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到东莞找答案

1989年，17岁的王馨从河南南阳老家到东莞一家港资玩具厂当女工，几年后，她的哥哥和弟弟也前后来东莞打工。三兄妹开了一个小的贸易公司，到各个工厂去回收使用过的钻针，八毛钱进货，清洗和再加工后，三块钱卖出去。

有了第一桶金后，2002年，他们创办鼎泰，开出了自己的工厂。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鼎泰在微型刀具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为全球第一，王馨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022年，鼎泰高科在创业板上市。

吴老师与王馨（左）

4月10日，我去鼎泰调研，向王馨提出了几个问题：

◎ 经济下行对你们的影响大不大？

◎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逆全球化的冲击？

◎ 你们如何保持产品的竞争力？

◎ 东莞最吸引你们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易耗型的工业中间件，鼎泰的产品受到了行业波动的影响，去年，鼎泰的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微幅下滑，今年一季度开始企稳。

在当今微妙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大厂商对中国产品的不友好，也影响到了鼎泰。“一些大品牌厂商要求它们的代工工厂不得使用来自中国的配件，包括象鼎泰这样的工具型产品。为了应对，我们在泰国开办新厂。”

吴老师看鼎泰的钻针

“国内市场也卷得要命，同一款钻针，十年前的售价是20元，现在是1元。我们必须研发更具精密度和附加值的产品，并不断拓展我们的服务领域。今天，鼎泰仍能保持40%左右的毛利率。”

我在鼎泰的工厂还看到，在王馨弟弟的带领下，工程师们正在研制具有自主产权的机床，不但自用，还出售给上下游的同行。现在，鼎泰自研的机床基本上能替代欧美产品，不但能保证质量，更在性价比上远远超过同行。

1992年，我第一次到东莞调研，课题是《东莞的贸工技模式：从“三来一补”到外向型工业》。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先后去东莞的次数已经算不清楚，起码超过二十次。2019年，我拍摄《地标七十年》系列纪录片，选择了铁西区、中关村、深南大道等二十个经济地标，其中就包括了东莞厚街。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一直将东莞视为观察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本，它的激荡起伏和转型阵痛，都带有强烈的趋势性意义。

过去四五年间，我调研较多的是东莞的大型企业，如马可波罗、慕思和vivo等等，在它们那里，我目睹了在智能化浪潮下，传统的制造工厂所发生的生产线革命以及科技和品牌迭代。

在我的理解中，现在炙手可热的“新质生产力”，既包括芯片、新能源及医疗医药产业，同时也呈现为一张床垫、一块瓷砖的焕然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在后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创新更具有广谱的辐射意义。

此次走读东莞，我在南方日报记者们的推荐下，调研了几家专精特新企业，又对东莞产业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的东莞有3028家专精特新企业，其中170家国家级“小巨人”，数量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高新技术企业约1.01万家，数量为全国地级市第一。

在调研中，给我留下最深的一个印象是，这些专精特新企业不但在工业中间件的生产和研发上具备了国际级的竞争力，同时，它们在各自领域的深度穿透和基础型研发上，取得了不为外界所知的进步。

我此次调研的另外一个专精特新企业是生产工业油墨和光刻胶的炎墨方案。创始人李明辉原本在一家日本与台湾合资的工厂任职，2013年独立创业，目前不但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解决了一个细分行业的“卡脖子”难题，他更向油墨的树脂原料研发上拓进，在全产业的掌控上，领先于日本同行。

吴老师与李明辉（左）

在鼎泰和炎墨这两个企业身上，我们目睹了中国公司在“板凳深度”上的努力。从贸易代工、模仿跟进、成本优势，到模具、机床、精密零部件、工业软件及原料研制，以东莞为代表的民营制造业企业，正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基础的构筑力量。

此次走读东莞，有两个问题，我会反复问及。

面对民营企业家，我问他们：“东莞最吸引你们的东西是什么？”

面对地方官员，我问他们：“你们凭什么留住东莞的企业家？”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主题的两面。

王馨和李明辉都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企业发展到今天，鼎泰和炎墨都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发和制造闭环，在东莞或不在东莞，都不会决定性的影响发展。而且，他们都已经并将继续加大出海的力度。

“不过，我们不会离开东莞。”他们坚定的说。

因为，这里有全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

1979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到东莞调研，他发现这个县的政府大院里有一个叫做“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一个屋子里，十多个部门排排坐，港商来投资，一张合同挨个盖章，个把小时就完事了。这是中国最早的联合办公。

张五常

四十多年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东莞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小政府”，无事不扰，有事必复，努力为企业营造一个适合创业和生活的小生态。东莞由一个农业小县发展为万亿工业产值、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并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得益于数以百万计的新东莞人自强奋发、野蛮生长。

近一两年间，企业出海渐成趋势，面对挑战，东莞的官员们既有焦虑，也在进行理性的思考。在交流过程中，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

“企业出海对于东莞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防止外迁空心化，能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一是找到东莞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那个关节点和交互面，加大产业集群的中试能力、核心设备研发能力、高端零部件制造能力以及产业投资能力。企业出海有可能是东莞产业升级的一场压迫式转型。二是继续努力当好一个服务型的小政府。”

“我不自弃，人不弃我”，这句话，对于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大概同时适用。

我到东莞找答案。

在走读中，我明显感受到企业家们的群体焦虑，它既来自市场的激烈竞争，更在于宏观局势的不明朗。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信心、趋势和不确定性。然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家仍然保持着拥抱变化和主动革新的姿态。

在东莞看到的景象、提出的问题，以及答案的可能性，或许正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了人类众多文明的兴衰之后，得出了两个意味悠长的结论：

◎ 文明总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挑战越大，刺激越强。

◎ 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此言凿凿，与东莞诸君及所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共勉。