其他国家的降幅甚至超过中国。因此，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并未下降。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口增长已达7%左右，这一数字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为何世界离不开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成本低。

有人会说，你只关注全球数据，为何不看看美国？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只关注欧美，世界还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认为如果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不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矮人一截。事实上，一个产品卖给美国人和卖给非洲人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卖给非洲人的效用更大，生产力更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平视世界”，但很多人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审视中美贸易关系时，不应仅仅关注中国直接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量，尽管这一数据在去年下降了17%。还要注意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中国产品的含量实际上在增加。这一增长的原因在于，中国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国家，再从这些国家出口到美国。若仅从直接出口数据看，这一比例确实较低，甚至低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但是，若依照原产地原则进行考量，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中国的成分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2018年的20%上升到了约25%。

这一现象揭示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并质疑了“脱钩”策略的实际效果。所谓的“脱钩”并未真正实现两国经济的完全分离，反而促使中国企业加速向海外转移。

这种转移对中国而言具有多重益处。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通过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不仅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也为中国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因此，这种趋势对中国而言，利大于弊。

关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与中国的发展态势，有几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关于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言论，尽管美国政府对其国内企业投资中国施加了诸多限制，但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增长势头自两国元首会晤以来却异常迅猛，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这表明，尽管美国国会中的某些政客可能持悲观态度，但各州政府却欢迎中国投资，因为这将为其带来GDP增长和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被误导，不应轻信“世界都在抛弃中国”的言论。

其次，在讨论欧洲对中国的“去风险”策略时，常有人将其与“脱钩”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以我去年访问的一家德国芯片制造企业为例，该企业响应欧盟号召回归欧洲投资，这是其“去风险”策略的一部分。当被问及如何实现“去风险”时，该企业表示，在中国的生产线不会关闭，因为其在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份额，但他们同时计划在欧洲和美国建立新的工厂。这种策略实际上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当被问及欧洲工厂生产的芯片将销往何处时，该企业表示将主要卖回中国，因为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规模庞大，对芯片需求巨大。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不是简单地与中国市场脱钩。

再者，关于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结果并未如其所愿。相反，这种打压反而促进了中国技术的进步。例如，华为即将生产5纳米芯片，这标志着中国芯片自给率的不断提高。尽管这一过程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美国的这一行为实际上导致了“双输”的结果。原本这些芯片我们可能无需自主生产，但现在却不得不进行自主研发和生产。

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技术的前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我们均处于世界领先的第一阵营。

近年来，即便我们常常对基础研究现状表达不满，但事实上，这些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稳居各类排名前15。这一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学者的论文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一重要指标上的提升。“自然指数”衡量的是Nature高被引文章的数量，中国在这一指标上已经超越美国，且趋势未见减缓。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仍存在的落后方面，但总体上，我们至少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了。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用“清场式领先”这样的说法，但这正是数据的体现。这也是为何美国现在打压中国的原因。20年前，美国并未如此打压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实力与其相差甚远；而现在，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情况已然不同。这并不是说世界正在远离我们，而是世界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这是中国进步的必然结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就是适应。就像美国人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们依然自信地面对世界。我们也应如此。

调整金融源于担心实业空心化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期。这一调整从2010年开始，标志着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经济领域不断调整深化，几乎每两年就会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或策略，如“新常态”强调适应中低速增长，“去产能”针对钢铁等污染产能的淘汰，以及“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均旨在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然而，这些调整主要依赖于企业和社会自身的调整意愿和行动，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尽管如此，政府的政策导向和信号对于企业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降低全社会金融化程度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18年起，我认为全社会正呈现出一种金融化程度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与随后发生的深度调整密切相关。为何会有此结论？主要是因为观察到我国正致力于追赶的对象——美国，其产业空心化的主要成因便是过度金融化。这一观察与分析是准确的，美国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

为何美国会陷入全球金融危机？其背后原因是大量的顶尖人才被华尔街所吸引。过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生的理想是成为通用电气（GE）的工程师，哈佛毕业生曾经以服务国家为首要理想，然而，如今的名校毕业生却更倾向于在华尔街工作。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被金融领域所主导的现状。我多次访问美国，与华尔街人士交流时，他们普遍表示美国经济状况极佳，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然而，与普通美国民众交谈时，却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糟糕透顶。我个人认为在11月的选举中，特朗普将会再次当选。这一预测的依据在于，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财富的大规模转移，从社会底层民众手中转移到华尔街精英的手中。金融行业的过度发展导致了制造业的萎缩，产业逐渐空心化，这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美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自2018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去杠杆策略，这是一项坚定且有力的政策调整。虽然去杠杆的具体影响在此不赘述，但其方向明确，方法策略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和反思。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的实施方式可能显得过于严厉，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必要政策的地位。在去杠杆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深度的经济结构调整，这其中也包括金融业自身的调整。金融业正面临严格的监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监管力度。金融业降薪措施的实施，并非出于惩罚，而是为了降低金融业的吸引力，鼓励更多人才投身于创新和制造业。

房地产作为居民和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金融化程度过高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不仅占据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也导致许多企业的资产过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此外，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累积也是金融化过度的表现之一，这种过度借债的行为已经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说，2018年以来的深度调整使得许多企业和个人感到不适。过去，我们可能像穿着宽松大衣一样自由行动，但现在，我们需要穿上紧身衣，按照更加规范的方式行事。虽然这种变化带来了不适感，但这是必要的，也是我们走向更加稳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政府并未采取所谓的“大招”进行干预。

观察当前市场，有两个重要部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政府并未采取大规模干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行业。自2021年起，房地产行业开始接受整顿，这是人为的调控措施。尽管有人预测房地产行业将崩溃，但根据数据和实际情况来看，2021年并未出现明显的崩盘迹象，尽管确实存在房价猛涨的现象。于是在6月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措施整顿房地产行业，实施了所谓的“三条红线”政策，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格的监管。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房地产行业已经连续三年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最新数据，今年5月份房地产行业又下降了20%。这种下降态势意味着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深度的调整。回顾过去，2021年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面积为18亿平方米，而去年则减少至9.6亿平方米。今年前五个月的销售面积仅为3亿多平方米，按照这个速度，预计今年全年将销售约8亿多平方米。这一数据表明，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已经相当深入。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于房地产市场，原先预测的稳定期房屋销售面积应在10亿到12亿平方米之间，然而目前显然出现了过度调整的情况。政府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放宽限购政策和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等，但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普遍观点认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需采取更大规模的措施，如购买大量存量房。然而，政府选择渐进式政策，可能是为了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再次过热。预计最终房地产市场将稳定在约10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且其中可能包含大量保障房。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关于地方政府负债的数额存在多种估算，具体真实数据尚不得而知。从较低的估算来看，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负债约为40万亿，然而也有更高的估算达到100万亿。即便以100万亿这一数字来看，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一负债水平也并非不可承受。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例约为100%，而美国政府的负债早已超越这一水平，日本政府则更为突出，其债务规模达到了GDP的3.5倍。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虽然值得重视，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在审视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时，我们发现其存在一个显著问题，即大部分债务为商业性债务，因此需要加以控制。此外，由于疫情期间政府支出激增，导致地方政府赤字达到4.2万亿，其中主要为企业债务。加之当前经济形势不佳，税收收入难以达到预期，地方政府资金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然而，政府在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调整。中央政府倾向于消化现有债务存量，并控制新债务的增长，以维护经济调整的成果。

尽管房地产与地方债的困境对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其合计占GDP约35%，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调整是必要的。从我个人的解读来看，中央政府旨在通过短期的经济阵痛，换取长期更为健康的经济环境。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当前的经济调整政策，以期实现更稳健的经济增长。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如何提振国内需求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鉴于地方政府债务已得到控制，并且因严格的债务管理而减少投资意愿，单纯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来提振需求显然不再可行。尽管中央政府发行了一万亿特别国债以支持地方项目，但地方政府提交的项目数量却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于严格的财政纪律，以及地方政府在资金筹措上所面临的困境——即便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也往往不足以覆盖全部所需，地方政府仍需通过市场来融资，而这在当前环境下显然并非易事。因此，中央政府的重点已经转向促进居民消费，通过“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刺激消费需求。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的核心战略仍然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制造业发展。为此，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旨在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将其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不仅是对未来的规划，更是对当前挑战的积极回应。

在与美国人的交流中，他们经常提及中国国内消费不足，并期望中国能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然而，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如试图与中国脱钩和打压中国的科技进步，无疑给中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超越美国。

面对这样的外部压力和挑战，中国的回应是坚决而有力的。中国决定加大在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这既是对自身发展的坚定信念，也是对外界压力的积极回应。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追加投资，以实现技术突破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是中国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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