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吴敬琏老师，生日快乐

今天是1月24日，是吴敬琏老师94岁生日，祝老师快乐。

已经好几年不见吴老师，最近一次相约是2022年12月初，原本已经约好了时间，结果临出发前，周老师告诉我，“养老院也破防了。”只好作罢。今年1月中旬，马国川兄去拜访吴老师，发我照片，聊慰思念。

我写《吴敬琏传》是2010年，记得书稿下印厂前，我请吴老师在扉页写一句题词，他手写：“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十多年以降，重读此句，言犹在耳，道远任重。

这几年，网上时不时转出一些吴老师的文章，打开一读，大多是很多年前的言论和观点，只是句句击中当下时局和人心，可见“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呼唤，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

以下文字，摘录自《吴敬琏传》的最后一章“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和后记，我略做删节，今日重读，竟不觉时光的流逝。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在过往的人生中，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几十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

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

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

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优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半个世纪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价值观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见证或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

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得失利弊留待后来者细研。

我研究吴敬琏，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一个人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的启示。在吴敬琏身上，我不但看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生命，更目睹了几代中国人寻找经济自由的漫长轨迹，重温了改革者的所有欢欣、苦恼与彷徨，触摸到了中国变革“与生俱来”的特征——它的民族性、惯性及变化的种种可能性。

在他的身上，似乎流淌着一个神秘的传承。他的伯外公是清末“保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个事件直接诱发了颠覆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他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邓季惺，《新民报》的女主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大侠”。青少年时的吴敬琏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吴敬琏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里聚集了一批同样年轻而充满了激情的青年学者。然而，让人叹息的是，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青春与这个国家一起陷入混乱的漩涡。吴敬琏与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思想家——顾准和孙冶方有过近似传奇的交往，他们在去世前都把遗作的整理工作交给了这位清秀而善于思考的后辈。

从47岁起，吴敬琏才真正进入学术的爆发期。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其后的岁月中，吴敬琏以他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

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做口述史期间，有一次，摄影师来为吴老拍照片，一行人走在中欧安静而优雅的草坪上，我很感慨于时代的奇妙。一代人或许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脉传承，曲折微妙，却从不改倔强的本色。中国之未来，不在于有多少机器、多少黄金、多少高楼，却在于我们每一代有怎样的人，100多年来，那条独立思想、追求国家复兴的血管还在热烈地奔流，这大抵是最伟大的希望。

最后，我必须还要记录一笔的，是镜头外的一个镜头。

回想1950年代的某个日子，两位风华青年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彼此有过怎样的承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从来未曾分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宛若一个经历风雨，却从未破碎过的中国童话。

吴敬琏老师，生日快乐。周南老师，身体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