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收益 | 城投转型背景下如何择券?
城投转型,择券
尽管化债政策推进使得短期内城投债信用风险下降,然而,根据压降融资平台数量、推进城投转型的政策要求,部分城投会通过新增业务或者化解存量债务转型为非城投,从而使得偿债来源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非重点地区(根据是否为化债重点省份进行区分)城投转型的渠道更为通畅,相关主体信用资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本文从偿债能力、政府支持出发,并区分重点、非重点地区,研究城投转型后(即城投属性发生变更后)信用资质会如何变化,为择券思路提供参考。
在样本主体方面,为了研究城投转型后信用资质可能发生的变化,本文选取了有存续公募债的地方国有企业(2781家)作为样本,并根据业务特征分为四类,分别是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其中,投资平台主体仍涉及一定基建、土地整理等非经营性公益性业务,并布局了其他经营性业务(包含公益类、商业类),但尚未形成核心利润贡献,相当于业务仍在持续转型中,即市场普遍认为的类城投。
在偿债能力方面,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偿债能力最优,但个体分化较大,其中,公益类国企的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非重点地区公益类国企偿债能力要明显强于重点地区,而商业类国企区域差异有限,其偿债能力主要取决于自身经营。城投、投资平台自身偿债能力较弱,其中,投资平台仍在业务转型中,盈利、偿债能力与城投表现较为一致。整体来看,2019-2022年,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EBITDA/全部债务的均值分别为1.5%、2.1%、7.6%、8.1%。分区域来看,2022年非重点地区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EBITDA/全部债务分别为1.3%、1.9%、7.8%、6.9%;重点地区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EBITDA/全部债务分别为1.1%、1.4%、2.2%、6.2%。与此同时,我们以能覆盖正常融资成本(约4%)为分界点, 2022年重点地区公益类国企EBITDA/全部债务超过4%的主体数量占比仅为36.1%,EBITDA/全部债务小于0%的主体数量占比为36.1%;非重点地区对应比例分别为66.1%、15.5%。分行业来看,公益类国企中公用事业类主体偿债能力要强于交运类,商业类主体中房地产、轻工制造、休闲服务、综合行业内主体偿债能力弱于其他行业。
在政府支持力度方面,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均能获得较大力度的政府补助支持,并且补助主要来自本级政府,补助持续性和落地情况取决于地方本级财力状况。2020-2022年,城投、投资平台、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政府补助占比(即“(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利润总额”)的均值分别为72.4%、64.2%、32.6%、13.6%。
在业务建议方面,第一,非重点地区内、地方本级财力强区域的公益类国企(尤其是公用事业类主体)整体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较优,信用资质较为稳定。
第二,对于城投、投资平台,由于其业务可能发生转型或在转型中,信用资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大,需要重点甄别其业务转型方向和所属区域财力:
一是选择非重点地区内、主要从事非经营性公益性业务(基建、土地整理、保障房等)并且较少布局业务转型的城投,其快速转型为非城投的概率较小,在化债“省负总责”的政策要求下偿债风险较低,但需要关注此类主体缺乏增量融资需求,可配置的存量债规模将会收缩;
二是选择主要转型经营性公益性业务的主体,优选地方本级财政实力强的区域(补贴主要来自于本级而非上级政府),此类主体经营性公益性业务日趋成熟后,偿债能力有望改善,并且政府补贴有望推动其经营性公益性项目达到合理收益水平,地方财力为政府补贴落地力度提供保障。
第三,对于向商业类业务转型的主体和商业类国企,其偿债能力分化程度高,需要精选优质企业,并且谨慎选择房地产、轻工制造、休闲服务等行业或大量布局相关业务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城投可能缺乏从事产业类业务的经验,尤其是成长性新兴产业进入门槛往往会较高,转型布局商业类业务后政府支持力度也会下降,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偿债风险,这也是投资平台在业务转型中、未形成核心主业时盈利、偿债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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